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苏联人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新闻公开性改革”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为苏联新生代领导人，他渴望有所作为，力图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深刻改革。
在经济改革遇到困境之时，戈尔巴乔夫又企图从政治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于是，一场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开始了。
为实现所谓的政治理想，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新闻舆论领域的“公开性”政策。这一政策伴随着戈尔巴乔夫走完了他作为苏联末代领导人的最后时间。
所谓的“政治公开性”，最早见于俄罗斯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政策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公开性”进一步深化，成为其上台后主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国策。
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雅科夫列夫的策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的“公开性”问题。不过，相较于列宁时期“有限的，有原则”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就变得无所顾忌了。
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成了政治民主化、透明化的代名词。他认为“公开性”应让苏联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历史空白点”。在此种口号的掩护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公开性一度演变为揭露苏联国家历史阴暗面的工具，他们利用现行政策的纵容甚至还伪造歪曲历史，给苏联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公开性”当然好，可一味的没有节制的公开只能让苏联社会陷入恐慌。
据资料记载，苏联政府为纪念列宁、捷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历史功绩，曾在莫斯科市中心树立起他们的塑像以供人们瞻仰。而等到戈尔巴乔夫宣布新闻舆论“公开性”改革开始后，在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里，这些象征着崇高理想的塑像被打翻在地，有的甚至被人损坏的面目全非，遭到疯狂地攻击和抹黑。
这是所谓的“公开性”吗？简直与暴徒的所作所为不相上下。
对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改革所造成的恶果，原苏联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卡普托有切实的感受。卡普托曾多次讲道：“公开性在党内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然而当这个口子一打开，就完全合不住了。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真实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成了西方攻击苏联的工具。”
正如卡普托所说的那样，“公开性”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权力口子一开，就彻底关不上了。没有人会愿意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买单，哪怕是雅科夫列夫之流也趋于名利约束，无法对江河日下的苏联新闻界做出明确规定，这是苏联后期的悲哀！
新闻改革曾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化”、“民主化”的重要窗口。可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邪路，或者说从一开始大方向就是错的，它最终背离了苏联国家的原则，导致社会舆论失控。
按常理来说，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准则，也是苏联国家新闻体制的核心。然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新闻改革工作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政府部门对新闻工作的“干涉”。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任亲信雅科夫列夫担任苏联中央宣传部长，负责新闻领域的改革工作。
不久，戈尔巴乔夫又亲自提拔他为新闻领域的负责人，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一上任就对苏联新闻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调整，排斥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安插在新闻学界的各个领导岗位，从而达到掌握新闻舆论的目的。
这实际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国家原则，致使苏联各地新闻部门上行下效、陷入混乱，助长了西方舆论对苏联的攻击。
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甚至通过《新闻出版法》，为苏联的“自由化”倾向大开绿灯。该法律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组织和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权创办舆论工具。这使得反对派掌握舆论工具逐渐合法化。仅在当年10月，苏联社会就涌现出700多家报刊。当然，这些报刊的出现可不是为了维护苏联政府的统治，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支持苏联各地的“民主派”和“自由派”。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苏联民众处于思想混乱、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新闻舆论的失控动摇了人们的国家主义信念，最终引发了苏联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