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这只隐伏多年、一直收敛着爪牙的猛虎，终于从他的巢穴中一跃而上，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权力之巅。
袁世凯像
当消息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时，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各大报刊纷纷登出文章，对袁世凯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在这些报道中，袁世凯被描写成为一个
“恶辣、残忍、老狯”
的恶人形象（
东京日日新闻《袁総統の當選》
），更有甚者，将袁世凯与
“董卓、曹操”
并列，直接将其当做了窃国大盗一类的人物（
国民新闻《大望成就：中華民國第一次大総統袁世凱の半生》
）。
日本媒体如此敌视袁世凯不是毫无理由的：1884年，在朝鲜“甲申事变”中，袁世凯就曾经带兵与朝鲜亲日派分子发生过正面冲突，此后，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宜”期间，他又大力加强对朝通商，并对日本在朝商人多加排挤。可以说，从此时起，袁世凯与日本政商两界就已经“结了梁子”。
然而，在日本媒体众口一词的“讨伐”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在袁世凯就任当天，日本《大和新闻》、《每日新闻》发出报道，在这些新闻稿中，袁世凯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诸如此类的专题报道，陆续又在日本《二六新报》、《东京周刊》等媒体上出现，而在这些报道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名字——青柳笃恒。
这位甘冒“日本之大不韪”，执着为袁世凯张目的青柳笃恒是何许人？
青柳笃恒，1877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中文名字叫做柳士廉，是日本老牌名校——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高材生。毕业之后，青柳笃恒又长期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高级知识分子。
早稻田大学
据青柳笃恒的学生安藤彦太郎所言，这位青柳笃恒在晚年执教期间，常常将这样的自我介绍挂在嘴边：
一位是日本“高知”，一位是中国枭雄，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何为会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呢？
一、
一段隐秘的旅行
1913年3月8日，在袁世凯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的推荐之下，日本著名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抵达了北平。此时的青柳笃恒，正是有贺长雄身边的一位“襄助员”。
有贺长雄来到中国，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作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将要负责协助中方起草一部新的宪法，也就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的顾问团 左二为有贺长雄
虽然有贺长雄在20世纪初的国际法学界享有盛名，但在袁世凯看来，你既然要为我打工，自然需要一段“试用期”——于是，有贺长雄在袁世凯这里谋到的第一份合同，时间只有短短的五个月。
“盛名之下无虚士”，事实证明，有贺长雄的水平和工作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在五个月时间里，有贺长雄不仅在宪法制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抽空写了一本名叫《观弈闲评》的小书，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宪政的看法，并得到了袁世凯的高度评价。
观弈闲评
像这样工作勤奋的专业学者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于是，1913年7月，当有贺长雄合同到期前，袁世凯便与他达成了续聘的协议。但在此时，青柳笃恒却悄然辞职，回到了日本国内。
青柳笃恒的离开，并没有引起有贺长雄的注意：在这位学者看来，像青柳笃恒这样的年轻助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在袁世凯及其心腹曾彝进的眼中，青柳笃恒的分量却完全不同了。在曾彝进所记述的《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中，曾经记载了一段极为隐秘的事实：
就在青柳笃恒辞职回到日本之前，他曾经给曾彝进写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中，青柳笃恒除了详细介绍自己的情况之外，还写下了这样的语句：
可见，此时的青柳笃恒，已经从有贺长雄的襄助员摇身一变，成为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名日本间谍。
从曾彝进的记述中可知，袁世凯对于日本间谍的挑选是相当谨慎的，那么，青柳笃恒为什么会得到袁世凯的首肯呢？
实际上，此时的青柳笃恒与袁世凯已经是旧相识了：1905年，青柳笃恒就来过中国做教育考察，在这一期间，他曾专门上门拜访过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此时再来中国，与袁世凯故人相见，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晚清时期的袁世凯
而且，青柳笃恒在青年时期曾经师从日本著名汉学家、书法家宫岛大八、中国驻日官员张浍等人学习汉学和汉语，不仅“通华语，解华文”，而且“娴华礼，谙华情”，这种稀有能力，使青柳笃恒具备了为袁世凯服务的先天条件。
此外，青柳笃恒一直奉行由早稻田大学校长、日本政界巨头大隈重信所提出的“支那保全论”，反对日本宗社党与满清遗老所鼓吹的复辟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与袁世凯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是他获得袁世凯信任的根本原因。
二、
青柳笃恒的秘密使命
回到日本之后，青柳笃恒随即展开了秘密行动，而他的目标正是袁世凯的心腹大患——中国兴业会社。
所谓中国兴业会社，是孙中山于1913年2月联合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集团所组建的中日联营的企业。这一企业名义上是为了便于筹借外债以发展中国的实业而设立，但实际上，它还是国民党从海外筹措活动资金的重要渠道之一。
这家公司甫一成立，就被一直力图打压国民党的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在孙中山与日方开始接触时，袁世凯就接到了其幕僚呈报给他的应对方案，其中明确表明“
若华人入股已占多数，且系彼党人主持，似应派人赴东设法破坏，务使其消灭而后已
”。
于是，在1913年6月21日，袁世凯的特使孙宝琦、李盛铎奔赴日本，开始着手破坏国民党与日本实业界的联系。而青柳笃恒则利用他与三井物产会社理事山本条太郎之间的旧交情，在双方之间牵线搭桥、上下活动。在他寄送给曾彝进的另一封密函中，青柳笃恒信心满满地表示：
而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各省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浪潮，孙中山作为“讨袁”旗手，正忙于组织南方军队，无暇顾及中国兴业会社的事宜。在这种情况之下，袁世凯趁虚而入，在当年11月邀请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织铁吉来到中国访问，并在北平召开会议，将袁世凯的心腹杨士琦补选为中国兴业会社总裁，彻底夺回了这间公司的主导权。
“讨袁”战争失败之后，大量国民党人流亡至日本，此时，青柳笃恒则利用他在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身份和精通汉语的特长，主动接触这些流亡者，并将他们的行踪一五一十地汇报给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对国民党人在日本的动向了如指掌，青柳笃恒这个高级密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青柳笃恒还负责着收集日本朝野对华情报、在日本媒体上为袁世凯造势等任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青柳笃恒还专门为袁世凯策划了一份名为
《转移日本新闻办法》
的计划书：
前文列出青柳笃恒所发表的多篇文章，正是这一计划实施的产物。青柳笃恒作为一个日本人，却如此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效力，其“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感叹。
三、
青柳笃恒的真正目的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要问，青柳笃恒这样为袁世凯卖命，到底得了袁世凯的多少好处？
青柳笃恒之所以这样费心劳力，不能不说没有钱的作用——根据青柳笃恒与曾彝进等人来往的密函中看，从1913年7月到1914年初，青柳笃恒从袁世凯处收到的“活动经费”折合银元大约7000余元。按照民国初期的物价，这笔经费大概能在北平买下7、8个四合院，由此看来，青柳笃恒这个间谍毫无疑问达到了“金领”的收入水平。
北平四合院老照片
然而，即使在当时，大学教授也属于日本社会中的高收入阶层，尤其像早稻田这种名校，教授的收入更是可观。青柳笃恒即使不干这份“兼职”，依然能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且在此期间，青柳笃恒还多次自己垫付费用，以至陷入“无着周转之方，前后颇为困窘”的境地，可见，金钱绝不是青柳笃恒为袁世凯效力的真正原因。
那么，青柳笃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青柳背后的真正大佬——大隈重信说起。
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作为先后两次在日本组阁的政界巨头，“支那保全论”是他一贯的对华方针政策。表面上看起来，这套理论要求排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由“同文同种”的日本帮助和提携中国发展，颇有“国际主义”精神，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仍然是由日本独占中国，稳固日本在亚洲霸主地位的狼子野心。这一点，从他一手打造臭名昭著的《中日二十一条》一事上便可一见端倪。
纵观青柳笃恒的简历，他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和大隈二次组阁时，两次担任大隈重信的秘书，对其极为忠诚，自然在政治观念上也与大隈重信一脉相承。早在1910年时，《申报》上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论日本外交家之手段》的文章，其中明确指出：
表面上看来，是袁世凯选择了他，而实际上，是他趁袁世凯急需破坏国民党与日方联系的有利时机，意图以此行为获取袁世凯的信任，从而影响袁世凯的对日方针，甚至将袁世凯改造成为一个“亲日派”的中国领导人——根据史料记载，青柳笃恒曾经一度要求进入中国驻日使馆，成为北洋政府的正式幕僚，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袁世凯并不向青柳笃恒想象中那样容易被蒙蔽，事实上，袁世凯始终对日本抱持着相当大的警惕心理，大隈重信、青柳笃恒等人“亲善”表象背后的“小九九”，袁世凯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来，青柳笃恒不过是他“临机取用”的一枚棋子而已，不会、也不可能给予其完全的信任。
参考文献：《青柳笃恒致曾彝进密函》
《东京日日新闻》
《大和新闻》
《每日新闻》
《申报》
《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