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名耶鲁大学教授消息，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萨里郡，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与魏斐德、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南都记者注意到，这位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汉学家，却是因为求学时一次偶然的机遇作出研究中国史的决定。
对“讲故事”的痴迷、对历史洪流下个体命运的关注，成就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叙述方式，引发中美两国读者的追随热潮。他始终坚称：“我只想用自己的作品，引起读者对中国的兴趣。”
缘起：在耶鲁大学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课程
1936年，史景迁出生在英国萨里郡的一个读书人家庭。6岁那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次偶然，他看到相关的艺术史书中有中国笔墨画，“后来在二战时期我对中国产生了英雄式的崇拜，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早年寄宿学校的生活，令史景迁接触到大量的英国文学和历史，也学会了多种语言。13岁时，他入学温彻斯特学院，那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
1954年，他从温切斯特毕业，期间，他作为少尉完成驻扎在德国的两年服役之旅。尽管曾短暂地离开过中学课堂，但史景迁却在世界课堂里有了更多的思考：“（服役）让我学会在传统英国社会之外观察和思考，让人对责任、共同体和民主政府有期待。”
回到英国后，史景迁考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业是英国史，尤其是宪法史。很快，他成为文学杂志《格兰塔》的联合编辑，入学第二年，他还被任命为剑桥学生报纸的编辑。
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景迁被剑桥选中参加交换生项目，踏上了前往耶鲁大学的求学之旅。令人惊讶的或许是，这位后来享誉国际的汉学家，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的课程是在耶鲁大学。在耶鲁，史景迁认识了他的导师芮沃寿和芮玛丽——芮玛丽师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被费正清称为是几乎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
芮沃寿主要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芮玛丽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史景迁曾说，作出从研究英国史转向中国史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位芮教授：“与他们交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探索中国史一定会很有趣。”
后来，芮玛丽安排史景迁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大师房兆楹。房兆楹指导史景迁读清代正史，其间他也回耶鲁同两位芮教授交流。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亦为房兆楹所取——学历史就要敬仰司马迁。就在这时，芮沃寿提醒他，要关注中国历史中的“老生常谈”，从不同角度观察历史，可以得出不同的想法。
通过阅读康熙年间的奏折，史景迁看到了时代的制度和演变。与此同时，曹雪芹祖父曹寅走进了史景迁的视线。“过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们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秩序，为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到后来，我觉得应该去研究被征服的这一方，他们到底失落了什么。”
史景迁用作品给出了答案。
1965年，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主人与奴隶》出版。史景迁以康熙第一人称叙述历史的方式，此前从未出现过。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兴奋地评价：“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
视角：以研究历史中的底层小人物闻名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的著名学者郑培凯，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他曾评价史景迁之所以能用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来看中国史料，是因为其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传统的人文底子。“他知道在历史中，什么是值得珍惜的。”
史景迁曾说，很多历史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他看来，历史有很多的观察角度，也很复杂，“历史牵扯这么多的人，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得到不同的想法”。
史景迁洞察中国历史的独特眼光，从他的作品选材中可窥见一斑。1978年，被称为“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出版。此书以大清《刑案汇览》、《郯城县志》、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
史景迁以研究历史中的底层小人物闻名。
“我并不想提出某些哲学的观点或立场，或对文章的风格提出形而上的见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史学并不是要让人费解。”史景迁说道。
正因如此，史景迁能不带偏见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致力于探讨不同文化之中人类的共同本性。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他试图挖掘中西方不同文化碰撞的困境后，是否存在西方施助者的强势和偏见，从而影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
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云国曾说，史景迁对历史的独特表述，“以一个小的切入点展开了一个宏阔的时代”，恰恰能够让普通读者接触比较正确的史观和史实，“既让普通读者喜闻乐见，又让专业学者感到书中有独到见解”。
史景迁于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追寻近代中国》，以16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娓娓道来的叙述横跨近四百年的中国历史。这本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取代了费正清、徐中约的同类通史，成为美国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西方人从他的叙述里开始了解中国。
访华：“中国有无数的故事等着我去讲述”
史景迁曾受邀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讲座，一度一票难求，讲座主题多围绕“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对于“外国学者书写的中国历史、中国问题往往更受读者的关注”的现象，他将其归结于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而外国学者的观察角度有所不同，“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史景迁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在史景迁眼中，中国是一个充满戏剧的国度，有丰富的历史记录和无数值得讲述的故事。他曾形容自己是一个采蘑菇的人，而中国是一片满是蘑菇的森林，“那里有无数的蘑菇在等着我去采”。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何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