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炯：文明史叙事与历史规律的探询

作者：韩炯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图源：豆瓣）

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规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以便更好地指导人类的现实生活。近年来，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的历史理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回归。本文将以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为切入点，分析其在18世纪兴起时的表现，步入20世纪后逐渐衰落的原因，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复兴。本文认为，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与衰落，背后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规律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探究与反思。而文明史研究在近年来再次回归西方学者的视野，则反映了西方学者为了应对西方文明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力图重新把握历史规律进而找到解决办法的一次尝试。

一

在西方，书写有规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伴随基督教的出现，历史变为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摆脱了偶然和机遇”，历史进而有了“自己的规律”，但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理性、智慧、天意……天意指导并安排事件的进程，让它们奔向一个目标……历史首次被理解为进步”。历史“不再是……相互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历史……而是典型的普遍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目睹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历史，认为这受到了某种规律的支配：“可以看出，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事情的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弱；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

进入18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历史。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并出现了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图探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然和个别。比如，维柯认为各民族历史普遍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人的“常识”或“共同本性”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探寻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德国哥廷根学派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演进，都遵循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苏格兰哲学家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在《历史法手册》（Historical Law-Tracts）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狩猎-采集、畜牧游牧、农耕、商业社会的四阶段，他坚信：“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将会使人们更为自由，自由将带来文雅，并推动人类的进步。”卡姆斯的文明比较观念、持续进步观念，以及财产形式转变构成社会演化动因的思想，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得东方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的意识被有意凸显出来，不但成为描绘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范畴，而且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奠定的全球秩序。“文明状态更是所有社会都经历或将经历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样，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演替：从野蛮的狩猎采集者，通过一些可被清晰定义的中间步骤，最终达至一个文明的、所谓‘礼貌而富有商业精神的民族’。定义这些阶段的不仅是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也包括该民族感受世界的独特方式。”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能力，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文明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

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把文明看作一个体系，认为文明史是一种有规律地发展的能动结构。他把人类精神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阶段。实证阶段的特征是:“人的精神放弃了对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的徒劳探求，而专心去研究现象的规律——即它们的恒定不变的相继和相似的关系。”与孔德一样，黑格尔也秉持这种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文明史观，并将之推向顶峰。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世界历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进而指出，“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将成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

19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对欧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文明的普遍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吕克特（Heinrich Rückert）在1857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Lehrbuch der Weltgeschichte in Organischer Darstellung)中否认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即普遍文明的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会迈向统一的目的。卡尔·兰普雷希特对特定社会共同体自我意识的文化形式的研究，以及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概念，把有关地域文明的研究推进到新高度，而且更重视文明演进中的中断现象。1861年，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现在通常译为巴克尔）出版《英国文化史》，强调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各自遵循不同类型的规律：“在欧洲是自然受人类支配，而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着人类。”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指出文明完整的发展周期包括进步、稳定和衰退三个阶段，这为研究文明的非连续性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出现危机，尼采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文明的定义以及文明发展的反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挑战了黑格尔的文明史观，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点。在斯宾格勒看来，不论是西方的历史还是其他地区的历史，都孕育在各自独有的文化和文明中，也都会历经起源、生长、成熟和衰败的周期性过程。因此，西方并无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权，“西方的没落”同样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也是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汤因比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是平行和等价的，并无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人类历史的发展将遵循多线而非单线的逻辑。受他们影响，西方学者不但摒弃了对文明的普遍主义研究，而且减弱了对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探询。

20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德文版1949年出版，英文版1953年出版），试图延续整体性、普遍性的文明研究思路，反思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但难以挽救宏大叙事式微之势。究其原因，在冷战对峙格局下，人们暂时搁置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等终极问题，转而关注与现实更密切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提倡改良性质的“零碎社会工程”，加之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导致经由文明史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衰落。只有少数文明史研究，仍然保留宏观视野，推动着区域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比如，布罗代尔在1963年指出：“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而且，“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

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不少气势恢宏、视角独特且颇具影响的全球文明史著作。这些著作强调“人类的沟通、交流以及移民”，内容大多根据研究主题或专题排序分类，侧重勾勒世界文明之间如何通过贸易、科技、移民、物种传播等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历程，但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定位以及未来前景问题缺乏一以贯之的解说，因而难以满足读者对总体历史和规律的追求。对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它们无助于缓解我们对超越趣味性见解的简单汇编的强烈需求，我们渴望最终能够识别出全球历史发展的总貌。”尽管“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带来短暂的文明研究回流，但这类“文明话语的侧重点不是互联和互动，而是排他性和对文化特殊性的强调”。

总之，西方启蒙运动时代开创的以揭示普遍历史规律为目的的文明史研究，因不足以涵盖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受到力图挑战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学者们的质疑。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衰落的现实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文明史研究乃至对历史规律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作为全球通史的文明史叙事，过于强调跨文化的互动，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以及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规律却有所忽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长时段研究的再次兴起、普遍史的回归等史学实践的影响下，历史学家重燃对文明叙事中历史规律的兴趣。一些学者围绕轴心时代（Axial Age）或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进行了重评，为历史规律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对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及其特征，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称谓，力图彰显这一概念在研究文明史中的重要价值。比如，凯伦·阿姆斯特朗称之为“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哈贝马斯称之为“世界观革命”（a revolution in worldviews），而约翰·托尔佩则称之为“道德轴心时代”（Moral Axial Age）。

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代”理论时，主要是想说明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可以在多个不同地方实现突破，而不是只在西方一处实现。再者，有别于19世纪的地域文明研究，雅斯贝尔斯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形成特有的“文明复合体”。与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文明作为历史哲学的思辨构想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倡导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阐释。比如，伊恩·莫里斯关于东西方文明经济总量的比较研究，哈贝马斯关于宗教复兴背景下信仰与知识为主线的谱系学研究，罗伯特·贝拉关于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研究，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和神话的研究，彼得·图尔钦关于历史周期以及文化转向研究，等等。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或者试图归纳出多个文明实体的某些共同特征，或者探究个体文明多次转型体现的演进模式，或者强调多个文明的整体性变革的内在动因。最近，有学者甚至提出运用全球比较历史证据来系统评估“轴心时代”理论。

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和规律的探究，体现在围绕轴心时代文明“突破”标准的争论上。早在2001年，艾森斯塔特、约翰·阿纳森、比约恩·维特洛克等学者就注意到，“现实世界的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之间存在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存在着低位对高位的有规则的从属关系。”他们的基本共识是，文明观念的“突破”源于人们特定能力的出现，而非一般意义上物种演化的必然结果。“就最基本层面而言，认识转型与围绕人的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阐释相关，具体来说，与人的反思性（reflexivity）、历史性（historicity）、能动性（agentiality）相关。”“这些能力表现为人类反思世界的能力，以及赋予世界不同景象的表现能力，也就是把此时此地观察到的世界景象想象成另一种情状的可能性的能力。”罗伯特·贝拉在《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中认为，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是人类整体进化的主要驱动力。而艾森斯塔特则将文明的突破与社会分工、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以及制度定型整合起来，分析跨区域的社会转型，由此，避免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世俗化、文化同质化。多元现代性，进而成为学界最有影响的“文明话语”。

如果将轴心期的文明突破视为一种规范或规则，那么就需要解释一部分古代文明何以未能实现突破。这关乎规律的适用性以及“例外”问题。扬·阿斯曼认为，古代埃及文明未能存续，是因为它未能够提炼出其文化的核心，也未能构建起保持这个文化核心的记忆模式，尽管古代埃及人完成了许多属于轴心文明特征的突破。此外，如何处理以轴心时代概念为核心的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关系到历史发展阶段的连续性与转折性。一个总的趋势是，轴心文明时代被认为存在于全球文明发展进程的多次转型中，而非最初认为的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一次转型中。“第二次轴心突变”可能指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出现，也被艾森斯塔特用于指佛教的出现，还被雷米·布拉格（Rémi Brague）用于描述欧洲现代社会的转变。约翰·托尔佩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即道德的轴心时代、物质的轴心时代和精神的轴心时代。

在借助研究轴心期文明发展史，进而寻找普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在思考概率性规律是否更加贴合历史研究的实际。美国生态学家、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为了“寻找解释历史社会运作和动态的一般原则”，试图融合理论模式和大规模长时段的数据分析，利用复杂性科学和文化进化的工具来重建一种统计规律即概率性规律。2009年，图尔钦创办《历史动力学》杂志，并逐步建立一个囊括450多个历史学学会资料的信息数据库，试图对人类社会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比较，借以预测可能来临的政治动荡。2017年，他又联合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和符号学家，成立一个预测人类未来的小组，希望借此帮助人们识别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机，并及时采取行动来缓解危机。图尔钦强调，探寻历史规律不是为了“战胜历史”，而是为了让历史学更加蓬勃的发展。他自认为胜出尤瓦尔·赫拉利等大历史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提供了对假说的检验，即将假说“转化为动态模型，从中提取出定量的预测，然后用历史数据进行检验”。不难看出，统计性概率或概率性规律只是所谓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的翻版而已。

三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历史规律研究的重新关注，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困境，进而尝试提出一种对西方文明发展规律的新的解释。具体来说，西方文明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危机。

其一，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并未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反而积弊甚深，甚至积重难返。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来自于西方文明内部贫富的两极分化。挪威商学院荣誉教授、《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作者乔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认为，“到2050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将分化为两个阶级，少数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平等将消失”，届时“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失败，而像中国这样拥有更强大政府的国家将是赢家”。这种状况刺激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关注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探讨近四百年人类解决饥饿、健康的问题。法国学者皮凯蒂依据欧美多国的国民账户、收入、财产与纳税等多种系统历史数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趋势。斯坦福大学古罗马史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审视了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不平等，认为战争、革命、瘟疫和掠夺型国家崩溃等对国内不平等的矫正作用是短期的。

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又都难以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如前所述，彼得·图尔钦用他创立的政治压力指数检验并成功预测到美国2020年的政治动荡，但他只是直觉性地选取三个变量加以分析，即衡量国家偿债能力的利率、衡量国家动员群众能力的实际工资、衡量精英竞争度的参议院阻挠法案数量，至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制度上的连结，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释。即便有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的“全球失序”加剧原来的恶性循环，并凸显欧美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也无法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选项。面对资本主义及其恐慌，欧洲人唯一想要的是想象范围内的安全和福祉。其想象力的极限是什么？是市场和身份共性本身。”依此而论，西方文明几乎丧失了理性设想未来全球秩序变革的能力。

其二，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减弱，并由此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文明实体本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发展快慢和先进落后的相对差异，并在事实上形成某种文明的中心地位。进入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当成维护自己优势地位、推进和扩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但是，当西方国家的全球地位发生变化甚至逐渐丧失中心地位时，全球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正在面临被非西方新兴大国追平或赶超的可能，近代以来形成的“东方从属西方”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更有西方学者指出，新冠疫情只会加速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文化精英意识，遮蔽了他们探究全球失序原因的真正方向。如前所述，全球文明史在选择非民族国家范式和非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同时，过于强调“互动、互联和跨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将因果解释力让给了它们”，放弃了内源性解释。这些著作大多未能全面审视自己文明中究竟哪些因素抑制或激发了绝大多数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

其三，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挑战，如全球公共安全、气候危机和生态灾难、全球治理难题，这些迫使西方学者去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及人的存在等终极问题。以“人类世”概念的提出为例，这一概念逐渐被科学家和大众接受，意味着有必要把人类置于地球乃至宇宙演进背景下，考察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这类整合人的历史与环境的历史的文明史，要求历史学家关注全局性、长时段的发展演变规律，体现出对“人类社会如何变迁”“现代社会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的深刻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如何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活动调控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变迁史。依靠经年累月的生产生活创造性活动，人类调控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深度广度强度越来越突出。每当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触及到新的“临界点”时，人类对其创造性后果和破坏性后果的反思也更深入，必然要求确立一种空间和时间更宏阔的历史观。比如，超越“人类”的星球空间和超越“人类世”的历史时间，即典型的“后人类”文明史观。

此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效应、合成生物技术等，也不断冲击着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固有理解。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用传统的人性论、文化本质主义或科学技术决定论已经很难解释文明演进和社会变迁。不少国家倡导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作，采用综合性的视角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人类的文明及其发展规律。比如，美国2017年创刊的学术刊物《想象性文化中的进化研究》的首篇文章，即为《关于人性、文化和科学信仰的跨学科调查》。

通过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与危机，西方学者试图重建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进而为经历急剧变革、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西方人找回历史发展中的确定性。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文明史叙事中关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仍然需要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人类历史与环境历史的整合中弥合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争论。第二，如何在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同时又不陷入多元折中带来的万能和万不能的解释陷阱。对于西方文明史发展规律的探询，若要求得好的发展，就必须在“终极原因”或“根本动力”的理解和解释上进行一番革新。170多年前，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动了历史本体论革命，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论，仍然不失指导意义。

作者韩炯，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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