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个美国人
在来中国之前挑一本书
他的答案可能就是史景迁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长达43年。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史景迁以优美流畅的文笔，用讲故事的方法将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与人物写成多本著作。
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著作，将一个更真实、丰富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人，同时也收获了大批中国读者拥趸。
“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汉学家费正清这样评价史景迁的成就。
01
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热爱故事。在童年的寄宿学校里，每晚熄灯后同学们的深夜消遣就是相互讲故事。他觉得在故事里自己找到了自由，躲开了学校门卫，躲开了无趣的秩序和规则。
对故事的如此热爱，影响了史景迁的一生，让他成为了“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中国之前挑一本讲中国的书，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史景迁。即是因为他的名气够大，在美国和西方影响了一大批对中国感兴趣的年轻人。更因为他的书不枯燥，很容易看进去。
例如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史景迁竟然尝试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化身康熙本人。他颇为大胆地全文用“朕”，来展现康熙大帝波澜壮阔的风云人生，以及作为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
当然，这些技巧都基于史景迁充分且科学的历史考证之上。在研究过程中他意识到，“为什么不能让康熙自己来重新体验他的帝王人生呢？为什么要不断说‘康熙这样想’、‘康熙今天病了’，而不是由第一人称直接讲述？”
结果证明，这样写作历史的方式非常吸引人，1974年该书出版后引起西方史学界关注，有评论称他文体自成一派，剪裁史料别具慧心。当然也有反对者，例如钱钟书在拜访耶鲁时，就曾私底下开玩笑说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但即便是史景迁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会对他所传递的人文主义精神加以肯定。曾对其作品给予尖锐批评的阿里夫·德里克，就用两个特点来概括史景迁的作品：
“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追求；他坚持的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
02
“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
史景迁这个中文名，是中国史专家房兆楹给他起的。“史”字发音符合他的英文姓氏Spence，也点出了他以研究历史为人生追求；“景迁”则有“景仰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非常崇拜司马迁，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史学大家，但也会谦虚的表示自己当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另外，虽然《史记》也是讲故事的叙述，史景迁并不完全同意司马迁对待历史的态度，认为其中有些记述真实性存疑。
“强烈而剥削的道德裁判”，这是史景迁对于司马迁的史学评价，他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让每一件记录的事情都被后人以道德作审视。而他坚持的是，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
在学术和生活中，史景迁都有一些自己的坚持，有些在外人看来不免古怪。比如他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却迟迟不肯加入美国国籍。有人问他为什么执着于要当个英国人，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
这样的“异乡人”思维，也渗入到他的作品中，擦出了许多有趣的火花。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中，他提到了鲜为人知的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打入中国士大夫群体；在《大汗之国》里，他挥洒笔墨，从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聊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讲的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然，还有他最流行的“小说”作品《胡若望的疑问》，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到了万里之遥的法兰西，雍正子民去了趟欧洲却被关进疯人院，荒诞至极却又真实。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如此评价史景迁：他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03
曾多次来中国
作为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史景迁脚踏实地来过几次中国。
1974年，也是他完成《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的同一年，他就作为耶鲁大学代表团成员来到了中国大陆，在此之前的1960年代他还去过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
后来，他循着自己书里的轨迹，去过了北京、上海、云南、广西，每到一地都有新收获。
1989年，应乐黛云邀请，史景迁来到北大，这是他首次来华讲学。当时一连讲了八场，在国内学界极为轰动。
史景迁最近一次公开来华，是2014年春天。到达北京那天，正好赶上严重的雾霾。让他惊讶的有两件事，一是北京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中国读者对于他的狂热。
2014年2月28日，他在北大举行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场公开演讲。原定在北大一间能容纳180人的教室举行的讲座，被迫转移至另一间有380个座位的大教室，但仍无法满足蜂拥而来的“粉丝”。这是一场关于沈福宗的讲座，到场的人里知道他故事的并不多。
无数人争相找他要签名，人们用狂热又期待的眼神盯着他——史景迁知道自己在中国有名气，但仍对这样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议。
他当时说：“我是个历史学家，更喜欢从过去得到经验。中国如此辽阔，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复杂的外交环境，确实很难治理。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确实经历了如此多的困难，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前进。”
当被媒体问到“这个时代的中国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时，史景迁回答到：“我不确定，中国太复杂，太独特，我还需要思考。”
文、编辑／Cardi C
部分资料来自：
新京报书评周刊《历史学家史景迁逝世：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治理中国是件太复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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