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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最會講中國故事的英國老人走了

如果讓一個美國人

在來中國之前挑一本書

他的答案可能就是史景遷

那個最會講中國故事的英國老人走了

著名曆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專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與世長辭,享年85歲。

史景遷1936年出生于英國,在美國耶魯大學曆史系任教長達43年。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曆史的西方學者,史景遷以優美流暢的文筆,用講故事的方法将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曆史與人物寫成多本著作。

他的《追尋現代中國》《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利瑪窦的記憶宮殿》等著作,将一個更真實、豐富的中國介紹給了西方人,同時也收獲了大批中國讀者擁趸。

“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裡,中國人所經曆的這些,都化為有血有肉的遭遇,盡管有時候殘酷不堪。通過真切摹寫出人物的品性及其處境,史景遷親切地帶領我們走進這些人的生命,讓我們仿佛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仿佛跟他們有過直接的交流。這種感覺,隻有最好的曆史作品裡才能賦予。”漢學家費正清這樣評價史景遷的成就。

01

最會講故事的曆史學家

史景遷熱愛故事。在童年的寄宿學校裡,每晚熄燈後同學們的深夜消遣就是互相講故事。他覺得在故事裡自己找到了自由,躲開了學校門衛,躲開了無趣的秩序和規則。

對故事的如此熱愛,影響了史景遷的一生,讓他成為了“最會講故事的曆史學家”。

如果讓一個美國人來中國之前挑一本講中國的書,他們很可能會選擇史景遷。即是因為他的名氣夠大,在美國和西方影響了一大批對中國感興趣的年輕人。更因為他的書不枯燥,很容易看進去。

例如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中,史景遷竟然嘗試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化身康熙本人。他頗為大膽地全文用“朕”,來展現康熙大帝波瀾壯闊的風雲人生,以及作為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

那個最會講中國故事的英國老人走了

當然,這些技巧都基于史景遷充分且科學的曆史考證之上。在研究過程中他意識到,“為什麼不能讓康熙自己來重新體驗他的帝王人生呢?為什麼要不斷說‘康熙這樣想’、‘康熙今天病了’,而不是由第一人稱直接講述?”

結果證明,這樣寫作曆史的方式非常吸引人,1974年該書出版後引起西方史學界關注,有評論稱他文體自成一派,剪裁史料别具慧心。當然也有反對者,例如錢鐘書在拜訪耶魯時,就曾私底下開玩笑說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但即便是史景遷最嚴格的批評者,也會對他所傳遞的人文主義精神加以肯定。曾對其作品給予尖銳批評的阿裡夫·德裡克,就用兩個特點來概括史景遷的作品:

“他緻力于從不同文化的差異之中,探求人類共同本性的人文主義追求;他堅持的是,不帶任何傲慢地面對不同社會之間文化差異的普遍主義立場。”

02

“我為什麼要背叛莎士比亞?”

史景遷這個中文名,是中國史專家房兆楹給他起的。“史”字發音符合他的英文姓氏Spence,也點出了他以研究曆史為人生追求;“景遷”則有“景仰司馬遷”之意。

史景遷非常崇拜司馬遷,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史學大家,但也會謙虛的表示自己當然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另外,雖然《史記》也是講故事的叙述,史景遷并不完全同意司馬遷對待曆史的态度,認為其中有些記述真實性存疑。

那個最會講中國故事的英國老人走了

“強烈而剝削的道德裁判”,這是史景遷對于司馬遷的史學評價,他認為司馬遷筆下的曆史,是讓每一件記錄的事情都被後人以道德作審視。而他堅持的是,曆史學家其實不需要事事都去進行道德判斷。

在學術和生活中,史景遷都有一些自己的堅持,有些在外人看來不免古怪。比如他在美國生活了大半輩子,卻遲遲不肯加入美國國籍。有人問他為什麼執着于要當個英國人,他反問道:“我為什麼要背叛莎士比亞?”

這樣的“異鄉人”思維,也滲入到他的作品中,擦出了許多有趣的火花。

《利瑪窦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他提到了鮮為人知的明末耶稣會士來華,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打入中國士大夫群體;在《大汗之國》裡,他揮灑筆墨,從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聊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講的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曆史程序。

當然,還有他最流行的“小說”作品《胡若望的疑問》,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到了萬裡之遙的法蘭西,雍正子民去了趟歐洲卻被關進瘋人院,荒誕至極卻又真實。

北京大學教授樂黛雲如此評價史景遷:他的主要貢獻,是啟發不同文化要互看,進而造成一種張力。“自己看自己,比較封閉;我看你,與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樣的。”

03

曾多次來中國

作為研究中國的曆史學者,史景遷腳踏實地來過幾次中國。

1974年,也是他完成《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的同一年,他就作為耶魯大學代表團成員來到了中國大陸,在此之前的1960年代他還去過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

後來,他循着自己書裡的軌迹,去過了北京、上海、雲南、廣西,每到一地都有新收獲。

那個最會講中國故事的英國老人走了

1989年,應樂黛雲邀請,史景遷來到北大,這是他首次來華講學。當時一連講了八場,在國内學界極為轟動。

史景遷最近一次公開來華,是2014年春天。到達北京那天,正好趕上嚴重的霧霾。讓他驚訝的有兩件事,一是北京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是中國讀者對于他的狂熱。

2014年2月28日,他在北大舉行此次中國之行的第一場公開演講。原定在北大一間能容納180人的教室舉行的講座,被迫轉移至另一間有380個座位的大教室,但仍無法滿足蜂擁而來的“粉絲”。這是一場關于沈福宗的講座,到場的人裡知道他故事的并不多。

無數人争相找他要簽名,人們用狂熱又期待的眼神盯着他——史景遷知道自己在中國有名氣,但仍對這樣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議。

他當時說:“我是個曆史學家,更喜歡從過去得到經驗。中國如此遼闊,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複雜的外交環境,确實很難治理。在整個20世紀,中國人确實經曆了如此多的困難,但是他們仍然在堅持前進。”

當被媒體問到“這個時代的中國最需要的到底是什麼”時,史景遷回答到:“我不确定,中國太複雜,太獨特,我還需要思考。”

文、編輯/Cardi C

部分資料來自:

新京報書評周刊《曆史學家史景遷逝世:最會“講故事”的漢學家》

中國新聞周刊《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治理中國是件太複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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