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老帅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之间“老子和儿子谁更优秀”的争论，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大部分人观点认为张学良远远比不上父亲张作霖，正是由于他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沦陷，在政治智慧上也不如其父亲老辣，我们聊聊这两个人。
想要讨论张作霖和张学良，杨宇霆和郭松龄是两个不可缺失的人物，这两人也几乎成为了张作霖和张学良个人喜好的真实写照，一个是当之无愧的政治高手，一个是革新奉军的有为青年。
杨宇霆的发迹和张作霖性格有很大关系，张作霖军事能力一般，却擅长人情世故、把玩政治，杨宇霆恰恰也是此种人，所以，他迅速成长为奉军中炙手可热的核心人物，迅速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日本“士官派”派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奉系军阀的二号人物，如果我们把他带入到现代国防的体系中，杨宇霆是一个类似于白宫幕僚长兼战略规划局式的人物，同时可以负责军队装备的建设。
郭松龄早年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经过自己同学介绍加入了奉天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当时少帅张学良正是其学员之一，这也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折，他也成为了奉系军阀“陆大派”的核心人物，和杨宇霆不同，郭松龄的性格带着一点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点和张学良很相似，不屑于玩弄人心的政治，军事能力出众，是奉系中少有的能打胜仗、狠仗的统帅，治军、整军很有一套，可以很好地做一个军事统帅，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妥妥地奉系军阀二代的核心人物。
在当时的奉军中，除了“陆大派”和“士官派”，还有一个老派，以张作相为核心，但军事能力稀松，乐于享受。而陆大派和士官派的矛盾实际上是张作霖和张学良这两个新旧两代人的反应，杨宇霆拉帮结派，钻营人心，主张张作霖向中原发展，郭松龄嫉恶如仇，心胸狭窄，主张开发东北，精兵强卒，双方互不妥协，水火不容。
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大权在握，军事服从于政治需求，郭松龄虽然得到少帅张学良的扶持，却明显落于杨宇霆下风，成为了杨宇霆政策的实际执行者，而这些进攻中原的军事决策，郭松龄是不愿意服从的，这也是导致郭松龄后期反叛的重要原因，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偶然获知张作霖和日本围绕“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他，选择了反奉起义，最终失败。
失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冯玉祥与李景林的内讧，二是日本拉拢郭松龄不成后，转而和张作霖签订密约，也正是这个密约，导致了郭松龄的失败和张作霖日后的死亡。
随着张作霖被炸身亡，杨宇霆虽实际职位不高，却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对张学良构成了严重威胁，张学良被他当作小孩，轻视至极，反对张学良的种种决策以及东北易帜，主少国疑，加之日本人用德川家康典故挑拨两人之间的关系，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决心杀杨宇霆立威，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杨常而去”。
事实上，杨宇霆和郭松龄基本上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化身，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张作霖父子二人的矛盾，作为一个地道的爱国青年，张学良对民族和国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父亲完全不同，张作霖更倾向于将自己当作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类似于皇帝，基于此，他重用杨宇霆，因为杨宇霆很好地迎合了他的目标。
何为皇帝，帝国权柄全系于一人之手，以自己的好恶和得失去去判断每一步的决策，如此一来，政治就成为了一种可以灵活变通的手段，所以，张作霖和日本人保持了相当暧昧有极度危险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没有重大变故时是可以共生的，但是，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就会成为烫手山芋，所以，张作霖土匪式作风，反复无常，摇摆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两人很像，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对于玩弄人心的政治把戏毫无兴趣，当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张学良迅速做出了东北易帜的决策，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一个理想化的人，总会有些刚硬，不愿妥协，这对于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统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郭松龄和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备受打击，也染上了毒瘾的习惯，耳提面命的杨宇霆整天在他身边吆五喝六，让他烦闷之极，在他的心里，所有的政治手段都应该服务于国家，共同抵御日本这个最终目标，但是杨宇霆的老帅作风，和这个目标格格不入，最终被杀。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张学良曾经说自己的父亲是：“有雄才，无大略”。这一点完美的契合了张作霖的人生，张作霖没有给东北、给国家找一个出路，他所寻求的只是山大王式的皇帝，其所有的治理和战争的出发点都源于此。但是，张学良的出发点却并非如此，这也是他在所有军阀中前期官职最高、实力最强而命运最差的原因，他能够很好的摒弃个人私念，将自己的出发点放在国家命运身上，这对于当时还处在军阀派系之中的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来说，无疑是幼稚且理想化的，但事实上确是最崇高的。
但是，张学良备受质疑的“不抵抗政策”成为了他永远的痛，也成为了东北三省沦落的号角，这也让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误读，即不杀杨宇霆，东北就不会沦陷，最少不会这么快。类似的说法还可以看到不杀和珅，清朝就不会这么快衰败的言论。在这里，很多人犯了一个典型的过度高估个人能力的常识性错误，忽略了大环境、大战略的影响，也没有全面考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只是一种看了太多宫斗剧和人心权谋之术的片面解读。
首先，日本加速战争进程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张学良上台，对日日趋强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矛盾，日本采取了加速侵华的步伐。
在“大萧条时代”之前的1927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局陷入动荡，军国主义抬头，头目田中义一内阁上台。
1928年，父亲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遇袭，送回沈阳官邸一命呜呼。当时，年仅27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为了奉系军阀的继承者。
豪门之争历来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焦点，古代有外戚和皇权、军权和皇权、相权和皇权之争。张学良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军阀大业，自然也免不了走这一遭。
和历史上大部分旁权、皇权之争的结局一样，张学良除掉了杨宇霆、常荫槐，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
如果说杨宇霆在世时，尚且愿意和日本在外交、军事上相互扯皮周旋。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对日本的厌恶是不言而喻的，高举东北易帜的大旗，和南京国民政府走在一起，也彻底打消了日本人在张学良身上所抱有的幻想。
历史上，这个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有没有以明文的形式下过，没有史料可查。所能确定的也只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蒋介石对日采取消极抗战的政策，是毋庸置疑的。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在忙着剿杀红军，张学良则在北平养病、看戏。
对于日本的进攻，请示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承认，为国牺牲。”
礼仪之邦本色尽显。
根据张学良的回忆，他在看戏，接到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命令时，是一种懵逼的状态。无论从实力还是希望上，他都希望这只是一个错误的情报。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当一个八岁小孩站在一个练过搏击的成年男子面前，自然幻想着对方找错人了。
在高度还原的历史电视剧《少帅》里，郭松龄对张学良有一句切实的评价“纨绔还是一样纨绔，只是有聪明笨傻之分”。张学良就是聪明的那一个。
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主权（这一点，在民国之前是中国人是没有的）的概念和他爹相比，自然要强不少。所以，他匆忙的将这支最强军阀力量带到了一个统一的家庭里，幻想以全国之力抵抗日本在东北的经营。
只是，当时的中国力量太薄弱了，全国尚且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步伐，几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和真正战争洗礼的军阀，更不可能抵抗。
这一点，蒋介石明白，张学良也明白。双方更像是在一种无声的默契当中达成了一个共识：“消极抵抗”。
依我看，张学良不愿意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内部一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还有各种地方军，各个派系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
保留住了东北军的实力，也就等于保证了自己成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虽然有诸多的不成熟和私心，张学良仍然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所有的派系中，张学良始终保持着以国家利益和主权为重，放弃派别之争，是难得的思想进步青年（或许在其他军阀眼里，是一种幼稚吧）。
很多人说，没有杨宇霆的张学良，自断臂膀，否则也不会产生九一八事变的悲剧。这是一种非常无脑的想法。
杨宇霆所谋求的是保证东北自立，更多处于私欲。
在这一点上，杨宇霆首先不具备张学良所具有的大格局（国家利益为重），更重要的是东北的复杂地理形势和环境，根本不可能实现东北保持自立。东北人民和东北军的命运只怕会更惨。
当我们考虑东北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时的国内，更要参考日本和国际情况。东北是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从这个角度讲，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东北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时，东北恐怕面临的就是真正的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的抛弃和日本的全力抵抗）。
瑕不掩瑜，张学良时刻将国家利益放在心里，虽有不成熟表现，但却通过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因此，落得了终身软禁的命运。
总的来说，张作霖只是一个玩弄权柄的军阀统帅，张学良则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