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着老帥張作霖和少帥張學良之間“老子和兒子誰更優秀”的争論，總是被人們津津樂道，其中大部分人觀點認為張學良遠遠比不上父親張作霖，正是由于他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東北淪陷，在政治智慧上也不如其父親老辣，我們聊聊這兩個人。
想要讨論張作霖和張學良，楊宇霆和郭松齡是兩個不可缺失的人物，這兩人也幾乎成為了張作霖和張學良個人喜好的真實寫照，一個是當之無愧的政治高手，一個是革新奉軍的有為青年。
楊宇霆的發迹和張作霖性格有很大關系，張作霖軍事能力一般，卻擅長人情世故、把玩政治，楊宇霆恰恰也是此種人，是以，他迅速成長為奉軍中炙手可熱的核心人物，迅速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日本“士官派”派系，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奉系軍閥的二号人物，如果我們把他帶入到現代國防的體系中，楊宇霆是一個類似于白宮幕僚長兼戰略規劃局式的人物，同時可以負責軍隊裝備的建設。
郭松齡早年曾經跟随孫中山先生參加護法運動，護法運動失敗後，經過自己同學介紹加入了奉天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當時少帥張學良正是其學員之一，這也成為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轉折，他也成為了奉系軍閥“陸大派”的核心人物，和楊宇霆不同，郭松齡的性格帶着一點天然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一點和張學良很相似，不屑于玩弄人心的政治，軍事能力出衆，是奉系中少有的能打勝仗、狠仗的統帥，治軍、整軍很有一套，可以很好地做一個軍事統帥，張學良曾經說過：“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妥妥地奉系軍閥二代的核心人物。
在當時的奉軍中，除了“陸大派”和“士官派”，還有一個老派，以張作相為核心，但軍事能力稀松，樂于享受。而陸大派和士官派的沖突實際上是張作霖和張學良這兩個新舊兩代人的反應，楊宇霆拉幫結派，鑽營人心，主張張作霖向中原發展，郭松齡嫉惡如仇，心胸狹窄，主張開發東北，精兵強卒，雙方互不妥協，水火不容。
張作霖在世時，楊宇霆大權在握，軍事服從于政治需求，郭松齡雖然得到少帥張學良的扶持，卻明顯落于楊宇霆下風，成為了楊宇霆政策的實際執行者，而這些進攻中原的軍事決策，郭松齡是不願意服從的，這也是導緻郭松齡後期反叛的重要原因，在第二次直奉戰争後，偶然獲知張作霖和日本圍繞“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他，選擇了反奉起義，最終失敗。
失敗的原因，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是馮玉祥與李景林的内讧，二是日本拉攏郭松齡不成後，轉而和張作霖簽訂密約，也正是這個密約，導緻了郭松齡的失敗和張作霖日後的死亡。
随着張作霖被炸身亡，楊宇霆雖實際職位不高，卻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對張學良構成了嚴重威脅，張學良被他當作小孩，輕視至極，反對張學良的種種決策以及東北易幟，主少國疑，加之日本人用德川家康典故挑撥兩人之間的關系，忍無可忍的張學良決心殺楊宇霆立威，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楊常而去”。
事實上，楊宇霆和郭松齡基本上就是張作霖和張學良的化身，兩人之間的沖突也正是張作霖父子二人的沖突，作為一個道地的愛國青年，張學良對民族和國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父親完全不同，張作霖更傾向于将自己當作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類似于皇帝，基于此，他重用楊宇霆，因為楊宇霆很好地迎合了他的目标。
何為皇帝，帝國權柄全系于一人之手，以自己的好惡和得失去去判斷每一步的決策，如此一來，政治就成為了一種可以靈活變通的手段，是以，張作霖和日本人保持了相當暧昧有極度危險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沒有重大變故時是可以共生的，但是，一旦出現重大問題，就會成為燙手山芋，是以，張作霖土匪式作風，反複無常，搖擺在各方勢力之間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張學良和郭松齡的兩人很像，具有濃厚的國家意識，也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他對于玩弄人心的政治把戲毫無興趣，當張作霖被炸死之後，張學良迅速做出了東北易幟的決策，促成了國家的統一，但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總會有些剛硬，不願妥協，這對于一個政治和軍事的雙重統帥來說，無疑是痛苦的。
郭松齡和張作霖死後，張學良備受打擊，也染上了毒瘾的習慣，耳提面命的楊宇霆整天在他身邊吆五喝六，讓他煩悶之極，在他的心裡，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應該服務于國家，共同抵禦日本這個最終目标，但是楊宇霆的老帥作風，和這個目标格格不入，最終被殺。
對于張作霖的評價，張學良曾經說自己的父親是：“有雄才，無大略”。這一點完美的契合了張作霖的人生，張作霖沒有給東北、給國家找一個出路，他所尋求的隻是山大王式的皇帝，其所有的治理和戰争的出發點都源于此。但是，張學良的出發點卻并非如此，這也是他在所有軍閥中前期官職最高、實力最強而命運最差的原因，他能夠很好的摒棄個人私念，将自己的出發點放在國家命運身上，這對于當時還處在軍閥派系之中的蔣介石、馮玉祥等人來說，無疑是幼稚且理想化的，但事實上确是最崇高的。
但是，張學良備受質疑的“不抵抗政策”成為了他永遠的痛，也成為了東北三省淪落的号角，這也讓很多人對曆史産生了一種相當大的誤讀，即不殺楊宇霆，東北就不會淪陷，最少不會這麼快。類似的說法還可以看到不殺和珅，清朝就不會這麼快衰敗的言論。在這裡，很多人犯了一個典型的過度高估個人能力的常識性錯誤，忽略了大環境、大戰略的影響，也沒有全面考慮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原因，隻是一種看了太多宮鬥劇和人心權謀之術的片面解讀。
首先，日本加速戰争程序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張學良上台，對日日趨強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國内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轉移沖突，日本采取了加速侵華的步伐。
在“大蕭條時代”之前的1927年，日本爆發了金融危機導緻日本政局陷入動蕩，軍國主義擡頭，頭目田中義一内閣上台。
1928年，父親張作霖專列在皇姑屯遇襲，送回沈陽官邸一命嗚呼。當時，年僅27歲的少帥張學良，成為了奉系軍閥的繼承者。
豪門之争曆來是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焦點，古代有外戚和皇權、軍權和皇權、相權和皇權之争。張學良從父親手中繼承來的軍閥大業，自然也免不了走這一遭。
和曆史上大部分旁權、皇權之争的結局一樣，張學良除掉了楊宇霆、常蔭槐，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掃清了道路。
如果說楊宇霆在世時，尚且願意和日本在外交、軍事上互相扯皮周旋。血氣方剛的張學良，對日本的厭惡是不言而喻的，高舉東北易幟的大旗，和南京國民政府走在一起，也徹底打消了日本人在張學良身上所抱有的幻想。
曆史上，這個不抵抗的指令到底有沒有以明文的形式下過，沒有史料可查。所能确定的也隻是，張學良和蔣介石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蔣介石對日采取消極抗戰的政策，是毋庸置疑的。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在忙着剿殺紅軍，張學良則在北平養病、看戲。
對于日本的進攻，請示過張學良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下達了這樣的指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着死，大家承認，為國犧牲。”
禮儀之邦本色盡顯。
根據張學良的回憶，他在看戲，接到日軍進攻東北軍的指令時，是一種懵逼的狀态。無論從實力還是希望上，他都希望這隻是一個錯誤的情報。
之是以有這種想法，也是正常的。當一個八歲小孩站在一個練過搏擊的成年男子面前，自然幻想着對方找錯人了。
在高度還原的曆史電視劇《少帥》裡，郭松齡對張學良有一句切實的評價“纨绔還是一樣纨绔，隻是有聰明笨傻之分”。張學良就是聰明的那一個。
作為一個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主權（這一點，在民國之前是中國人是沒有的）的概念和他爹相比，自然要強不少。是以，他匆忙的将這支最強軍閥力量帶到了一個統一的家庭裡，幻想以全國之力抵抗日本在東北的經營。
隻是，當時的中國力量太薄弱了，全國尚且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步伐，幾乎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和真正戰争洗禮的軍閥，更不可能抵抗。
這一點，蔣介石明白，張學良也明白。雙方更像是在一種無聲的默契當中達成了一個共識：“消極抵抗”。
依我看，張學良不願意同日本發生直接沖突，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儲存東北軍的實力。
抗日戰争期間，國民黨内部一直是四分五裂的狀态，從來不是鐵闆一塊。從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閻錫山的晉系、馮玉祥的西北軍、國民政府的中央軍、還有各種地方軍，各個派系之間互相傾軋，争權奪利。
保留住了東北軍的實力，也就等于保證了自己成為國民政府二号人物。
雖然有諸多的不成熟和私心，張學良仍然為中國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所有的派系中，張學良始終保持着以國家利益和主權為重，放棄派别之争，是難得的思想進步青年（或許在其他軍閥眼裡，是一種幼稚吧）。
很多人說，沒有楊宇霆的張學良，自斷臂膀，否則也不會産生九一八事變的悲劇。這是一種非常無腦的想法。
楊宇霆所謀求的是保證東北自立，更多處于私欲。
在這一點上，楊宇霆首先不具備張學良所具有的大格局（國家利益為重），更重要的是東北的複雜地理形勢和環境，根本不可能實作東北保持自立。東北人民和東北軍的命運隻怕會更慘。
當我們考慮東北問題時，不能僅僅局限于當時的國内，更要參考日本和國際情況。東北是日本進攻中國的跳闆，從這個角度講，既然戰争不可避免，東北的命運也早已注定，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時，東北恐怕面臨的就是真正的内憂外患（國民政府的抛棄和日本的全力抵抗）。
瑕不掩瑜，張學良時刻将國家利益放在心裡，雖有不成熟表現，但卻通過發動西安事變，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也是以，落得了終身軟禁的命運。
總的來說，張作霖隻是一個玩弄權柄的軍閥統帥，張學良則是一個懷有赤子之心的愛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