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满清在鸦片战争之前是闭关锁国的，其实也不尽然。中外商品的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个口岸始终是对外开放的，这个口岸就是广州。之所以在虎门销烟，原因在于鸦片都是从通过广州流入中国的，在广州禁烟的效果显然是最好的。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一建立就是一座港口城市，造船业和贸易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从唐朝开始，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使广州成为华南最大的外贸窗口。
经过唐、宋、元、明几代的发展，广州的贸易路线远至非洲东海岸。到了清朝，在禁海的同时，广州仍然保留了对外通商的特权。为了方便管理，清朝废除市舶司制度，让从事外贸的商人组成公行，自行管理，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制度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到乾隆二十五年时，正式确定下来。这种制度并不新鲜，女真还在东北时，晋商不顾明朝的禁令，卖给女真大量急需的粮食、布匹，以及军需物资。因此，满清习惯于通过这样的中间商来进行贸易管理，能大大减轻官府的负担。
另一方面，清朝皇室每年60万两的开支，要从广州外贸税银中获取的。因此，封禁其他口岸，保留广州，对清朝皇帝是有好处的。高峰时，广州十三行一年可以给朝廷上交180万两白银。
十三行最早是由潘振承等九家洋行，在1760年向清政府请求成立公行。经过是一段波折，22年后这个公行终于正式确定下来，由怡和行等13家商行组成公行，因此史称广州十三行。每家商行缴纳20万两白银作为入会费。
凡是外贸交易，必须通过十三行进行，等同清朝官方代理人，他们从中抽取佣金和朝廷税银。从表面看来，这十三行似乎是稳赚不赔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确实培育了不少极富的商家，但风险也不是没有。万一外商欠债不还，十三行就要倒霉了。
1780年，当时还只有八家商行，其中四家欠了外商380万两白银。外商要不到钱，就告到官府。乾隆皇帝也大方，下旨还人家760万，翻了倍，以体现天朝上国的气度。
不过，这钱当然是商行出，欠债的四家商行全部被抄家，人员充军伊犁。剩下的欠款由另外几家分摊，分十年还清。就这一下子，公行的元气大伤，经过多年才缓过劲来。那如果有外商欠了中国人的钱呢？对不起，这是商人自己的事，朝廷概不负责。
1814年，丽泉行的老板潘长耀，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要求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归还一百万欠款。结果官司打赢了，可直到十年后丽泉行破产，钱仍然没要到。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外国的司法系统才不会为中国人去催账呢。
为了追债，潘长耀还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用的是中文、英文和葡萄牙文三种语言。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十三行的老板是当时最具有国际交往意识的中国人，精通外语和国际规则。
但是他们只是商人，虽然都花钱买了三品、二品的顶戴，但清朝官员们根本瞧不起他们。他们从外国人那里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自然也不会被重视。
鸦片战争后，魏源能够很快地编撰出《海国图志》，主要的资料就是从十三行等渠道得到的。世界一直呈现在中国的面前，只是没人愿意往外多看一眼而已。
鸦片战争前的岁月是十三行最繁荣的时期，在十三行的附近商业街上有5000多家店铺，等待外国商人的挑选。买卖双方达到意向后，再找十三行交纳佣金、税银，完成交易后，货物就可以装船启运了。
十三行的老板在广州城里都是头面人物，他们背后靠山都是京城里的大员，寻常官吏在他们面前也不敢造次。这样的风光一直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
林则徐收缴的鸦片，除了外国商人的外，主要就是十三行的。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在鸦片贸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清政府禁烟政策的摇摆也是鸦片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英国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对外贸易猛增，十三行却迎来了衰落期。通商口岸的增多，使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昔日的风光一去不复返。
幸好，广州外贸重镇的地位并没有丧失。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在中国外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算是十三行文化的一种延续吧。
【参考资料：《广州十三行》、《潘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