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苏联历史里扮演了受迫害的角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的知识分子在整个苏联时期仍然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
或许正是因为享受诸多良好待遇的缘故，苏联知识分子也不断分化整合，一部分知识精英决定探索所谓“民主自由”的通道，将真正的历史还给人民。为此，在苏联解体期间，他们甚至充当了西方的“马前卒”。
事实上，在苏联原有体制中，作为固有利益的受益者，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并不欢迎改革，他们认为只要维持原有体制就好，过量的改革完全不符合这一阶层的利益。
据苏联社科院在1988年初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政府工作人员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经济改革，其余的调查者则对改革是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就算要见到成效那也是比较遥远的事。
相反，对改革持热心态度的反而是苏联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支持改革，而且还推动激进组织的成立，希冀通过此种方式促使政治进行变革。
苏联知识分子急于改变现状的原因与苏联当时的社会情况关系紧密。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赫鲁晓夫时期获得了大解放，各种地下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并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增强，他们在吸收党员时仍然注重所谓的阶级原则，忽视将知识分子纳入最高阶层。
如此一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苏联知识分子只能从事普通教育工作，这让自视为社会精英的苏联知识分子愈加不满。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立即实行所谓的“思想自由化”政策，这给苏联知识学界带来很大的震动。不过，与苏联知识分子希冀进行体制改革的初衷不同，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实行思想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要求苏联知识分子为其建言献策，以推动苏联经济的发展。然而，最终知识分子还是背弃了戈尔巴乔夫，葬送了庞大的苏联。
据悉，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新思维等口号，一度使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文人眼前一亮。而政府释放萨哈罗夫、夏兰斯基等苏联“思想犯”的行为更是使苏联知识阶层欢呼雀跃。
一时间，知识分子仿佛如“解禁”般贪婪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昔日的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曾经处于被批判对象的苏联知识分子甚至摇身一变，成为苏联最高阶层的一员。他们中有的像阿巴尔金、阿法纳西耶夫还身居高位，担任了苏联政府副总理。
当时一些老牌的苏联经济学家都变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也主张与西方接轨，指桑骂槐、数典忘祖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当然，盖达尔、丘拜斯之流等人代表的西化新生代在抛弃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更为激进。在私有化、西方化的浪潮中，他们鼓吹用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改造苏联，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更优秀。相反，直接参与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阿巴尔金并没有超出当年柯西金改革的水平，所谓的“500天计划”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无异于异想天开。
西方田园牧歌式美梦的破产让苏联知识分子痛不欲生，他们仿佛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
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在反苏进程上不遗余力，他们疯狂地接受西方势力的资助，为西方阵营摇旗呐喊。通过残酷的政治变革和经济演变，从前的知识分子已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当然，西方“自由先锋”的角色并不好当。不久爆发的自由化浪潮和民族分裂情绪将苏联知识阶层冲击得四分五裂。一夜之间，昔日的同窗好友变成了仇敌，同一家乡的友人也迅速分化。政治浪潮的纷争也引发了苏联知识学界的对抗、分裂，诸如作家之间你争我夺、教师分割学校资产的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苏联之所以会发生悲壮形式的解体，更像是一场蓄意图谋的政变。是苏联知识分子葬送了改革，葬送了强大的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