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革命的母亲”葛健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作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第一位非党员人物，葛健豪中共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葛健豪作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者，在53岁的年级，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大的留学生。
葛健豪的儿子蔡和森和儿媳向警予，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女儿蔡畅和女婿李富春，两人不仅是早期党的领导人，建国后还都是国级的干部。
放眼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为中国革命输出过如此多的人才。
而这四位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会走上革命道路，多多少少都是受到了葛健豪的影响。
葛健豪也因此被称为“革命的母亲”。
她一生积极投身教育、支持儿女从事革命活动，人们将她与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委员唐群英和“鉴湖女侠秋瑾，并称为“女界三杰”。
葛健豪，又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荷叶桂林堂。
在那时候，湘乡县有三大名门望族，分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曾氏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兰英娘家葛氏家族。
葛健豪在法国
三家彼此联姻，世代交好。
葛兰英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关系十分的紧密。
虽说出生在名门，但这位葛兰英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在她不到三岁的时候，父亲葛葆吾便去世了。
葛葆吾的去世对于葛兰英一家的打击很大，一下子家中便失去了顶梁柱，其母陈氏只能带着她和哥哥葛望钦，在家与年近60的奶奶一起度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葛兰英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一起读书习字，远比哥哥学得更好。
但是葛兰英毕竟生在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为女人，很多时候一出生命运就早已经被安排好了。
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兰英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
在葛兰英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两家父母便为儿女定下了亲事。到了葛兰英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
此时的葛兰英只知道自己嫁到了那里，而对于丈夫的情况是一无所知，她想着自己今后的生活，葛兰英的心中感到一番苦涩，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命运的不公。
同当时大多数的封建女性不同的是，结婚后的葛健豪，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并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就此定格。
葛兰英十分地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对于当时时局的发展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在葛兰英嫁到蔡家后，先后生下了麟仙、麓仙两个儿子和庆熙、顺熙两个女儿。
蔡家在当地原本也是个名门望族，家中有祖传的辣酱生意，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上百担地租收入，生活较富裕。
但是这家业传到蔡蓉峰这一代发生了变化，由于他不善经营，家境每况愈下。到了后来，为了生活，蔡蓉峰不得不凭借姻亲关系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
而葛兰英也随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了我党著名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
但来到上海后，面对繁华的上海滩蔡蓉峰也变了，他不仅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了小老婆。在机器局，蔡蓉峰对工人大摆官僚架子，在家里对葛兰英母子也是神气十足。
葛健豪一家人
葛兰英对于丈夫的种种行径十分地看不惯，她无法接受丈夫这种颐指气使的做法，自幼性格刚强的她，在一怒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
在葛兰英在随夫居住上海前，有两位外地女子出嫁到荷叶，一位名叫唐群英，湖南衡山人，1891年出嫁到荷叶曾家，另一位叫秋瑾，浙江绍兴人，1896年出嫁到荷叶王家。
这两位女性都出身于“名门”,能文善诗，性格豪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葛健豪对她们十分钦佩。
1907年初春，秋瑾为筹集革命经费和安顿子女回到荷叶，葛健豪得知，立即带着小女蔡畅前去看望，两人心志相交，彻夜长谈。
这一番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葛健豪被秋瑾身上那股侠义精神深深地打动。
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葛健豪感到深深的遗憾，她向往秋瑾那样的人生，也向往着能够反抗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人生。
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葛兰英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葛兰英回到永丰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3个孩子，即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和8岁的蔡畅。
但是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形势愈演愈烈，葛兰英越来越感觉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时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葛兰英看着日渐长大的子女她再也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们进省城去读书。
但是此时的蔡家早已经破产，也没有什么家庭的进项，葛兰英便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然后送孩子们去读书。
葛兰英不仅积极支持儿子读书，还支持女儿同封建势力作斗争。
在当时，没有人重视女孩儿的教育，都是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
但葛兰英却从不限制女儿，而是由着她的天性，让她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
别人家的女孩儿几岁时就要裹脚，但是葛兰英却几乎就没动过这个念头，几个女儿都没有缠过足，这在当时，也是开新风气之先河。
葛健豪一家唯一的全家福
可以说，在那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年代，葛兰英，成为了儿女们成长过程中最大的依靠。只是在那个时代，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她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过于弱小。
1913年夏，丈夫蔡蓉峰眼看小女儿蔡畅已经逐渐地长大，为500元银洋的聘礼，便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的儿子做童养媳。
葛兰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气炸了，她对于丈夫的做法十分地愤怒，立刻找到丈夫去理论，但是在那个年代，葛兰英话语权，不足以改变丈夫的想法。
看着眼前日渐长大的女儿，再想到她即将面对的命运，葛兰英的心如刀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接受女儿的一生就这样的被毁掉。
权衡再三之后，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让女儿逃离这个家，鼓励女儿同父亲抗争。
在母亲的支持下，年幼的蔡畅离开家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她找到了哥哥蔡和森，重新开始学习，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在女儿离开后，葛兰英也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人生，虽然在别人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但是葛兰英自己心中一直有一团革命之火，她向往秋瑾那样的人生，向往着能够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儿子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儿子的归来，恰好给葛兰英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蔡和森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而且这个学校免收一切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
蔡和森明白母亲一直以来的理想，因此力劝母亲去长沙求学。
葛兰英听罢儿子的建议后，最开始并不同意，冲破封建社会的束缚对于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葛兰英转念一想，她觉得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也不失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选择。
于是，1914年春，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的门口便出现了这样的一幅奇景。
年近半百的葛兰英，在子女的陪伴下，踩着三寸金莲来到学校门前报名入学。这样的组合，在那个年代，回头率非常地高。
学校老师见到葛兰英来报名也是十分的新奇，他们还从未曾年纪这么大的求学者。但是负责招生的人，最终还是嫌弃葛兰英年纪过大，拒绝了她的报名。
眼看自己的被拒绝，葛兰英十分气愤，但是她并没有打退堂鼓，自己这一次既然离开了永丰，便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自己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于是葛兰英便要蔡和森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评理。
在状纸，她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葛健豪”。
在状纸中，葛健豪自述自己名字的含义：“‘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 。
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
就这样，葛健豪被免于考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
葛健豪（左二）在法国
此时葛健豪的大女儿蔡庆熙也进入了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刘千昂进了幼稚园，算上蔡和森和蔡畅，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都在省城求学，这一事迹当时在湖南被传为一段佳话。
在女子教员养成所，葛健豪虽然是年龄最大的，但却是最勤奋好学的。
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
葛健豪尤其喜欢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
不过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葛健豪最为难能可贵的还不是学习知识，而是能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这对于当时的学校风气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
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学生”，虽然这时候葛健豪已经年近半百，但是内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年轻。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后选择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葛健豪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她认为自己应该将这样的新风气带给家乡的人，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
对于母亲的想法，儿女们都非常地支持，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
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葛健豪在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经常组织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事，谈妇女解放，逐渐的二女校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
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也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但是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也触怒了封建势力。
在他们的阻挠下，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
但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
此时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也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运动。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的蔡和森并没有工作，而是同毛泽东等人决心投身革命。
葛健豪听到儿子的决定后，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
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住到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随着葛健豪一家人的迁来．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当时葛健豪家中的生活每个月只依靠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的八元工资，十分的困难。
为不影响儿子同毛泽东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
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青年之用。
对于她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等青年非常敬仰。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
葛健豪（前排左二）在法国
葛健豪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
看着眼前这些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听着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那些理想，她真心地希望儿子同毛泽东等的理想能够获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
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
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
1918年夏，蔡和森受新民学会的委托，负责筹办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为了“要使女界同时进化”,他在组织男子赴法的同时，积极宣传动员女子赴法。
1919年10月蔡畅、向警予等发起成立“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为了激励更多的女子走自由解放之路，蔡和森、蔡畅兄妹一起动员母亲赴法。
对于这个提议，葛健豪十分地动心，但是她考虑到自己年岁大，这去异国，会给儿女们增加负担。
当儿女们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试探着笑道：“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哪有老太婆出国留学的。”
蔡和森进一步激励说：“老当益壮嘛。湖南一师有位徐特立，40多岁了，他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先生。你若去，那就是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老太太!“
葛健豪听了，哈哈地笑了出来，就这样，这位50多岁的老夫人决心为自己的生命再增添几分色彩，奔赴法国。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听闻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这样的消息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
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动摇的决心，才又重新坚定了下来。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一行人在上海杨树铺码头乘法国邮船启程，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本来犹豫观望的青年也坚定了赴法的决心。
葛健豪的刺绣作品
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
“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
在异国他乡，葛健豪就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她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愣是从一个一个单词学起。
在所有同去的人中，虽然她的年龄最大，但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
这样的毅力和学习成绩，同行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佩服的。
在法兰西，葛健豪如同重获新生一样，她没有一天不感到新鲜的，她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
他甚至还和在国内女子教员养成所一样,坚持参加文体活动，别看她年岁大,又是小脚，操练时引来许多人围观,有些年轻的法国姑娘还忍不住发笑，但是葛健豪对此却毫不介意。
因为这是她的新生活！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
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
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
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
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葛健豪一家的纪念碑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
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
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
葛健豪归国后，由于家庭成员的革命工作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先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在长沙安家。
除细心照料着孙儿孙女外，葛健豪还积极投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
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葛健豪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
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葛健豪在1924年6月9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6月25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
直到1928年她的二儿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
葛健豪在永丰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
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
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她和女儿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
后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曾派人欲把老人和几个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刚强的葛健豪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委托来人把几个孙儿带走,自己则留在乡下,和长女相依为命。
一直到葛健豪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
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葛健豪的内心有一丝失落，她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明白自己可能再也看不到儿子和女儿了。
在自己临终之际，葛健豪把长女叫到近前，叮嘱她要写信告诉蔡和森和蔡畅：“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就这样，在1943年3月16日，一代传奇女性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蔡母逝世后，内心十分的伤感，回忆起当年在长沙的岁月，不禁潸然泪下。
毛主席为葛健豪手书的挽联
他提笔为老夫人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短短的十二个字，完美地总结了葛健豪英雄的一生。
葛健豪虽是旧社会的女性，但是她却敢于同那个时代抗争，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女儿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当然，老人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四位伟大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她以身作则，开创了妇女运动之先河，这对于近代的妇女解放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