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妮弗·巴尔伊科(Jennifer Baljko) 译校：缪可言、朱锦程、丁倩茹
整个2018年初， Ruhi经常会拒绝去日托班，这给她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难题。印度德里Mahavir Enclave地区的日托中心工作人员萨佩纳•罗伊回忆说：“一开始，我每天都在努力说服Ruhi来中心，但后来有些事情发生了转变。Ruhi 开始每天出现在日托中心。她早早地来到这里，对听故事、做涂色和观看木偶戏感到兴奋。
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变化？那一年，“读给孩子听”（Read to Kids）项目从在父母和儿童照料者中的试点项目扩展到在印度的日托中心中铺开。成人利用手机应用向孩子们朗读数百本书籍的方法激发了Ruhi和新德里其他数十万像她一样的孩子对学习的热爱。
罗伊说，“读给孩子听”对Ruhi这样的孩子产生了重大影响。缺勤率下降了，因为孩子们不想错过故事时间。孩子们比以前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动态的读书互动也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和家里养成了阅读习惯。”
Ruhi对书籍新萌发的热爱之情正是全球学习公司培生集团（Pearson）、扫盲倡导者世界读者组织（Worldreader）和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向发展要成果”（Results for Development, R4D）在2015年创建“读给孩子听”印度试点项目时所期待看到的。试点项目在两年的时间里覆盖了新德里周边的20.3万户家庭，它的成功推动了该项目向印度其他地区、约旦、秘鲁和中东等北非地区的扩展。
根据几十年的合作经验，这些组织知道，让儿童成为终身阅读者需要耐心和说服力。但他们从“读给孩子听”项目中了解到，在没有建立起阅读书籍文化的国家，鼓励低收入社区的父母和儿童照料者读书给幼儿听尤其具有挑战性。
“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试图研究如何利用手机来改变父母的行为，并鼓励更多的亲子互动和更多的给儿童读书活动。”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世界读者组织的全球项目经理和行为改变管理专家安雅•克兰（Annya Crane）说。
“读给孩子听”试点项目取得了成功，其方法是：建立国际和地方组织的多样化合作伙伴关系；持续聚焦于改变行为；以及采用一种混合的、跨部门的发展方法，这种方法建立在不断学习、调整和适应的意愿之上。
“读给孩子听”印度试点项目源于培生集团和世界读者组织两者共同的兴趣，即提高全球识字率，并在难以找到书籍的地区提供成本效益高的图书获取途径。
世界范围内数字设备的爆炸式发展，使这些组织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儿童。世界读者组织估计，中低收入国家有2.5亿儿童在入学时没有做好学习准备。这个组织希望通过父母为孩子朗读，使这些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获得优势。培生集团和世界读者组织之前曾合作，通过世界读者组织的非洲各地学校和图书馆的电子阅读器项目，提供培生集团制作的内容。2015年初，培生集团和世界读者组织继续合作，着眼于提高印度民众的识字率。
这些组织致力于将在印度非常普及的手机转变为装有数百本电子书的移动图书馆。他们希望发现父母如何使用手机为孩子朗读，并鼓励（父母使用）新的方法来提升孩子的入学准备。世界读者组织估计，许多印度孩子在入学前未做好准备；57.5%的三年级儿童无法阅读一年级的文本。
该项目的主要出资者培生集团为世界读者组织提供了大约140万美元，用于2015年至2017年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另外还为该项目在2018年和2019年的扩展提供了60万美元。世界读者组织也为该项目筹集了约25万美元的资金，并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将这些资金分散使用。
世界读者组织是该项目的主要项目设计师和技术提供商，提供其数字化内容组合以及在51个国家创建数字阅读器的经验。“读给孩子听”项目的大部分资金被分配给了“行为改变运动”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项目。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机构“向发展要成果”（Results for Development）于2015年5月加入培生集团和世界读者组织，负责监督和评估。2015年至2017年，作为“读给孩子听”项目的评估与学习伙伴，培生集团向这家非营利性机构支付了24万美元。“从一开始，我们在确保投资这个项目能够对家庭产生实际的影响力，同时汲取深度的学习经验为全球扫盲社区服务上大力投入，使该项目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培生集团的创新与合作主管詹妮弗·杨·帕尔曼（Jennifer Young Perlman）说。
在找到主要合作伙伴后，世界读者组织于2015年年中开始开发世界读者组织儿童应用，以创建一个儿童友好的界面，将手机变成阅读设备。这款应用于2016年进行了Beta测试，包含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适合儿童年龄的电子书合集，内有550本印地语和英语儿童故事书，家长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世界读者组织从34位本地和国际的出版商那里采购书籍，包括培生集团、布拉罕书籍（Pratham Books）和卡塔（Katha）、图利卡（Tulika）、伊克拉维亚（Eklavya）等公司。
在试点项目中，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将目标对准了低收入社区中有读写能力或半读写能力的父母，他们有智能手机，并把孩子送到低成本学校上学。这些组织想了解这些家长是如何使用手机的，以及这个国家讲故事的传统是如何加强阅读习惯的。
这些组织还与一些德里有创意、发展、教育、政府和医疗组织达成了伙伴关系，如社会全面发展组织（Society for All Round Development, SARD）和印度斯坦乳胶计划生育促进信托（Hindustan Latex Family Planning Promotion Trust, HLFPPT），为了更好地理解手机使用模式，确定哪些家庭最有可能期待这个项目，以及如何最好地传达核心信息——“今天的故事是在为明天做准备”。
2015年末至2016年初，通过最初的规划会议和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包括数据收集和对儿童看护人的访谈和调查），该团队得到了第一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例如，印地语中缺少一些简单的词汇——甚至没有“阅读”（read）和“正在阅读”（reading）。在印地语中，padhna或padhai karna的意思是阅读或学习，但它们指的是学术研究。在大多数印度家庭中，没有关于儿童培养文学素养的“故事时间”和“阅读”等概念。
“在印度，口述故事的文化很盛行，但在这种文化中，在家给孩子们读书消遣并不是一种常态。”“向发展要成果”的项目负责人莫莉•杰米森•埃伯哈特（Molly Jamieson Eberhardt）表示。“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参加我们调查的家长把‘和孩子一起在家阅读’解读成监督作业，这不是我们试图鼓励的行为，也与我们的目标对象，即0-8岁儿童（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文字理解的问题，而是受文化影响的误读。”
而与印度深厚的口述故事传统相关的词汇则是更好的选择。使用命名为“读给孩子听”（Read to Children）的app来给孩子讲故事成为接下来行为改变工作的重点。
从本质上讲，每一个新的洞察都是一个重新评估之前假设的机会，当数据偏离团队的期望时，重新调整下一阶段的目标。这个既是“向发展要成果”的适应性学习策略的基石，也成为了帮助孩子们阅读发展的基础。
这种迭代方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读者组织的教育项目主管温迪•史密斯 （Wendy Smith）表示：“我们与合作伙伴通过学习实验室的方式，引入了基于数据的决策制定能力。这帮助他们迅速思考如何调整该项目，以更好地吸引家长和儿童照料者。”
此外，季度学习检查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每三个月与当地的主要合作伙伴——社会全面发展组织、印度斯坦乳胶计划生育促进信托和Katha——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就用户如何改变阅读行为、他们如何与孩子们分享故事、以及他们在使用应用程序时遇到了哪些挑战等问题，总结出了真知灼见。
“社区参与是困难的。改变行为是困难的。这种改变行为的项目以前从未尝试过，”“向发展要成果”的高级项目官员卢克•海因克尔（Luke Heinkel）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们同意在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等方面采取严格的措施。”
在试点项目的最后，“读给孩子听”通过一对一和小组设置的应用程序使用培训课程，直接支持了来自德里177个低收入社区的1.5万个家庭。据估计，该地区的大众媒体活动和行为改变信息传递活动吸引了1700万人，同时还吸引了18.8万名app用户。根据世界读者组织的项目报告，近7000个家庭成为“频繁阅读者”，每月至少阅读四次，这是阅读习惯养成和行为改变的指标。
“如果我们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直接了解早期阅读的关键障碍是什么以及移动技术是否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之前，就怀着对儿童阅读的规模化的野心，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错过学习周期中的重要步骤，也就无法在印度甚至约旦等其他国家的更多社区成功地复制该项目。”杨·帕尔曼说。
2017年，世界读者组织在约旦启动了“Tuta Tuta”试点项目，该项目覆盖了5万多个受难民或冲突影响的家庭。在“读给孩子听”研究结果的基础上，Tuta Tuta展示了定期阅读和选择书籍是如何解决危机情况下儿童的社会和情感需求的。
“社会和情感学习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读者组织项目的主流，”史密斯补充道，“我们从约旦学到的知识表明，许多父母认为给孩子阅读有强烈的情感上的好处，所以正在寻找书籍来支持这件事。”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首发于2020年夏 原标题：《Scaling Story Time》 作者：詹妮弗·巴尔伊科(Jennifer Baljko)是一位常驻巴塞罗那的自由撰稿人。她的文章发表在Devex、Fortune、Inbound Logistics以及各种商务和旅游出版物上。她最近完成了为期三年半的横跨亚欧的徒步旅行，并在bangkokbarcelonaonfoot.com撰写博文介绍了这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