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妮弗·巴爾伊科(Jennifer Baljko) 譯校：缪可言、朱錦程、丁倩茹
整個2018年初， Ruhi經常會拒絕去日托班，這給她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難題。印度德裡Mahavir Enclave地區的日托中心從業人員薩佩納•羅伊回憶說：“一開始，我每天都在努力說服Ruhi來中心，但後來有些事情發生了轉變。Ruhi 開始每天出現在日托中心。她早早地來到這裡，對聽故事、做塗色和觀看木偶戲感到興奮。
是什麼引發了這種變化？那一年，“讀給孩子聽”（Read to Kids）項目從在父母和兒童照料者中的試點項目擴充到在印度的日托中心中鋪開。成人利用手機應用向孩子們朗讀數百本書籍的方法激發了Ruhi和新德裡其他數十萬像她一樣的孩子對學習的熱愛。
羅伊說，“讀給孩子聽”對Ruhi這樣的孩子産生了重大影響。缺勤率下降了，因為孩子們不想錯過故事時間。孩子們比以前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動态的讀書互動也讓孩子們在課堂上和家裡養成了閱讀習慣。”
Ruhi對書籍新萌發的熱愛之情正是全球學習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掃盲倡導者世界讀者組織（Worldreader）和全球發展合作夥伴“向發展要成果”（Results for Development, R4D）在2015年建立“讀給孩子聽”印度試點項目時所期待看到的。試點項目在兩年的時間裡覆寫了新德裡周邊的20.3萬戶家庭，它的成功推動了該項目向印度其他地區、約旦、秘魯和中東等北非地區的擴充。
根據幾十年的合作經驗，這些組織知道，讓兒童成為終身閱讀者需要耐心和說服力。但他們從“讀給孩子聽”項目中了解到，在沒有建立起閱讀書籍文化的國家，鼓勵低收入社群的父母和兒童照料者讀書給幼兒聽尤其具有挑戰性。
“這個項目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人試圖研究如何利用手機來改變父母的行為，并鼓勵更多的親子互動和更多的給兒童讀書活動。”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世界讀者組織的全球項目經理和行為改變管理專家安雅•克蘭（Annya Crane）說。
“讀給孩子聽”試點項目取得了成功，其方法是：建立國際和地方組織的多樣化合作夥伴關系；持續聚焦于改變行為；以及采用一種混合的、跨部門的發展方法，這種方法建立在不斷學習、調整和适應的意願之上。
“讀給孩子聽”印度試點項目源于培生集團和世界讀者組織兩者共同的興趣，即提高全球識字率，并在難以找到書籍的地區提供成本效益高的圖書擷取途徑。
世界範圍内數字裝置的爆炸式發展，使這些組織能夠接觸到更多的兒童。世界讀者組織估計，中低收入國家有2.5億兒童在入學時沒有做好學習準備。這個組織希望通過父母為孩子朗讀，使這些孩子在學校和生活中獲得優勢。培生集團和世界讀者組織之前曾合作，通過世界讀者組織的非洲各地學校和圖書館的電子閱讀器項目，提供培生集團制作的内容。2015年初，培生集團和世界讀者組織繼續合作，着眼于提高印度群眾的識字率。
這些組織緻力于将在印度非常普及的手機轉變為裝有數百本電子書的移動圖書館。他們希望發現父母如何使用手機為孩子朗讀，并鼓勵（父母使用）新的方法來提升孩子的入學準備。世界讀者組織估計，許多印度孩子在入學前未做好準備；57.5%的三年級兒童無法閱讀一年級的文本。
該項目的主要出資者培生集團為世界讀者組織提供了大約140萬美元，用于2015年至2017年為期兩年的試點項目，另外還為該項目在2018年和2019年的擴充提供了60萬美元。世界讀者組織也為該項目籌集了約25萬美元的資金，并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将這些資金分散使用。
世界讀者組織是該項目的主要項目設計師和技術提供商，提供其數字化内容組合以及在51個國家建立數字閱讀器的經驗。“讀給孩子聽”項目的大部分資金被配置設定給了“行為改變運動”和移動應用程式開發項目。
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非營利機構“向發展要成果”（Results for Development）于2015年5月加入培生集團和世界讀者組織，負責監督和評估。2015年至2017年，作為“讀給孩子聽”項目的評估與學習夥伴，培生集團向這家非營利性機構支付了24萬美元。“從一開始，我們在確定投資這個項目能夠對家庭産生實際的影響力，同時汲取深度的學習經驗為全球掃盲社群服務上大力投入，使該項目可以在其他地方複制。”培生集團的創新與合作主管詹妮弗·楊·帕爾曼（Jennifer Young Perlman）說。
在找到主要合作夥伴後，世界讀者組織于2015年年中開始開發世界讀者組織兒童應用，以建立一個兒童友好的界面，将手機變成閱讀裝置。這款應用于2016年進行了Beta測試，包含一個具有文化敏感性、适合兒童年齡的電子書合集，内有550本印地語和英語兒童故事書，家長可以通過網際網路下載下傳。世界讀者組織從34位本地和國際的出版商那裡采購書籍，包括培生集團、布拉罕書籍（Pratham Books）和卡塔（Katha）、圖利卡（Tulika）、伊克拉維亞（Eklavya）等公司。
在試點項目中，當地和國際合作夥伴将目标對準了低收入社群中有讀寫能力或半讀寫能力的父母，他們有智能手機，并把孩子送到低成本學校上學。這些組織想了解這些家長是如何使用手機的，以及這個國家講故事的傳統是如何加強閱讀習慣的。
這些組織還與一些德裡有創意、發展、教育、政府和醫療組織達成了夥伴關系，如社會全面發展組織（Society for All Round Development, SARD）和印度斯坦乳膠計劃生育促進信托（Hindustan Latex Family Planning Promotion Trust, HLFPPT），為了更好地了解手機使用模式，确定哪些家庭最有可能期待這個項目，以及如何最好地傳達核心資訊——“今天的故事是在為明天做準備”。
2015年末至2016年初，通過最初的規劃會議和三個月的實地調研（包括資料收集和對兒童看護人的訪談和調查），該團隊得到了第一組發現。他們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例如，印地語中缺少一些簡單的詞彙——甚至沒有“閱讀”（read）和“正在閱讀”（reading）。在印地語中，padhna或padhai karna的意思是閱讀或學習，但它們指的是學術研究。在大多數印度家庭中，沒有關于兒童培養文學素養的“故事時間”和“閱讀”等概念。
“在印度，口述故事的文化很盛行，但在這種文化中，在家給孩子們讀書消遣并不是一種常态。”“向發展要成果”的項目負責人莫莉•傑米森•埃伯哈特（Molly Jamieson Eberhardt）表示。“我們很早就意識到，參加我們調查的家長把‘和孩子一起在家閱讀’解讀成監督作業，這不是我們試圖鼓勵的行為，也與我們的目标對象，即0-8歲兒童（的生活）沒有什麼關系。這不是文字了解的問題，而是受文化影響的誤讀。”
而與印度深厚的口述故事傳統相關的詞彙則是更好的選擇。使用命名為“讀給孩子聽”（Read to Children）的app來給孩子講故事成為接下來行為改變工作的重點。
從本質上講，每一個新的洞察都是一個重新評估之前假設的機會，當資料偏離團隊的期望時，重新調整下一階段的目标。這個既是“向發展要成果”的适應性學習政策的基石，也成為了幫助孩子們閱讀發展的基礎。
這種疊代方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讀者組織的教育項目主管溫迪•史密斯 （Wendy Smith）表示：“我們與合作夥伴通過學習實驗室的方式，引入了基于資料的決策制定能力。這幫助他們迅速思考如何調整該項目，以更好地吸引家長和兒童照料者。”
此外，季度學習檢查被證明是非常有價值的。每三個月與當地的主要合作夥伴——社會全面發展組織、印度斯坦乳膠計劃生育促進信托和Katha——舉行一次面對面的會議，就使用者如何改變閱讀行為、他們如何與孩子們分享故事、以及他們在使用應用程式時遇到了哪些挑戰等問題，總結出了真知灼見。
“社群參與是困難的。改變行為是困難的。這種改變行為的項目以前從未嘗試過，”“向發展要成果”的進階項目官員盧克•海因克爾（Luke Heinkel）說，“我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我們同意在如何學習和學習什麼等方面采取嚴格的措施。”
在試點項目的最後，“讀給孩子聽”通過一對一和小組設定的應用程式使用教育訓練課程，直接支援了來自德裡177個低收入社群的1.5萬個家庭。據估計，該地區的大衆媒體活動和行為改變資訊傳遞活動吸引了1700萬人，同時還吸引了18.8萬名app使用者。根據世界讀者組織的項目報告，近7000個家庭成為“頻繁閱讀者”，每月至少閱讀四次，這是閱讀習慣養成和行為改變的名額。
“如果我們在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甚至在我們直接了解早期閱讀的關鍵障礙是什麼以及移動技術是否能夠克服這些障礙之前，就懷着對兒童閱讀的規模化的野心，那樣的話，我們就會錯過學習周期中的重要步驟，也就無法在印度甚至約旦等其他國家的更多社群成功地複制該項目。”楊·帕爾曼說。
2017年，世界讀者組織在約旦啟動了“Tuta Tuta”試點項目，該項目覆寫了5萬多個受難民或沖突影響的家庭。在“讀給孩子聽”研究結果的基礎上，Tuta Tuta展示了定期閱讀和選擇書籍是如何解決危機情況下兒童的社會和情感需求的。
“社會和情感學習現在已經成為世界讀者組織項目的主流，”史密斯補充道，“我們從約旦學到的知識表明，許多父母認為給孩子閱讀有強烈的情感上的好處，是以正在尋找書籍來支援這件事。”
來源：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官網，首發于2020年夏 原标題：《Scaling Story Time》 作者：詹妮弗·巴爾伊科(Jennifer Baljko)是一位常駐巴塞羅那的自由撰稿人。她的文章發表在Devex、Fortune、Inbound Logistics以及各種商務和旅遊出版物上。她最近完成了為期三年半的橫跨亞歐的徒步旅行，并在bangkokbarcelonaonfoot.com撰寫博文介紹了這段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