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3年（北魏正光四年），北魏军镇沃野镇的平民破六韩拔陵聚众造反，各镇的汉族和胡族百姓纷纷响应。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柔然可汗趁六镇边防空虚的时机举兵南侵掳掠，六镇地区损失惨重，遍地饥民。被朝廷罢黜到怀荒镇的镇将于景组织军民抵抗，但是老百姓要求先开放粮仓解决饥饱问题，被于景拒绝。愤怒的饥民忍无可忍，杀掉了于景，打开粮仓，起兵反抗北魏政权。
怀荒镇军民的反抗引发了其他军镇的呼应，沃野镇的边民在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的带领下，杀掉沃野镇将，起兵反抗，叛乱活动四处蔓延，六镇地区完全失去了控制。
破六韩拔陵带头起义的消息传开之后，赫连恩、胡琛起兵于高平镇；莫折大提起兵于秦州，于著提、呼延雄起兵于凉州；直到公元528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葛荣起义，北魏的统治基础开始严重动摇。
星星之火就形成燎原之势，可见六镇镇民的怨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北方六镇作为北魏北方军事力量的核心，军民地位崇高，为什么他们要造反？
北方六镇简述
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北方柔然的防御，太武帝拓跋焘征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起防御工事，东起上谷，西至黄河，长千余里，并筑寨拱卫平城。后来又在这一带设镇防守，先后共设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六镇。
后来，北魏陆续修筑了北方长城，配合六镇进行防守，这样，北方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柔然等游牧力量对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就大大减轻。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掠，转而向西域等地发展，说明这一防御战略是相当成功的。
如此重要的六镇，其将领和军兵当然也必须是忠臣且优秀的。六镇的镇将皆出自拓跋部贵族或内地忠诚善战的大族，军兵也大都从鲜卑拓拔氏的高门子弟中选拔出色的战士充任。六镇军人的政治地位也高过其他地方的军人许多，而当时的军将也多以能去六镇戍边为荣。
但是，军镇制度也具有其双重性。
如果朝廷能控制军镇时，军镇就是战斗力强的政府军。如果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控制军镇主将，则军镇就会成为分裂割据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士兵成为官长的私属部曲，随意被官长奴役。这必然大大降低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斗力。
孝文帝迁都和门第制度，让六镇军人失去了未来
在这些军镇之内，军人依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方式。孝文帝在国内进行汉化改革的时候，虽然没有对军镇制度做大的调整，但随着迁都和门阀制度的实施，北方六镇的军民逐渐感受到了失落甚至绝望。
首先，北魏迁都洛阳，六镇拱卫旧都平城的战略重要性大幅下降，戍边将士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镇将镇军虽然还是鲜卑贵族身份，但与洛阳贵族比起来，无论是地位还是财富，都暗淡无比，他们失去了未来；六镇军民从地位高待遇好的典范，沦落为地位低待遇差、没人愿意去的地方。
其次，孝文帝主持划定了贵族门第，只有那些高门出身的人才有未来，镇军心理落差因此加大。
孝文帝曾经评定了鲜卑族穆、陆、贺、刘、嵇、于、楼、尉八姓和汉族大姓崔、卢、李、郑、王为第一等士族，还有其他次第的大族。只有这些贵族门第出身的人才能混迹官场，才能取得高官厚禄。而镇军镇民都成为令人鄙视的粗人，未来基本没有升迁的可能。
第三，北魏的主要敌人--柔然--衰落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投降北魏，另一部分向北魏纳贡。这就导致北方六镇在军事和政治上无事可做了。
军队主要职能是替国家打仗，军人的荣誉和利益也来源于战争。
当镇将无事可做、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对朝廷日益不满，于是就在代北广占良田，驱使士卒耕作，并克扣军饷；同时还剥削镇民。于是镇将与镇兵、镇民之间的矛盾激化。镇将各自为政，聚敛钱财，兵强力壮的将士到处掳掠，老弱病残的则沦落到近似奴隶。镇将与镇兵、镇兵与镇民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加深。
矛盾终于在怀荒镇将于景到任后爆发，破六韩拔陵发动起义。从此，北魏政权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洛阳龙门石窟
结语
放在大尺度时间轴上看，孝文帝汉化迁都这件大事对中华民族绝对是有利的，它加深并加速了胡汉融合，形成了不少制度创新。但对当时六镇地区军民来说，迁都汉化带来的是灾难。孝文帝没有解决好迁洛人群和留在代北人群的利益冲突，导致北方变法重要的六镇军民利益被长期忽视。矛盾随着时间积累，终于在镇将于景危机处置不当之时爆发。
从孝文帝谋划迁都的公元493年算起，到523年爆发六镇起义，正好是三十年。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孝明帝浪费了太多补救孝文帝漏洞的时机，终于从三十年河东变成三十年河西；再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魏西魏陆续灭亡，拓跋鲜卑的事业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