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3年（北魏正光四年），北魏軍鎮沃野鎮的平民破六韓拔陵聚衆造反，各鎮的漢族和胡族百姓紛紛響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柔然可汗趁六鎮邊防空虛的時機舉兵南侵擄掠，六鎮地區損失慘重，遍地饑民。被朝廷罷黜到懷荒鎮的鎮将于景組織軍民抵抗，但是老百姓要求先開放糧倉解決饑飽問題，被于景拒絕。憤怒的饑民忍無可忍，殺掉了于景，打開糧倉，起兵反抗北魏政權。
懷荒鎮軍民的反抗引發了其他軍鎮的呼應，沃野鎮的邊民在匈奴人破六韓拔陵的帶領下，殺掉沃野鎮将，起兵反抗，叛亂活動四處蔓延，六鎮地區完全失去了控制。
破六韓拔陵帶頭起義的消息傳開之後，赫連恩、胡琛起兵于高平鎮；莫折大提起兵于秦州，于著提、呼延雄起兵于涼州；直到公元528年爆發了規模更大的葛榮起義，北魏的統治基礎開始嚴重動搖。
星星之火就形成燎原之勢，可見六鎮鎮民的怨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北方六鎮作為北魏北方軍事力量的核心，軍民地位崇高，為什麼他們要造反？
北方六鎮簡述
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為了加強對北方柔然的防禦，太武帝拓跋焘征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起防禦工事，東起上谷，西至黃河，長千餘裡，并築寨拱衛平城。後來又在這一帶設鎮防守，先後共設沃野、懷朔、撫冥、武川、柔玄、懷荒六鎮。
後來，北魏陸續修築了北方長城，配合六鎮進行防守，這樣，北方鎮守邊防的軍隊進可攻，退可守，柔然等遊牧力量對北魏國都平城的威脅就大大減輕。北魏統一北方後，柔然便極少南下搶掠，轉而向西域等地發展，說明這一防禦戰略是相當成功的。
如此重要的六鎮，其将領和軍兵當然也必須是忠臣且優秀的。六鎮的鎮将皆出自拓跋部貴族或内地忠誠善戰的大族，軍兵也大都從鮮卑拓拔氏的高門子弟中選拔出色的戰士充任。六鎮軍人的政治地位也高過其他地方的軍人許多，而當時的軍将也多以能去六鎮戍邊為榮。
但是，軍鎮制度也具有其雙重性。
如果朝廷能控制軍鎮時，軍鎮就是戰鬥力強的政府軍。如果中央政權無法有效控制軍鎮主将，則軍鎮就會成為分裂割據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士兵成為官長的私屬部曲，随意被官長奴役。這必然大大降低軍人的社會地位和戰鬥力。
孝文帝遷都和門第制度，讓六鎮軍人失去了未來
在這些軍鎮之内，軍人依然處于半遊牧半農耕的生活方式。孝文帝在國内進行漢化改革的時候，雖然沒有對軍鎮制度做大的調整，但随着遷都和門閥制度的實施，北方六鎮的軍民逐漸感受到了失落甚至絕望。
首先，北魏遷都洛陽，六鎮拱衛舊都平城的戰略重要性大幅下降，戍邊将士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鎮将鎮軍雖然還是鮮卑貴族身份，但與洛陽貴族比起來，無論是地位還是财富，都暗淡無比，他們失去了未來；六鎮軍民從地位高待遇好的典範，淪落為地位低待遇差、沒人願意去的地方。
其次，孝文帝主持劃定了貴族門第，隻有那些高門出身的人才有未來，鎮軍心理落差是以加大。
孝文帝曾經評定了鮮卑族穆、陸、賀、劉、嵇、于、樓、尉八姓和漢族大姓崔、盧、李、鄭、王為第一等士族，還有其他次第的大族。隻有這些貴族門第出身的人才能混迹官場，才能取得高官厚祿。而鎮軍鎮民都成為令人鄙視的粗人，未來基本沒有升遷的可能。
第三，北魏的主要敵人--柔然--衰落分裂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投降北魏，另一部分向北魏納貢。這就導緻北方六鎮在軍事和政治上無事可做了。
軍隊主要職能是替國家打仗，軍人的榮譽和利益也來源于戰争。
當鎮将無事可做、地位下降的情況下，對朝廷日益不滿，于是就在代北廣占良田，驅使士卒耕作，并克扣軍饷；同時還剝削鎮民。于是鎮将與鎮兵、鎮民之間的沖突激化。鎮将各自為政，聚斂錢财，兵強力壯的将士到處擄掠，老弱病殘的則淪落到近似奴隸。鎮将與鎮兵、鎮兵與鎮民之間的沖突已經逐漸加深。
沖突終于在懷荒鎮将于景到任後爆發，破六韓拔陵發動起義。從此，北魏政權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
洛陽龍門石窟
結語
放在大尺度時間軸上看，孝文帝漢化遷都這件大事對中華民族絕對是有利的，它加深并加速了胡漢融合，形成了不少制度創新。但對當時六鎮地區軍民來說，遷都漢化帶來的是災難。孝文帝沒有解決好遷洛人群和留在代北人群的利益沖突，導緻北方變法重要的六鎮軍民利益被長期忽視。沖突随着時間積累，終于在鎮将于景危機處置不當之時爆發。
從孝文帝謀劃遷都的公元493年算起，到523年爆發六鎮起義，正好是三十年。孝文帝之後的宣武帝、孝明帝浪費了太多補救孝文帝漏洞的時機，終于從三十年河東變成三十年河西；再過三十年左右的時間，東魏西魏陸續滅亡，拓跋鮮卑的事業就此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