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统一王朝，在继承前代丁忧制度的基础之上，又结合本民族的特色，创造出带有民族特色的丁忧制度。针对旗人与汉人，分别采取不同的丁忧制度，这体现出满汉殊同的差异性。不同官阶的人丁忧期间的待遇不同，这体现出官员级别的等级性。
违反丁忧制度，又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相反，丁忧期间尽孝突出的，又会受到法律的奖励，这又体现了法律的奖惩性。而清代丁忧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以康熙朝为界限，康熙以后丁忧制度，才逐渐走向完善，这又体现出丁忧制度的完善性。
清代是满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以满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异性，包括文化、理念、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等，随着满汉的不断融合，这种差异性也逐渐缩小，但满汉殊同的差异性始终存在的，对此清朝统治者采取区分对待、因人而异的政策。
对于体现儒家孝道观的丁忧制度，清政府便采取了满汉区别对待的政策。满汉殊同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丧葬习俗的不同和守制居丧的期限不同。满族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民族，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
满族的最早祖先是先秦时期肃慎人，在明代时满族分为建州、野人和海西女真，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建州女真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后金，接着努尔哈赤又在军政合一的基础上，建立了八旗制度，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清王朝。
满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民族血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满人以狩猎为生，由于特殊的生存方式，养成了他们善于骑射的性格特征，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军事活动中，满族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丧葬习俗的独特性，便是满族独特民俗民风的代表。
在最初的丧葬方法上，便体现出满汉殊同的特点。满族的丧葬方法有很多种，在满人入关之前，满族还是以火葬为主，无法接受汉族的土葬。满人之多以选择这样的丧葬方式，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关。
满人的祖先常常居无定所，流动性较强。正是因为流动性使许多财产无法带走，因此死者希望在死后，将一些固定财产和陪葬品，全部火化而带走。另外八旗军政合一的特殊军事组织，连年征战的军旅生活，使许多八旗兵无法回家，那么便希望死后通过火化的方式魂归故里。
而对于满族的火葬，汉族更是无法接受，汉人认为这是对于死者的不敬，人死后入土为安，所以汉族实行的是土葬的方式。同时，人在死后，要为至亲的人守孝三年，以尽孝道，因为父母之恩大于天，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孝”为先。三年丁忧的守制期限便流传下来。
清朝在入关后，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对汉族的“孝”观念逐渐的吸收，并且确定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满族不但接受了汉族的土葬的丧葬方式，而且也开始学习汉人的三年丁忧，去官解职，为父母尽孝，改变火化丧葬的方式。
由于满汉的差异性，在丁忧制度的具体执行中，满汉存在着严重的差别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丁忧守制的期限上。汉族的在京官员与汉族的地方官员，丁忧守制期限是二十七个月，遵循了汉族的习俗，三年丁忧之期。
这是清代规定的汉人丁忧守制的时间期限，三年之期的守制期限古已有之，被人们视为定制，常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法合一”的国家，“礼”是古代人们一切行为标准的准则，而礼仪制度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孝道观。
在各项礼仪制度中，三年丧期的丁忧守制制度最为重要，因为它传承着儒家文化，更是社会舆论与为官标准的衡量器。满人和蒙古人却不遵三年守制的期限，他们的丁忧期限百日即可，百日之后便可起复。
这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满族是以满蒙贵族为主体的政权，要征服强大的汉民族，不但需要借助汉文化与汉族地主的力量，但在重用他们的同时还要限制他们、控制他们，以防止大权的旁落。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部门，往往是满族官员和贵族官员担任，满蒙贵族官员往往身兼数职，机构庞大而满蒙官员的数量却有限，如果再加上三年守制期限，长时间的职位空缺势必造成大权的旁落、势力的下降，所以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考虑，满蒙官员的丁忧守制期限为百日。
满族与汉族在丁忧制度上，确实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总体上，是满族逐渐的接受汉族文化，丁忧制度也从最初的继承，到逐渐的发展，再到最后的不断完善，丁忧制度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