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也是“国产货”， 1973年，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黄河古象化石，距今约200－250万年，是中国古生物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人们了解甘肃地区的古地理、古气候的珍贵资料。远古黄河流域的大象被人们称为“黄河象”，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没有大象的，象棋也不是某位作家说的那样来自印度。还有，三星堆网友引热议的惊艳黄金面具，也似与秦始皇祖先陵墓发现的大量黄金饰品有着某种关联。
这几天，三星堆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考古学家一再强调，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三星堆文物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但一些网友仍然因为三星堆文物“长相”奇特怪异，还在鼓吹三星堆文明来自外星，是外星人的创造。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不能不说的是，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要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一种娱乐，满脑子都是幺蛾子，语不惊人死不休，可叹也可悲。
在三星堆的发掘中，我特别留意到了4号坑出土的玉琮，虽然，一出土就被文保人员护送到了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文化源头在哪里还没有定论，但央视的直播连线中说，这是良渚玉琮与三星堆相隔千年的“遇见”，两个文物串联起了两个地理位置相隔千里的长江流域文明。
我想到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600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为古蜀王国的都邑，也是四川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金沙遗址复原了一段失落的历史，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并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佐证。
金沙遗址出土过一件良渚玉琮，雕刻极为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神形徽志，堪称一绝，被看作是良渚文化进入蜀都的“敲门砖”。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除自身的文化特点，也有着来自甘肃齐家文化的基因。
这说明四川盆地自古就不是铁桶一个，并非在自我封闭中壮大和发展，而是在那些个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和了解的年代里，就与周边地区进行了广泛与深刻的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三星堆4号坑出土的玉琮虽然目前还没有明晰的答案，但它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形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礼器。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
因此，玉琮成了良渚文化的典范器物，因其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巨大的艺术魅力，自古就被嗜玉者所追捧。
良渚玉琮的用途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男性祖先说”、“地母女阴说”、“图腾柱说”、“礼地说”等，但一般认为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 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虽然，良渚玉琮是否与祭地有关尚在探讨中，看法也不一致，但其一定是反映了祖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必将会激发人们进一步去研究、探讨，破解良渚时期的谜团。
三星堆要比良渚晚一千多年，玉琮能出现在这个地方，更是见证了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其名称来自其主要遗址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是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齐家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向西至张掖、青海湖一带东西近千公里范围内，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4省区，为后来青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家文化源自马家窑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都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齐家文化已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海内外影响日益扩大。
在金沙遗址出土过一件体型较小的玉琮，专家认为其来自于齐家文化，也说明了自古以来今四川与甘肃之间的文明和文化的交流。
怎么交流的呢？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很多了，在今四川、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有很多的古道，在今天的地图上，人们依然还能看到由川西北至甘肃陇南、甘南的密密麻麻的铁路与公路，这些铁路、公路直通兰州、西宁、河西走廊以及更远更远的地方，它们都在以现代文明的形式见证着古代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实实在在地说明着四川盆地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1984年夏天，核工业部某地质队的地质工作者在勘测武山县地质土层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具抛落在田野的头盖骨化石，1987年，武山县文物工作者在距这具头骨化石发现地1.2米处又发现了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先后经兰州大学碳14检测，年代均为3.8万年，为一男一女，被称为“武山人”，要比同为晚期智人的山顶洞人早2万年。
人们把这两具头骨化石称为传说中的人文祖始伏羲和女娲，甘肃大地湾考古的最新发现表明，从距今6万年前开始，原始先民们就在甘肃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薪火相传，而武山境内的史前遗址，是和大地湾文化一脉相承的。
位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的石岭下遗址，最初发现于1947年，是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地层之上，存在着一种过渡性文化层。其基本面貌接近于马家窑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因素明显地与庙底沟类型相似。从而证明，马家窑类型的确是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
最新的田野调查表明，武山境内分布着大量的人类活动遗迹。从有“武山人”的3.8万年前至今，人类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痕迹，田野中平均每平方米就有两三片彩陶，一些地方的文化堆积层厚达一米，还有大量的灰层灰坑。
“武山人”头骨化石的发掘，为黄河流域远古文明史提供了新的物证，也为研究渭河流域人类的进化繁衍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00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汉藏语言人群的Y基因组之后，认为在一万年前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活的古代人群，发展了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他们是现代汉藏人口的祖先。这一观点被刊登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另外，结合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证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科研单位确认了包含汉语在内的汉藏语系起源于大约4000-6000年前的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证实了我国著名的人类遗传与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金力此前“北方起源假设”， 这也被刊登在了2019年的《自然》上。
这些，都说明西部古羌人很可能发源于天水一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4月）考古报告，天水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鼻祖中心发源地，文化堆积层完整有序，8000多年从未间断。
师赵村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天水市太京乡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城区太京乡葛家新庄村北1公里，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大型居住遗址。
两处遗址是位于渭河上游的保存较好、发掘规模较大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文化层厚，遗迹多，遗物丰富。其文化内涵包括史前时期诸多文化遗存，有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第一期（新文化遗存）、第二期（半坡类型）、第三期（庙底沟类型）、第四期（石岭下类型）、第五期（马家窑类型）、第六期（新文化遗存）和第七期（齐家文化）等文化遗存，还有西周、秦汉和隋唐时期墓葬。而在相距不远的两处遗址中，发现这么多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时期墓葬，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姜维城位于汶川县威州镇南沟的一座古文化遗址，因纪念姜维生前亲率大军到汶山平乱，故名。遗址占地面积达2．5平方公里，地下文物和地面遗存丰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姜维城出土可复原陶器约30余件、彩陶片50余件，时间距今5000年至7000年，为研究岷江上游地区远古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姜维城出土的彩陶无论是从陶质、陶色、纹饰题材还是陶器的制作与烧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北地区马家窑彩陶文化有着关联性，但又因地域因素，和马家窑彩陶有着文化因素上的差异。
汶川地处成都西部，属川西高原地带。姜维城的陶器证明，在上古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相对和平，是一处重要的居住聚落，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堆积。这也说明早在史前时代，当时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族的一支就不远千里来到了川西高原地带，与当地土著一起繁衍生息。
三星堆遗址出土过大量的陶器，包括之前发现的1号坑和2号坑，在今天的在4号坑看到也有一些陶器，这些陶器，虽不如青铜器、玉器那样光耀四方，但它仍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画卷，显现了远古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甘肃地区出土的陶器当然有着必然的文化联系。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也是“国产货”。 1973年，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黄河古象化石，距今约200－250万年，是中国古生物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人们了解甘肃地区的古地理、古气候的珍贵资料。
远古黄河流域的大象被人们称为“黄河象”，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没有大象的，象棋也不是某位作家说的那样来自印度。
还有，三星堆网友引热议的惊艳黄金面具，也似与秦始皇祖先陵墓发现的大量黄金饰品有着某种关联。
因为这些，不能再说三星堆文明来自外星了，那是对我们5000年文明开的一个很不尊重的玩笑，不是戏说，是太没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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