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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当上四野参谋长,是此人的推荐,刘后来说:他救了我!

1946年2月,从山东进入东北的罗荣桓政委来到了苏军占据的大连养病。

3月,一天上午,罗荣桓正在看报纸,突然一个苏军少校来访。罗荣桓走出客厅一看,惊喜地喊道:“刘亚楼同志,你从哪里钻出来?”

“您好啊,罗政委!”刘亚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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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刘亚楼就是红一军团的师长。抗战开始后,为了培养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这一次,刘亚楼随着苏军出兵东北,来到大连,在苏军情报部门工作,对外称“王少校”。

两人相见,十分高兴,畅谈了一个上午。

几天后一个下午,刘亚楼带来一位苏联红军中校,向罗荣桓介绍说:

“米哈依同志,我的上司,搞情报的。”

米哈依中校和罗荣桓谈了一阵话,就提出请罗荣桓出去吃晚饭。罗荣桓与他初次见面,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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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乘上苏军的小汽车,来到街上,进了一个日本料理屋。

客人们席地而坐。几个日本女招待笑嘻嘻地跪着给他们斟茶、点烟,忙了一阵,摆上一桌子菜。

开始,米哈依中校和罗荣桓、刘亚楼碰杯。后来白酒喝多了,他自己一杯杯往口里倒,喝得醉醺醺,动手搂着身边的女人胡闹。罗荣桓看到这乌七八糟的情景,像吃了一只苍蝇,心里很不舒坦,变得严肃了。刘亚楼发现了,对罗荣桓说:“这是俄国人的生活习惯。”

罗荣桓出于礼貌,只好耐心坐着,直到很晚才回到住处。林月琴见他闷闷不乐,问他:“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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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把酒席间的情景描述一番,感叹地说:

“咱们的红军老大哥,怎么是这个样子呀?难怪他们的士兵到处抢劫,强奸妇女,原来根子在军官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纪律,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哪像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呀?……刘亚楼也很疯,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呀!”(引自《人类庄严以典型——罗荣桓元帅纪事》p346)

几天后一个晚上,卫生部长王雨田和几位山东来的干部正在罗荣桓住处汇报工作。刘亚楼来了,穿得整整齐齐,兴致勃勃地说:

“同志们,今晚上苏军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的晚会,请大家都去参加。”

王雨田问:“有什么好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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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说:“跳交际舞,有音乐欣赏,还有啤酒和小吃。”

罗荣桓不以为然地说:“跳什么‘五’呀?还是跳‘六’吧!”

王雨田说,“不跳舞,去开开眼界也好。’

罗荣桓玩笑地说:“要当心啊!刘亚楼想拉你下水。”

结果,只有王雨田随着刘亚楼走了,其余的同志留下来,听罗荣桓谈国家大事。

几天后,罗荣桓约来了刘亚楼,问道:“苏军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苏联红军的纪律这样坏,是不是与取消部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你在苏军中好些年,详细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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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二战中德军入侵苏联,烧杀抢掠,苏军后来打进柏林,以牙还牙,实行报复主义,所以军纪坏了。”

罗荣桓说:“他们在东北照样胡来,用报复主义是说不通的,只能说军纪败坏。”

罗荣桓和刘亚楼谈了一天,最后说:“我们一定接受这个教训。你想继续在苏军里服务,还是回自己部队呀?”

刘亚楼考虑一下,说:“回来。”

罗荣桓高兴说:“好!还是回来好。不过你的‘大鼻子’生活,得改变一下,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吃的是高梁米,可没有洋面包。你那天和那位红军中校在日本馆子里吃饭搞的那些名堂,可叫我受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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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说:“我去苏联学习,是主席亲自安排的。临走以前,和主席在一个窑洞住了两个礼拜,主席对我讲的话我忘不了。我在苏军工作,也是入乡随俗,本质不会变,请罗政委放心好了。”

不久,罗荣桓回到哈尔滨,便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有关人员商量,上报中央,要求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不久,中央军委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刘亚楼由此才后来成为四野参谋长。

而在此之前,苏军一个指挥员不认真,粗心大意执行出错,致使苏军飞机轰炸自己人,伤亡不少。刘亚楼是负责传达命令的人,并没有错,反而因此差点被误杀。刘亚楼后来说:

“回到东北部队,让我脱离了苏军那种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奢靡的生活作风,是罗帅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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