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决定修建三峡大坝之前，全国掀起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大坝的讨论。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似乎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完全说服谁。最后经过全国人大投票决定，三峡大坝终于开工了。
不谈在航运和发电方面的贡献，光从防汛减灾来看，三峡大坝的作用就是无可替代的。中国自古至今，深受水旱灾害的影响，几千年来都是靠天吃饭，农民们最大的奢望便是风调雨顺。
中国的气候和降水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极深。太平洋上来的暖湿气流如果强一点，就会北涝南旱，如果太弱，又会北旱南涝。不强不弱、南北都无灾害的年份实在太少。
中国的主要河流大都发源于西部高原，向东流入大海。如果降水超标，经过上千公里流域的积累，到了中下游，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汛情。一旦决堤，千里平原变泽国，损失极其惨烈。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在治水中形成的。最早的大禹，他面对的洪水显然是全国范围的，那时候还没有像样的、系统性的河堤和防汛工程。估计黄河、长江等主要河流都已经泛滥成灾。
除了用疏导的方法，给洪水找出路外，更重要的是，动员起各个部落的人力物力，挖沟渠、建堤坝。正是在这样全局性、大规模的劳动中，使分散的各部落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与大自然对抗，自己的生活也会更好。于是，国家建立了，大禹和他儿子开创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
从此往后，防灾救灾一直各个王朝的主要工作。皇帝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每年春天开耕时，与上天沟通一下，希望国家今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一上天没把这差事做好，皇帝还要亲自登台祈雨什么的，提醒一下上天。
尽管如此，各种灾害仍然频频发生，黄河在2000多年中决堤1500多次，1117年的那次决口淹死100多万人。长江、淮河、珠江都是每隔几年都要泛滥一回。可以说，这些大江大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祸害了水边的无数生灵。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能否延续，往往由它应对灾害的水平来决定。因为大灾之后，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变成破坏性的流民暴动。
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多次被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有时义军只剩下几百人。但只要他们想办法进入新的灾区，马上就可以卷土重来，壮大到几万、几十万人。这是因为明朝政府已经失去了救灾的能力，灾民们与其饿死，不如舍命一搏了。
相对而言，宋朝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每当大灾发生，宋朝就会从灾民中招募青壮年当兵，一来可以安抚灾民，当了兵后，自己不愁吃穿，家里人多多少少也有点安家费；二来削弱灾民的暴动和组织能力，无法形成危害。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大型水灾旱灾都是统治阶级的危机，救灾赈灾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会对国防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统治阶级连这个钱都不愿拿出来，或根本没钱，那就等着农民起义吧。
于是，在古代形成了一个规律，发生大灾难后，敌国会趁机发动进攻。朝廷一般在知晓民间发生大灾后，除了安排救灾赈济外，马上就会通知边防加强警戒，防止敌国趁火打劫。
1931年，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水灾。8月初，武汉一大半被淹，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受到波及，与此同时，淮河黄河等主要河流都发生了大水灾，共造成伤亡最少四十万，波及人口五六千万，1.5亿亩农田。其中原因除了这一年降水特别多外，与清末至民国，国家一直处在战乱中，无力修复完善水利工程有很大的关系。就在中华大地处在苦难之中时，真的有人来趁火打劫了。
日本军队中有大量的中国通，对中国历史非常了解。当中国政府拿出七分之一的财政开支用于救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就在八年前，即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最少十五万人死亡，两百多万人失去家园。
当时的中国在得知日本灾情后，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援助，全国筹款援助，并马上送过去了三十万石大米，随后金钱，人员以及其它各项援助源源不断（如一万包面粉，医疗队等等），要知道当时两国因旅顺问题关系异常紧张，但中国还是义无反顾选择援助。
千年的恩情并没有挡住日本在中国灾害时趁火打劫的侵略本性，那些日本的中国通军人认为中国被水灾捆住了手脚，会尽量避免事态扩大，从而有可能成功。不幸的是，他们算对了，整个东三省被他们轻易地占领了。
所以，三峡大坝不仅仅是个水利工程，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础设施。它在防汛减灾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能把水旱灾害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参考资料：《关东大地震》、《1931年江淮水灾》、《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