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位智商高、善经营的高级政要，不但是麻将桌上的“长胜将军”，还能进行3位数乘以3位数心算，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堪称当时的“最强大脑”。他就是总统府首任秘书长吴鼎昌。他很早就看出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却迟迟不下蒋介石的这艘“破船”，这是为什么呢？
一、三大“职业理想”
吴鼎昌字达铨，别署前溪，祖籍浙江吴兴，1884年出生于四川华阳。早年求学成都尊经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中商科进士。先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大清银行江西分行监督，1912年升任上海中国银行正监督，并加入共产党。1914年任天津造币总厂总裁，1916年任中国银行总裁。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吴鼎昌在做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时，适逢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
当时的财政总长由曹汝霖兼任，部务由次长吴鼎昌负责。据章士钊所言，这笔贿款由吴独得。1922年1月，吴鼎昌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人物。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国闻周报》社及国闻通讯社社长，又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他将《大公报》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报纸。次年又兼任《国闻通讯社》社长。
吴鼎昌有三大“职业理想”：开银行、办报、兴学。吴鼎昌后来成为海内大名鼎鼎的金融巨头、新闻巨头，任贵州省主席期间，又注重发展教育，大力支持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吴鼎昌不但完成任务“三大理想”，在政界也官运亨通。
二、官运亨通
吴鼎昌不但是北洋官僚，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担任要职，先后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部长。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等职。成为主政一方7年之久的政府要员。
吴鼎昌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特殊的历
史背景之下，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国民党官僚资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吴鼎昌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吴鼎昌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由于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1945年1月出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旋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鼎昌进而悟出其一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向蒋介石献出“妙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平谈判，如果不来，则说明中共没有诚意；来了则可以凭借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外交优势，让共产党知难而退，国民党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和谈不能说服中共，则可以赢得时间调兵遣将，为武力解决做好准备。蒋介石觉得此计颇妙，但在毛泽东赴渝后，又觉得此计为“烂着”。
三、怕老蒋翻脸
吴鼎昌生性精明，长于算计，不但是麻将桌上的“长胜将军”，还是心速高手，能够速算三位数与三位数的乘积，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最强大脑”。由于善于经营，吴鼎昌也积蓄了相当丰足的私人财产。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吴鼎昌见势不妙，判断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1948年，吴鼎昌改任总统府秘书长，如此精明的吴鼎昌，为何会在国民党军队节节战败、大势已去之时，出任这个收拾“烂摊子”的秘书长呢？吴鼎昌与好友透出苦衷：“我不敢辞职，老蒋若是翻脸，可以把我的财产悉数扣留。我既已上了蒋介石的船，又如何轻易下得来？”
1948年底，吴鼎昌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的董事。淮海战役结束后，吴鼎昌加紧料理自己的财产，把可以转移的外汇都寄往到国外。财产虽然转移，但因为其在国民党政权担任的要职，吴鼎昌在1948年中共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17位。
1948年12月，蒋介石即将宣布“引退”，吴鼎昌这才顺理成章地辞去总统府秘书长等所有政府职务，于次年春去香港做寓公，1950年病逝，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