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代名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大战平型关不久，年仅26岁的杨勇担任了八路军第686团团长，奉命率部开赴晋中吕梁山区。杨勇在吕梁山上，率领686团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连战皆捷，打出了威风。吕梁地区的日军听到杨勇及其686团的名字，都禁不住要心惊肉跳。
1938年，日军在大举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一路试图由山西风陵渡南下进取西安，一路由山西军渡至陕西吴堡一线西渡黄河进攻延安，妄图侵占我国大西北。
686团奉命进至汾(阳)离(石)公路段，伺机打击敌人。
9月初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杨勇带着各营的干部到薛公岭观察地形。这时，侦察员送来115师部的紧急命令：敌人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686团应相机截击。
大家认为薛公岭那段凹地是个好战场，可是侦察队队长刘善福坐在一旁没有搭腔。他一个多星期前就来到了薛公岭，情况最熟，为什么他不说话呢？杨勇问他什么原因。
刘善福指着对面一个小山包上的碉堡对杨勇说：“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
是啊，每当敌人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查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
大家正讨论对策的时候，一直低头在一块石头上画来画去的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满有把握地向杨勇保证：三炮消灭碉堡。
9月14日早上7点多钟，杨勇接到侦查员的报告：敌人的汽车已经出城了。
两小时后，汽车队到达了薛公岭前不远的王家池，在那里加了水，添了油，半个小时后又上了路。据守王家池的日伪军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在前边开道，掩护汽车通过薛公岭。行至东山脚下，汽车都暂时灭了火，巡逻队继续搜索前行。看看四周没有动静，便放心大胆地朝碉堡走去。
接着，敌人向隔山等候的汽车队发了两颗表示安全的信号弹。很快，满载着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了686团的伏击圈。
杨勇立即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开炮命令，刚一脱口，只听“轰”的一声，第1发炮弹已炸响了在那个碉堡跟前。紧接着的两炮打得很准，碉堡里边的敌人差不多全被报销了。
随着炮弹声，战士们端着刺刀，神兵天降般从几条山沟里同时冲了出来。押车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成排的手榴弹就在汽车上爆炸。不到1小时，200多敌人除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灭了。
9月15日，驻汾阳的日军出动了一个联队，外加上千的伪军到薛公岭拉走了5车敌尸。
这一仗打得敌人有点害怕了。一连几天，沿离公路上不见敌人的汽车。远在黄河边上的日军得不到后方支援，敌山口少将只好命令部下杀马吃肉，固守待援。无奈，日军不久又开始了运输。
但敌人变得谨慎了，18日，敌人先押送一车粮食作试探前进。根据师部指示，杨勇先给敌人一个“甜头”，放过了这一车的粮食。
敌人见这一车没出事，果然胆大起来，第二天，下着大雨，日军出动了18辆汽车从汾阳西进。押车的敌人有100多。
汽车颠簸了1天，好不容易通过王家池，爬过薛公岭，眼看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平坦的地方遭到了八路军补充团的伏击。敌人被全歼，许多通讯器材被八路军缴获。
连续两次，敌人被歼300余名，敌108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汽车被八路军搞掉了近五分之一。这个打击，严重地动摇了日军西渡黄河的决心。
就在这时，师部又命令杨勇：敌人有撤退迹象，要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并且把685团2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配属给了杨勇。
敌人吃了两次亏，估计在撒退途中会更加小心。杨勇和大家开会讨论对付办法，最后决定，出敌不意，钻到王家池敌人的据点去干。
9月20日午夜，我各部队分路悄悄地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
21日9时许，敌人果然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撒退。傍晚，骑兵打头，紧接着辐重、炮车、步兵，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
敌人刚走出王家池，随着杨勇一声令下，2营率先打响了战斗。霎时，冲锋号声、呐喊声震荡着山谷，战士们从各个方向一齐向敌人杀出来。敌人就地被歼。
此次大捷歼敌1000余人，极大地震撼了汾阳和太原的敌人。汾阳城门紧闭，敌人忙着焚烧尸体，还开了个“悼慰”亡灵的大会。而杨勇他们则在吕梁山区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
可笑的是，驻汾阳的日军司令官还给杨勇下了一份挑战书。挑战书里，敌人说八路军的战法不光明正大，要约八路军686团“在兑九峪决一雌雄”。对这个愚蠢的挑战，杨勇一笑了之。
（参考资料《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