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偶然在民国旧报《新中华报》上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类方志作品《评话金陵》，摘取其中部分章节整理为《民国报纸上的南京岁时习俗》系列文章，在本公众号陆续推出。在此过程中，《评话金陵》作者于纬文和他办的《新中华报》引起我的兴趣。经过将近一年的搜寻，我试着将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东鳞西爪拼合一起，一位民国报人的人生轨迹终于显现出来。
时值12.13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恰好于纬文的最后一段故事也与这段历史有关，特推出本文，以纪念84年前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当年为守护南京这座城市付出努力的人们。
本文分三期推出，今天是大结局。
门西小巷里的民国报人
陆晖
抗战中的于纬文
其实，于纬文也曾很有血性，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爱国者。
1918年8月，日本因米价暴涨发生了“米骚动”风潮，日本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请求，希望中国解除米禁，允许米商（主要是江苏，因为日本人打听到无锡地区尚有二三百万石存米）向日本运售大米，以缓解日本国内危机。消息传来时，正值中国民众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江苏民众反应激烈。江苏当局以本省米粮尚不敷供应为由，拒绝日方请求，民间舆论普遍认为米粮驰禁将对地方民生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上海组成“粮食研究会”，要求政府开放江苏米禁。
于纬文当时已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他于1919年2月在南京发起组织民间组织“民食维持会”，撰文怒斥有人甘心为虎作伥，以重利蒙蔽政府视听，呼吁官方务必顺应民意，坚持到底。
△1919年2月，《大公报》报道于纬文等组织民食维持会的新闻
由于江苏官民的强烈反对，加上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江苏米粮驰禁之议终被搁置，日本仅通过走私渠道获得一些粮食。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中华报》连续多日报道抗日新闻，并将副刊由文艺版改为抗日宣传专版，刊登抗日文章和南京市民的抗日建议，改副刊栏目名为“救亡雪耻”。报纸版面上印着大大的抗日口号，呼吁“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1931年9月下旬，《新中华报》版面印上了大大的抗日口号。
可惜到了后来，在严酷现实打压之下，那个不畏强权、敢于发声的热血书生逐渐被磨平了棱角，一步步走向迟暮，变成了小报记者笔下那副不堪形象。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而《新中华报》的副刊仍不时刊登明星花絮、票友活动等娱乐信息。一位读者忍无可忍，给报社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要求文艺副刊立即改版，屏蔽一切风花雪月、粉饰太平的文字，调转笔头，注入民族意识的血液，以唤起读者救亡的责任。
△1937年7月22日《新中华报》刊登读者来信
国难当头之际，于纬文一腔热血终于被重新激发出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战云随即笼罩在南京城上空。8月15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八府塘平民居住区惨遭轰炸。于纬文亲兼记者，不顾危险赶到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他亲眼目睹被炸死者分尸挂在树枝上的惨状，不禁惊心动魄，从此落下了气虚的毛病。
随着战局变化，南京城里的新闻机构纷纷准备向后方转移，《新中华报》却没有撤离的打算。于纬文对“守土抗敌”的前景始终乐观，他认为，这个时候前方尤其需要新闻报道，敌机轰炸以后，民众也需要了解哪里有毁损，哪里有伤亡。这时的于纬文打足精神，一扫以往的颓废之态，他要以一个报人的方式，守护这座城市。
报社工作人员都已离开，两个女儿便成了他的助手，每日帮助记录广播消息，陪着他往返于家与印刷厂之间。晚间灯火管制时，于纬文就秉烛躲在报架下编写文章，即使敌机在头顶盘旋，远近传来山崩地裂的爆炸声，他也不为所动。
于纬文就这样一天天坚持着。每当看到《新中华报》被抢购一空，他便感到莫大的慰藉。
△1937年8月15日，八府塘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图片来源：（中国台湾）国家文化资料库）
淞沪战役失利后，日寇逼近南京城。钓鱼台离中华门不远，这一带民宅大多住进了中国军人。于纬文家因挂着报社的牌子，被军队特意让过。于纬文便主动打开大门欢迎驻兵，声明家里家眷不多，报社员工已走空，可以容纳保卫首都的战士们驻防。
到了11月间，形势日益紧张。一位借住在于纬文家的国军连长劝告他，最好带着家眷到城外避一避。于纬文这才放下了几乎维持到最后一刻的《新中华报》，匆匆收拾一点衣物，雇了一条小船，打算到南边的乡下避难。
待逃出城外，才知道局势已十分危急，小船走到半途便被军队征用，连行李也遗失了一部分。兵荒马乱之际，幸有老乡用大木盆顺流将他们送到对岸，一家人才得脱离险境，躲过不久后降临的屠城之厄。
报人在贫病中离世
南京沦陷后，于纬文带着家人躲避在乡间，靠四处借钱度日。在这里，于纬文度过了五十岁生日，他感慨万分写下四首《五十感怀》诗，其中一首写道：
水村曲蠖待时清，
儿女犹殷祝寿情。
华发频添应笑我，
壮怀虚掷负平生。
瓣香好祝慈云护，
杯酒难禁客泪倾。
无限江山无限感，
不堪回首忆京尘。
半年之后，劫后余生的于纬文返回城内，发现钓鱼台的家已被洗劫一空，藏书和字画丧失殆尽。于纬文是名人，地方上一些人企图借他的名望，以安民为由，成立类似维持会那样的汉奸组织，他们可跟着分一杯羹。于纬文断然拒绝，痛斥这些无耻之徒“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说：“我这辈子功过不足论，但气节二字一定是要保守的，要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能做贰臣！”
△钓鱼台一二三巷今貌（陆晖拍摄）
由于不愿随波逐流，于纬文一家陷入困苦之中，家徒四壁，常无隔宿之粮，连昔日亲友也不再登门。于纬文倒十分泰然，正好落得清静，可以闭门读书写作。他打算编一本《成语大辞典》，却因生活过于清苦，只完成一半就一病不起。
对于中国的抗战前景，于纬文始终抱有必胜信心。他在病中常念叨，等收复失土，报纸依旧可以恢复起来的。即使家中财物典卖殆尽，一架劫后余存的对开印报机仍一直保存着。可惜，他终于没能等到山河重光的那一天。
1940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报人于纬文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终年52岁。
△钓鱼台一二三巷路牌（陆晖拍摄）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于纬文《本报六千号的回顾》（南京《新中华报》1929年7月25日）
于梦霞《父亲和她的报业——南京〈明德报〉和〈新中华报〉的故事》（中国台湾《中外杂志》1976年9月号）
曹一荻《于纬文与南京新中华报》（中国台湾《中外杂志》197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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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未注明来源之图片，除首篇第一张（钓鱼台巷景）来自百度实景地图截图，其余均为作者拍摄或制作，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