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坤上将和他的堂兄王树声大将一样，都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
1931年，任第10师30团1营营长的王宏坤奉命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率全营到鄂豫边境的杨泗寨去接一位“重要人物”，并护送他到团部。当天下午，他们便把这位“重要人物”接到了驻地。
此人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肥肥胖胖的。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来根据地干什么，大家都不敢问。
第二天早饭后，继续上路。刚刚涉过一条河，就听见前面有枪声，是寨子里的反动地主武装鸣枪，想阻止他们过境。这位“重要人物”很紧张，问王宏坤怎么办。
“不要紧，你放心好了！”王宏坤安慰他，随即兵分两路，一举攻下山寨，打垮了敌人。
午饭后，王宏坤找了个地形好的村庄，四面放好哨，把“重要人物”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让大家休息一会。可他听到远处有枪声，又害怕起来，说：“营长，在这里休息怎么行？”
王宏坤说：“没事，放心打个盹吧！”可此人始终不敢合眼。
为了使他行军中不太劳累，王宏坤还给他准备了一匹骡子，但一路上他都不敢骑，怕目标太大被枪弹打着。
这位“重要人物”是谁呢？事后，王宏坤才知道，他便是中央派到根据地任“一把手”的张某。
初次见面，张某给王宏坤的印象是：没有战斗经验，胆子又小。
这以后，王宏坤再见到这位“重要人物”时，便称他为“张主席”了。
1932年夏，麻城战役中，已任红10师师长的王宏坤奉命率部位于麻城北面的长岗地区，防止麻城之敌北援。他将三个团按“品”字形布置好，准备当敌人进入火力圈时，命令28团、29团两面夹击。战斗打响以后，王宏坤看到敌人已进入事先布置好的火力圈，便命司号员吹号，招呼29团出击。
没想到29团处毫无动静。他又派通讯员速去传达命令，发现29团已经不在。事后才得知，29团是被张某调往别处了。王宏坤又气又急，只得临时改变部署，下令28团顽强阻击。战斗打得特别艰苦、激烈。战斗结束，虽然也歼灭了部分敌人，但部队也有不少伤亡。
如果29团不走，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打扫战场时，张某和方面军徐总指挥、陈政委都来到现场。看到战场上的惨状，张某连连问道：“王宏坤呀，这一仗怎么打得这么激烈呀？”
王宏坤正憋着一肚子气，忍不住骂了起来：“他娘的，把部队乱调一气，又不告诉我！”
“王宏坤呀，你怎么驾街呀？有什么意见可以心平气和地提嘛！”张某不高兴了。
“我干不了了！我部署好了，结果部队被调走了，也不讲一声，这叫我怎么干？”王宏坤气犹未消。
这件事，张某在王宏坤心目中留下了的印象是3个字：瞎指挥。
但事情远远止这一件。
这年8月初，方面军总部在毛家集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和作出部署。面对部队北面和西南面各有敌人4个师的严重敌情，徐总指挥和与会干部都主张部队要集中，不要分散兵力。王宏坤发言时说：“长轩岭附近地形我很熟悉，那里便于防御，我们10师可以到那一带，掩护其他部队集中。”
张某不同意，说那一带缺粮，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最后，张某拍板决定，要王宏坤率10师去围攻麻城，其他几个师也分散到各地。不久，敌人直插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找我主力决战，敌卫立煌纵队很快越过长轩岭扑向黄安城，敌陈继承纵队也经宣化店扑向七里坪。
王宏坤率10师向麻城进发的第二天，即被敌人发现，敌机频繁跟踪扫射、轰炸，情况十分严重。这时总部才送来紧急命令，要10师抄小路北上，控制七里坪。部队赶到时，敌人已经全线出动，轮番发起猛攻。经过一场恶战，虽然毙伤了不少敌人，红军伤亡也很大。随后敌人集中了8个师，云集七里坪一带，我军只得被迫转移。
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张某错误估计形势，又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一味强调进攻，不是避强击弱、避实就虚，而是硬碰硬，与敌人拼消耗。
连续几仗，加深了王宏坤认为张某不懂战略战术、瞎指挥的印象。
从1933年开始，由于我军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四川敌人损失三四万兵力，形势逐步有利于我军。这时王宏坤已担任红四军军长。1934年8月，我军转入了大反攻。但在如何用兵上，徐总指挥和张某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徐主张向东，张却主张向西。东面是刘湘的主力，装备虽好，但已消耗得很厉害；西面是范绍曾的第四师，已经开始溃逃，我军未到，很可能闻风溜掉。
由于徐、张的电话，都是经过红四军总机中转，因此，他俩在电话中争来争去的声音，王宏坤都听得一清二楚。最后，张国还是坚持已见，指挥部队向西，结果西面之敌跑得比兔子还快，五昼夜跑出400多里，我军追赶不上。等到我军回过头来攻打东面的敌人时，已经晚了，敌人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出。
这是张某瞎指挥的又一例。
至于后来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张某的所作所为，王宏坤心目中的张某就更加丑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