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5日，邓公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与苏联展开谈判。此时两国已经陷入低谷，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依旧很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普遍不希望看到两国决裂。
所以邓公此次去莫斯科，是肩负着重任的。一方面当时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没办法遮掩。另一方面，苏联毕竟是“老大哥”，它掌握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舆论主导权，把两国分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如何顶住压力，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避免让苏联甩锅给我们，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然而邓公此行，靠着自己绝佳的外交计划，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后回国时，毛主席赞赏他对付苏联人“有一套”，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那么邓公在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是如何论战的。为何毛主席会赞赏他对付苏联人“有一套”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两国因为“路线”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很多人至今不明白，当时双方到底在争什么，为何最后会导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呢？
首先从外部环境上来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在冷战之中是处于攻势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虽然苏联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跟二战结束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整体经济规模不如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的。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最终选择先退让，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就是实力比不上美国的体现。
苏联比不上美国，中国就更不用说了。用毛主席的话说，当时我们是“政治上的大国，经济上还是小国”，跟美国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换句话说，冷战中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而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两根支柱，同时受到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强大压力。从外部环境上来看，是没有任何因素，可以掩盖这种共同的威胁，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
既然无关外部环境，那么是不是利益的冲突呢？实际上也不是，1953年朝鲜战场签订停战协议以后，两国关系来到了最好的一段时期，60年代苏联撤走核武器专家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但它反过来也说明，在此之前，苏联连核武器这种战略重器，都能教给中国，彼此之间的利益深度绑定，怎么会有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利益之争呢？
既不是外部环境，也不是利益冲突，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两国在60年代爆发论战，最后直接决裂的呢？
答案其实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也就是所谓的“路线之争”。简单来说，中国和苏联当时争的，就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个看上去只是务虚的理论问题，实际上牵连甚大。它不仅代表着两国自身国内的稳定问题，还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之争。
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要跟苏联争夺，谁是社会主义老大的问题，实际上当时苏联国力远强于我们，毛主席也不止一次地说过，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头头”，那就是苏联。
但不跟苏联争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争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简单来说，苏联采用的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想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它的“小弟”。作为“小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什么事情都要苏联说了算，包括我们自己的内政。
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数次访问中国，要求帮助中国建造核潜艇，然后与中国“共管”，以及让苏联潜艇，能够随时停靠我国港口。说白了，这就是把我们直接当成苏联的加盟国了。
俗话说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我跟你关系好，可以把我的东西借给你使用，但是不代表你就能把我的东西，直接当成自己的，这就不是平等相待的朋友了，而是喧宾夺主，往恶劣一点说，这有点想“殖民”了。
显然，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整个5、60年代，两国所谓的“路线之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苏联的意思是，如果你中国不听我的，那你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国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得看他采取什么政策，做了什么，而不是完全由你苏联“铁口直断”。
弄清楚了当时两国到底在争什么，接下来再来看看，邓公和赫鲁晓夫的具体论战过程，以及为何毛主席说他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赫鲁晓夫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们举办了欢迎宴会。但这场宴会从一开始，气氛就不太友好。
赫鲁晓夫是个非常具有个性的领导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比较容易情绪化。这样的人往往耐心不那么好，因此宴会开始，赫鲁晓夫就把话题引到了两国分歧上，说：
“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这句话看似是友善的，其实暗中包含着指责，关键点就在于“苏联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句话上，希望双方消除分歧，而且又说苏联已经做了努力，那么责任自然就是中国的。
邓公自然能够听出话外之音，于是立刻回答他：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友善的愿望来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
“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言外之意自然就是如果这个分歧没有消除，肯定是因为苏联不够真诚。
双方的论战，就在这样针锋相对，毫不掩饰的氛围之中开始了。整个论战的过程之中，赫鲁晓夫发现无法说服中国之后，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也是苏联希望的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那就是至少在表面上，中国能服从苏联，不要老跟苏联公开论战。
他对邓公说：“至少应该做到在报刊上停止互相攻击。”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就算对苏联的路线有意见，私下里找我来吵，跟我争论都行，但是你不能总是在报刊上公开批驳我的观点，这严重影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权威性。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并不过分的需求，毕竟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双方共同的利益。而且中国也是认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地位的，给“老大哥”一个面子，别公开批判他，并不过分。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这里头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是苏联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换句话说，如果两国之间的分歧，不拿出来摆在台面上，在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面前，公开讨论的话，苏联就能让靠着以及的权威和影响力，慢慢把中国的话语权给排挤掉了。
这就好像是村长占了一家农户的地，只有这农户大声喊出来，让全体村民都听到了，大家才会担心自己的地也被占，所以支持农户。可你要是私下处理，村长指不定利用自己的权威，怎么坑你呢。
第二个观点的点，在于赫鲁晓夫说“至少不要在报刊上公开指责”，然而苏联私底下根本不该自己的作风，在两国双方论战之前，1956年波兰危机的时候，中国其实就已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提醒过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了，然而赫鲁晓夫根本不当回事，我们帮他处理了波兰危机，结果他回头就想把中国港口，当成苏联的直接部署潜艇，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正是基于这两个前提，在苏联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前，我国不可能选择表面服软。于是邓公说：“停止论战是中国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这个意思也很明确，就是停止论战的前提，是苏联的尊重我们话语权，不能稍有不满意，就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撤走专家等等。
毛主席后来赞赏邓公，就是因为在这次与赫鲁晓夫的论战中，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赫鲁晓夫所谓“表面服软”背后的陷阱，坚持我国的态度和利益。
回首5、60年代，两国论战的过程，赫鲁晓夫其实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从斯大林时代就有，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最为严重。根本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威望，但还是想要维持苏联在社会主义内部绝对的领导力。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上台，他采取了全面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使得苏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威信降低。
与此同时，中国却因为抗美援朝，以及其后的种种作为，在社会主义内部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这种前提下，赫鲁晓夫为了维持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领导力，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策略，说白了就是威逼利诱，让其它国家完全听命于苏联，以苏联的意志为准绳。
这在1956年引发了波兰危机，导致华沙跟苏联差一点刀兵相向，还是中国从中说和，才平息了这次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讧。但50年代末以后，苏联把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用之于中国，想要迫使中国完全听命于苏联，从而引发双方分歧和矛盾。
站在赫鲁晓夫的立场上，彼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处于劣势，苏联承担着来自美国的庞大压力，因此想集中所有力量，按照苏联的方式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这本没有错。但在此过程之中，完全忽略其它国家的感受，甚至牺牲其它国家利益，这就不是一个“老大哥”应该干的了。
法律学上有个概念，叫没有程序的正义，结果的正义就没有意义。换成大白话来解释，你不管打着多么高尚的理由，方式选择错了，那么结果就不可能正确。
苏联想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没错，但忽略兄弟国家感受，牺牲兄弟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点，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这正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彻底交恶的原因所在。
其实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60年代中苏之间，这种直截了当的争论，把观点摆明的做法，恰恰证明彼时的两国，还都是把对方当成一个闹了矛盾的“兄弟”的，吵得越激烈，证明双方想要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想法越强烈，否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得独木桥，吵什么呢？
然而这种“兄弟”之间的争论，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最终变了味，到69年珍宝岛事件的时候，苏联威胁要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来攻击我国，双方之间就彻底从兄弟，变成了敌人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数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关系，也有破裂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