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某一天，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防工业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中，突然，负责中国核武器研发组织协调工作的开国上将张爱萍举手告假，说是要去参加一个事先约定好的外事活动，原本讨论激烈的会议被迫中断，在他离席准备走出会场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突然发话：“爱萍同志请等一下，让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同志帮你检查一下有什么不该带走的东西没有。”整个会场的气氛一下紧张了起来，人们屏住呼吸，无声地等待着检查的结果，当保卫人员报告，没有不该带出的东西后，张爱萍才被允许离开会场，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也随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周总理为什么要让人搜查张爱萍呢？他有什么问题吗？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底。
从默默无闻到名震中华的上将
张爱萍将军的经历很有趣，他不像我军其他上将那样在战争时期都亲自参加或指挥过什么重要战役，或建立了什么样的特殊功勋，而是大多数时间都在默默无闻中工作。他虽然出生在四川，但参加革命后的活动区域却大多在江浙一带居多，1929年6月，19岁的他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盛之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斗争环境极为复杂和危险，到上海半年，他就被国民党当局先后两次投进了监狱，好在由于身份没有彻底暴露，最后都脱离了危险。1928年底到1929年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苏境内先后爆发了多起农民暴动，逐步形成了几股初具规模的红军游击队，到1930年初，这些零散的红军队伍被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该军是江苏全省范围内唯一被编入中央序列番号的正规红军部队。张爱萍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可惜，这支部队仅活跃了不到一年便被打散，十四军余部几经辗转，最后来到了中央苏区。20岁的张爱萍就是其中一员。
在中央苏区，张爱萍先是从事共青团的地方工作，后又参与组建少共国际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任团政委，并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在军委骑兵团任政委，还在1937年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过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张爱萍先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工作，有趣的是，他所工作的区域又几乎都多在苏浙皖境内，甚至又回到当初红十四军活动的区域，随着新四军在对敌作战中的不断发展壮大，张爱萍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先后任新四军三师9旅旅长，三师副师长，四师师长。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后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迫出国治病，直到1948年才重回战场，归国后他奉命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正规的海军部队——华东海军，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张爱萍走进全国人民视野的高光时刻是在建国后，先是在1954——1955年间他先后担任直接面对台湾的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他指挥的解放大陈列岛战役和我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这两个战役既彻底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岛屿，又使我军向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体现出了张将军出色的领导和指挥能力。再就是后来作为负责分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副总参谋长时，现场实际参与和指挥了“两弹一星”的研发和试验，为铸造大国重器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决策、为项目上马提供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法、英等国先后拥有了核武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还曾几次对我国进行过核讹诈，为了跟上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步伐，也是为了彻底改变“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的局面，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开始了核武器研究工作，最初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意识形态冲突加剧，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所有专家和技术图纸，并切断了一切核原料和设备及零件的供应，继续搞下去，面临着人才、技术、原材料、整体工业水平、资金等各方面的困难，下马或暂停项目，将继续受到不仅来自美国，而且还有来自苏联的核威胁和讹诈，怎么办，支持继续搞下去的有之，主张放弃或暂停的也大有人在，两种意见僵持不下，最高领导层一时难下决心。
作为分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接受了为最高领导层下决心提供佐证的历史任务。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几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能否承担起继续研发的任务，是这次考察的重点，临危受命的张爱萍非但没有被困难所吓到，相反却激发起了更加高涨的工作热情，他亲自带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整个国内核工业状况和能力进行评估调查，历时一个月，他们几乎走遍了国内涉及到核工业的各个相关部门，最后拿出了一份带有详实发展计划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大胆提出了到1964年完成原子弹研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目前阻碍发展的瓶颈并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更关键的是各相关部门的组织和协调问题。此份报告的提出，坚定了中央高层继续研发核武器的决心，并就此提出了独立研发，首先发展的总体战略。
从外行到内行，励精图治，铸造大国重器
确定了方向，就要有人去干，可研制核武器绝不是喊一喊口号就能完成的任务，张爱萍在新四军的老军长陈毅，作为当时的外交部长对外喊出了“中国人就是當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口号，可是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与张爱萍谈话时却是这样一番情景：张爱萍说，原子弹我根本就不知是个啥子东西，倒是晓得鸡蛋、鸭蛋、山药蛋。陈老总说：哪个一出生就啥子都会的么？不懂，就去学撒！
于是张爱萍真的开始了对核物理的了解和学习，家里的墙壁上贴上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铀235、铀238成了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参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们成了他求教的老师，一天，37岁的核科学家朱光亚的办公室里突然来了51岁的副总长张爱萍，莫名惊诧的朱光亚有些局促不安，急忙拿出工作笔记，向张爱萍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可张爱萍却打断他说，我今天是向你求教的，不是来听汇报的，你还是给我讲一讲原子弹的原理吧，不了解它，我是没办法领导这方面工作的。类似于这样虚心求教的事情不胜枚举，在他所视察的单位，主持的会议中时有发生。
自己不是内行，就找内行做助手，他选助手的标准是既要懂管理，又要是内行，张爱萍是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现场的副总指挥就是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的老红军，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刘西尧，他的另一个助手刘震寰是毕业于北大的知识型军人，本来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为了加强研发工作的领导力量，张爱萍又把它重新调回总参，并在第一课原子弹试验等重大国防科技项目中让他担任一线指挥，大家在原子弹爆炸试验纪录片里看到的倒计时读秒的声音就是刘震寰发出的。这两个人是我军高级干部中为数不多的技术型干部。
他还努力和科学家们打成一片，当好后勤，做他们的知心人，1963年，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到了关键节点，为了方便工作，北京的核研究所将迁往青海，有些人不想离开大城市到茫茫戈壁，张爱萍在动员会上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说：人生在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做官，另一条是做事，想做官的不要和我走，我那里无官可做，可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荒滩戈壁上却是可以做出一番彪炳史册的惊天伟业的，要做事的就跟我走，去成就一番功在千秋的事业。许多核研究所的科学家听了他激情澎湃的讲话后便丢下包袱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大漠荒滩，甚至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在工作中，为了让科学家们大胆施为，张爱萍常说：工作大家尽管按照科学方法努力去做，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一旦失败责任由我来负。，
为了调动科学家们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为了在技术层面方便决策，张爱萍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双线指挥”制度，行政指挥线负责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技术指挥线则专门由总工程师负责领导和决策，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他是一员“福将”，有他到现场直接参与指挥的试验项目几乎没有失败过，每次一有新的试验，大家心里都盼着张爱萍能亲自到现场来，说是他能镇得住。有人好奇地问他，这里面有什么诀窍，他的回答是，“没有诀窍，一是深入基层，二是认真仔细”。每次有关键发射试验，张爱萍总是提前几周就来到现场，除了统筹指挥召开各种协调会，汇报会以外，他还事必躬亲地下到基层一线现场，对容易出问题的每个焊点，螺丝、部件进行检查，直到做到心中有底为止。
在进行原子弹爆炸模拟试验时，他偶然发现起爆按钮按下去后，仪表盘上有个指针随之抖动了一下，他立刻向现场的科研人员提出了疑问，许多人都说是正常现象，不足为虑，可他却紧追不放，一定要弄出个所以然来，结果，经过严格排查，最后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一个焊点不实，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现象。
无独有偶，东风-5运载火箭发射前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时发现，染料油油路上有个模糊的阴影，得知此消息后，张爱萍下令，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绝对不允许发射，最后指挥部不得不派专人带着做胃镜的机器爬进发动机里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是一根鞋带静静地躺在油路管道里，这要是随火箭飞到天上，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张爱萍勃然大怒，下令从此以后凡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一律要解掉鞋带以后再上岗，这条规定被一直遵守至今。
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下，在以张爱萍为首的现场指挥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1965年中国自主研发的中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弹、箭结合成功，中国终于跨入了有核国家行列，拥有了自己的核盾牌。当然，在这一系列大国重器的研制过程中，许多工作都在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参与其中的人员许多人一下就消失了几年，甚至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只能接到报平安的信件，却见不到人。所以，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张爱萍开会中途退场，被搜查也是实属正常。
老骥伏枥，功德圆满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张爱萍也受到了冲击，甚至一条腿还落下了残疾。1975年，史无前例所带来的混乱终于在各条战线体现了出来，中央高层开始启用一些受到冲击的人重新出山整顿工作秩序，邓公复出后，张爱萍也重新走到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叶帅对他说：“现在许多事情都不能正常进行，昨天发射的返回式卫星在天上只飞了20秒就掉了下来，而且这已是今年的第二次坠毁了，你出来，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张爱萍没有对自己在动荡中受到的不公而怨恨，无条件地投入到了对“第七工业机械部”的全面整顿之中，本着边整顿边生产的原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完成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这是我国航天技术一次跨越式进步，掌握了这项技术，意味着中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日子已经临近，我军装备够不着某国本土的状况将一去不复返了，得此消息，美苏两国都受到了极大震动。可是好景不长，这些一恢复工作就埋头苦干的人又再一次被“笔杆子”用文章赶回了牛棚。当然，那是当时政治气候的大趋势，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
还好，这段时间不是很长，1977年3月，邓公再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第三天就想到了张爱萍，他决定让张爱萍再次回到国防科工委主持工作，对于张爱萍的工作能力，邓和叶都有肯定的评价，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特意向张爱萍转达了领导们对他的评价，“工作作风大刀阔斧，困难面前能开拓新局面，是党目前特别需要的干部。”
1977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久的邓公找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谈话，希望他能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些具体的工作，面对更高的职位，张爱萍没有动心，反而动情地对邓公说，军队建设，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抓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我从1956年就开始协助聂帅抓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已有20余年了，不说有多少经验，也算是老马识途吧，我们军队里能搞军事行政的高级干部有很多，但能搞国防科工的就比较少了，我几经67岁了，还能再干3年，我想在退休之前把我军的武器装备抓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于是他便转身又投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国防科工工作之中，并立下军令状，承诺在80年代头五年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等三大发射任务。
果然，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这颗导弹的发射，让人联想到六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苏边境冲突，双方陈兵百万对峙了二十余年，尽管双方都有核武器，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可以把核弹送到莫斯科的洲际发射武器，所以在对峙中一直处于弱势，这一次的发射成功，则一下就拉近了中苏之间的战略平衡，于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在两年后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从而消弭了两国间随时都可能大打出手的潜在威胁。
此时，70岁的张爱萍正好到了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年龄，他挥笔写下了“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表达了自己夙愿已成的心境并向中央提出了退休的申请。然而，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这位为党的事业努力拼搏了50余年的老革命，他的退休报告并没有被批准，相反，却给他发来了新的任命书，
1980年9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分管国防科工工作，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得以成功发射，从1982年9月起，他还先后出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银河巨型计算机、秦山核电站、军队汉字信息化装备的研制等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也是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也凝聚了张爱萍这样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奉献与心血。
1987年11月，张爱萍退居二线，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一件件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