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作人第七季#
努尔哈赤入关，风卷残云，崇祯殉国，吴三桂倒戈异帜，李自成的农民军功败垂成，或战死或投降。只有保留精神气节者尚维系华夏之名，比如王夫之，比如曾静，他们认为，自古华夷不两立，所以他们宁死不服。王夫之躲到深山里，上不与清庭共天，下不与清庭共地，四十年杳无音信。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县学生员，授徒为业，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雍正为了和曾静讲道理，专门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为清朝统治找合法性，曾静却不依不饶。但雍正治下，曾静毫发无损。被曾静唾弃了一辈子之后，雍正带着遗憾莫名离世，成为野史的谈资素材。乾隆即位后将文字狱发挥到登峰造极，曾静最终被乾隆处死。
王夫之在山中一直反思，宋朝为什么会亡国，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神州为什么会二度陆沉。他反思的结果就是《船山遗书》。这是一套恢宏磅礴气象万千的思想巨著。明朝虽亡，但是文化上的华夏，精神上的华夏却被王夫之保留在《船山遗书》中。
这种思想几十年后，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心里生根发芽，持续发酵。野史传闻洪秀全到长沙的时，左宗棠曾拜会他，大有合作干一番大事的打算。但是左宗棠听到洪秀全的那套造反理论，左宗棠顿然心灰意冷。左宗棠心想，面对当前局势，你的理论体系就是错的，岂不是地理上的华夏已经亡了，还要亡精神上的华夏吗？
左宗棠这个判断在当时汉族知识分子里是一种普遍认知。地理疆域已亡，精神疆域不可再亡。所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纷纷举兵，捍卫文化和精神上的华夏，不可亡于“外教”。
今天来看，这些知识分子，有没有想过恢复中国呢，当然是想过的。否则左宗棠就不会去拜会洪秀全。但当时的情况是，力有不逮，只能保中华，不能复中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这样的基调。
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生存的年代是保中华阶段。内有异族统治，外有倭寇扣关，能保住中华，对于李鸿章们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到了袁世凯，孙中山，晚清危机四伏，权力此消彼长，于是复中国一事就提上日程。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也都顺势而为、顺理成章。
纵观历史，宋亡之后，传统文化和精神意义下的华夏已然不复存在。1279年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彻底溃败。华夏第一次尽数落入游牧民族之手。
谈及宋朝，谈及崖山海战总让人心怀怅惘，因为南宋之后，元明清的社会再也没能呈现出宋人有过的尊严与风骨，那段用礼仪、善良与法治构筑的历史成了遥远虚幻的民族记忆。然而把这种痛惜用“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言概之，则又以偏概全且用力过猛了。因为这句话一举否定了承继至今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以此来看，王夫之的民族气节当然令人肃然起敬，理应推崇膜拜和继承发扬，但也不能僵化迂腐的认识历史。在思想碰撞和民族融合的潮流中，中华文化终究将以崭新模样保存发扬。而今人更需深思，若没有足够的历史阅读和思想沉淀，对国事社情、国别比较、民族性格、人性善恶，不易轻言对错是非。
深沉的博览和广阔的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和体会中华文化，才能付诸于理性的应用，也是我们去伪存真、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