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徐徐展开方志敏烈士雄伟壮观、质朴纯粹的一生，你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句话所蕴含的深沉内涵和无穷力量——
1899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七月十六，居住在江西省戈阳县湖塘村鱼塘边一个世代务农的方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男孩乳名叫正鹄，原名叫远镇，后来起了一个学名，叫志敏。
幼年时，方志敏体弱多病，长相俊秀，四岁才学会走路，村里人见这孩子弱不禁风、俊俏可怜，都叫他”正宫娘娘“。
”正宫娘娘“生养在贫苦之家，方家人很担忧，觉得这个孩子恐怕很难养活。但过了两三年，方家人的担忧便没有了，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孩子不仅身子突然就变得硬朗起来，而且骨子里还带有一股叛逆、倔强的方刚血性。
那时候，挨了饿，他就会满脸不服地问母亲，为什么财主家有馒头吃，我们家没有？
1906年，七岁的方志敏到了读书的年纪，因为家中没钱，父亲本不想让他读，但方志敏不干，坚决要求读书识字，父亲被缠的没办法，只好向财主举债，供他上私塾。
在私塾读书，方志敏很不安分，对旧社会那一套腐朽的东西，他天生地抗拒，为此，私塾先生没少用戒尺惩罚他。但是旧社会戒尺的管教并没有让方志敏变得”规矩“起来，相反，他越发地嫉恶如仇，敢做敢为。
1910年的冬天，已经十一岁的方志敏从私塾放学回家，进村后忽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哭泣声。
循着哭声走过去，一看，原来又是戈阳九区漆工镇的地主恶霸邵襄臣在欺压穷苦人。眼前的穷苦人是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因为有头疼的毛病，曾向邵襄臣赊了一块黑布，蒙在头上。谁曾想，黑心的邵襄臣竟以一块黑布放债一元，月收五角利息，而且还有利滚利。到了年关，寡妇还不起，邵襄臣就指使手下的狗腿子来逼债，寡妇苦苦哀求，但换来的却是毒打和抄家。
见穷苦人被欺压成这样，方志敏紧握拳头，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着如何才能为这个可怜的寡妇出一口恶气。
几天后，方志敏偷偷准备了一个臭屎稻草把，然后一溜烟跑到镇上，趁着无人，将这稻草把狠狠地插在了地主恶霸邵襄臣的”财门“上，完了又在上面贴了一张白纸条。
大年三十除夕夜，邵襄臣兴冲冲地去开”财门“，那一把蘸满臭屎的稻草把直接砸到了他的头上，邵襄臣甩掉那稻草把一看，只见上面写了八个字：”抬头见鬼，开门招灾！“
干了这件大快人心的事，方志敏的内心很自豪，乡亲们知道了都夸赞他人小，胆量大。
十二岁那年，因为家中实在穷苦，方志敏被迫辍学了。随后的几年，他一直在家务农，村里穷苦人家有事，他总是跑前跑后，尽力帮忙。十七岁那年，乡亲们觉得这个后生将来要是出息了，对大家一定坏不了，于是齐心合力将他送进了县立高等小学，希望他能有个好前程。
对方志敏而言，县立高小是个广阔的新天地，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进步书籍，思想上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前他不明白，穷人贫苦的根源在哪里，现在他开始渐渐地清楚，只有打倒黑暗罪恶的统治阶级，穷苦人才能翻身做主，见到光明。一个真正的新青年，读书绝不是为了当旧世界的臭官，而是为了穷苦人去抗争，去奋斗。
当时，县城里有个张姓大地主想弄个”省议员“当当，方志敏得知他到处花钱买”选票“，十分愤怒，他动员同学联名写告示，揭露他的丑行，同学不敢，他便单枪匹马写了一篇《张地主十大罪状》的告示，连夜贴在了县城最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方志敏的这篇告示引起了轰动，同学劝他赶紧找地方躲一躲，不然非遭张地主的打击报复。但方志敏回答同学，我有与丑恶斗智斗勇的自信。
未过多久，如那同学所言，张地主果然气势汹汹地找到了方志敏，并且扬言，如果方志敏不写个声明，说自己受恶人唆使，诬陷了好人，他的手下非打死他不可。
面对威胁，方志敏镇定自若地说，我早给报馆和警察署写好了信，今晚我要回不去，就有人将信寄出去。那么，你残害学生的恶行全省人都将知道。
张姓地主完全没想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居然还留着这么一手，思来想去，最后骂骂咧咧地缩了回去。
经这一闹，张姓地主恶名远扬，没能当上议员，而方志敏却成了戈阳县城里最有名气的学生。
1918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全国的新青年都在慷慨激昂地奔走、呐喊，方志敏也加入进来，在学校组织一个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
1919年秋天，怀着”实业报国“的满腔热情，方志敏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机械专业。在南昌这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他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
那时候的方志敏，胸腔中装满了对旧社会的憎恶，他决心以笔为武器，进行新青年的奋斗。经过酝酿，1920年，他将自己的小说处女座《捉贼》寄给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
在这篇受到邵力子赞赏的小说中，方志敏发出了对旧社会的厉声质问：“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触目皆是的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窃？为什么大窃逍遥自在，受人礼敬，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来打？”
当时的这个工业学校，在方志敏看来，也是黑暗旧社会的一个缩影，校长赵宝鸿不仅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而且贪污腐败，任人唯亲。
为了揭露学校的黑暗腐败，方志敏熬了两个晚上，写出了一部二幕剧本《私塾怪现象》。戏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校长、校长老婆、校长儿子。校长当领导，校长老婆连字都不识，却敢大摇大摆地给学生上课，校长儿子，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摇铃。
这出荒诞的戏剧一经演出，进步青年纷纷鼓掌。校长赵宝鸿看了戏，恼羞成怒，扬言要严惩方志敏。方志敏不甘示弱，他在校园里贴出“开除校长”的布告，公开向赵宝鸿宣战。
遗憾的是，赵宝鸿代表着黑暗顽固的旧势力，方志敏最终被校方开除。
但那时候的方志敏已经成长起来，他有着非凡的才华，如同激情燃烧的火炬，1921年秋天，带着放眼了解外面世界的想法，他考进了一所注重英文教学的同文书院，九江南伟烈大学。
在这里，因为读到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方志敏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升华，他终于明白了一直困扰他的一些问题，明白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光明前途。
作为一名始终心念穷苦人的奋斗者，方志敏的心中一直存有激烈的呐喊，1922年5月，在南伟烈大学，他写下了自己第一篇散文诗《哭泣》——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啊！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我们牛马一般地在煤烟风尘中做运输，奔走，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方志敏写就的《哭泣》，绝不是无病呻吟。带着对穷苦人真诚的爱，怀着对旧社会深切的恨，当这篇《哭泣》写完后，方志敏的肺病犯了，吐血不止。
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践行心中的光明道路，1922年6月，方志敏愤然退学，然后只身奔向上海，只为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方志敏逗留的时间虽短，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他找到了党组织和中央领导机关，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著名领导，并成功发表了“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不朽篇章，纪实性白话小说《谋事》。
经过一年半的洗礼，1924年3月的一天，方志敏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在这一天，在南昌印刷厂的一间小屋内，方志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下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入党之后，如果说领导江西农民运动，是方志敏革命斗争生涯的序曲，那么发动漆工镇暴动，则是他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一条”汉阳造“，一条”三八式“，还有一条”九响毛瑟“被截去了半截枪筒，这两条半枪这是方志敏最初能够掌握的全部武器。但靠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机动灵活的革命策略，到了1929年4月，方志敏已领导建立了戈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并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
这一年六月，作为戈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主持召开了戈、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遭到批判，坚持反”围剿“的正确策略得以确定。
在此后近五年的时间里，方志敏奔赴闽浙赣多地，组织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地反“围剿”军事斗争。
靠着“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游击战术，以及深入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策略，方志敏不仅领导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十战十捷的红十军，而且创建出了叫毛泽东盛赞的“方志敏式”大片根据地。
在这段艰苦而辉煌的革命岁月中，在那一片红色的革命根据地上，方志敏留下了许多让人肃然起敬的历史瞬间，其中最震慑人心的就是他朴素的作风和对清贫的坚守。
方志敏担任中共
闽浙赣苏维埃主席时，有一匹枣红马，但他很少骑，要么让给伤病员，要么用来驼物资。1933年，赣东北根据地要把打土豪和缴获来的一批银洋送往中央苏区，这批银洋的数量很大，有黄金两箱，每箱五百两，白银四十八箱，每箱四百元。那时候，红军没有汽车，只能靠肩挑背扛，方志敏对负责同志说，让我的马来做这个工作。负责同志说，不行，这匹马是司令员行军打仗骑的。方志敏说，这匹马不是专门给我骑的，你要想一想，运这批银洋，我们战士的肩膀有多沉重。
当时，红军队伍中的伙食很差，一年到头都是红米饭南瓜汤，很少有其他的菜。有一次，方志敏的肺病犯了，炊事员心疼他，特意给他煮了一点加了盐巴的白米粥。当这碗白米粥端到方志敏面前时，他坚决不喝，要求给伤病员送去。
方志敏对同志们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者，越是困苦，越要坚守一个信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有一年，见方家的日子过得太苦，老乡们便来给方志敏的老娘金香莲出主意，你儿子现在是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了，该去向他要一些。
老娘听了，觉得儿子出息了，孝敬爹娘天经地义，于是就去找儿子要钱。见老娘开口向自己要钱，方志敏心疼地握着老娘的手说：我是当了主席，可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有钱的官。至于钱，现在我是没有，将来一定会发的。现在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切还很困难，我们每天的饭菜才七分钱。
老娘听说儿子当的是穷人的主席，拍拍儿子的肩膀，嘱咐一句，“当穷人的官，可要为穷人多做好事”，然后心安理得地回了家。
······
1934年10月初，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要他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出击，开辟新区，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初从瑞金出发时，正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央军委赋予先遣队的另一个使命，就是吸引、调动一部分敌人，以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掩护中央红军向西长征。
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一支只有几千人的先遣队却要孤军北上，一些人在思想上相当悲观消沉，这时候，方志敏以革命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了这一重任。
随后，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实行合编，成立了崭新的红十军团。然而，当红十军团孤军进入皖北后，随即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持续的恶战，部队有耗无补，损失极大。
1935年1月24日，大部队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截成两截。方志敏率领八百余人冲出包围圈后，发现大部队没有跟上来，师长粟裕和其他一些同志要方志敏先去赣东北苏区，他们回去接应被困大部队。
面对抉择，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回去把大部队带出来。
随后，方志敏命令粟裕带领突围出来的八百余人先走，自己则义无反顾地率领十余人趁夜再次潜入了凶险之极的包围圈。
找到大部队后，方志敏立即组织突围，但敌人重兵形成的包围圈实在是太密了，大部队一次次突围，但始终没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粮食没有了，战士极度疲惫，队伍一次次被打散，但方志敏始终斗志昂扬，他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
1935年1月27日晚，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魏长发等四人离开怀玉山太阳坑，行进在茫茫原始森林的九十九坞。很快，他们迷失了方向，刘畴西、王如痴由九十九坞向德兴交界的下山坞突围而去，方志敏与魏长发则由九十九坞向陇首高竹林方向突围。
晚上，方志敏隐蔽在一个石煤洞中。第二天天亮，警卫员魏长发见周围没有敌人搜索，偷偷地离开了方志敏，准备下山寻找粮食。
可是刚走了几里地，魏长发就被敌兵发现逮住了。
这是一个考验意志的时刻，可悲的是，魏长发在投降可得一百大洋，一个老婆的利诱下，可耻地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方志敏。
得知方志敏就在不远处，敌军随即展开大搜捕。方志敏躲避敌人搜捕六小时，最后不幸被两名敌兵发现。
两名敌兵抓住方志敏后，第一件事就是搜身寻找财物，但方志敏的身上除了一只怀表、一支自来水笔外，连一个铜板也没有。
敌兵困惑地问，你是不是方志敏？你身上的钱呢？
方志敏回答，我是方志敏，但我身上确实一个铜板也没有。
敌兵不相信，认为方志敏一定将私财藏了起来，于是拿出一枚手榴弹，恐吓说，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个炸弹，把你炸死。
方志敏轻藐地说，你不要做出丑陋的样子，我确实一个铜板也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你是想错了。
上头悬赏八万抓你，你怎可能穷得叮当响！
敌兵骂骂咧咧地继续搜，从衣领翻到鞋袜，终究一无所获。
如果说，在枪林弹雨中，方志敏是一位英勇的革命者，那么在敌人的监牢中，他就是一位具有伟大革命情操的不朽者。
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逼，惨无人道的酷刑，他的头颅始终高昂着，胸膛中始终激荡着革命的理想，双目始终眺望着光明的前途。
他是那么的无畏，那么的纯粹，那么的坚信他为之奋斗的崭新的可爱的中国必将到来。
他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伟大革命情操，归根结底，正如他在《清贫》中所言，是洁白朴素的生活给了他坚定而无穷的力量。
在真正纯粹的革命者那里，崇高的信仰从来不是口号，不是标榜，在最简单最朴素的语言里，它就是甘愿迎接所有的苦难，始终坚守心中的光亮。
狱中的方志敏，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一边戴着沉重的镣铐，一边抒写着可爱的中国。
这样的方志敏，不仅感动了历史，而且感化了当时的敌人。
监狱文书高易鹏、前来劝降的国民党元老胡逸民，这些受到感化，本质不算坏的敌人，后来都成了方志敏的狱中信使，他们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将方志敏的狱中名篇带到了上海，带到了世人的面前。
1935年8月6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方志敏终于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1957年，南昌春江西化纤厂在下沙窝动工基建时发现了一堆骨殖，共计七十九块，其中一对胫骨还戴着脚镣。根据当年看守所代所长曾被方志敏感化而将其十斤重镣改成三斤半轻镣这一线索，经初步鉴定，法医认为其中九块骨殖应属于方志敏。为确保鉴定无误，遗骨随后被送到设在上海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审定。经化验分析和对埋葬年限、性别、年龄、身高等的推算，1958年5月26日法医研究所正式签署了鉴定书，证实这九块遗骨确属方志敏。
1959年8月，党和政府在江西南昌市西郊梅岭山麓修建了方志敏烈士墓，忠魂葬青山，英烈终于可以安息了。
英雄已死，但感动绵延。
文章的最后，想说一说方志敏的老娘金香莲。
自从那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儿子要钱后，回到戈阳县湖塘村的金香莲，心中也有了一个信念，儿子做的是穷人的官，穷人会念他的好，自家的日子再苦，但总有一天能看到穷人过上好日子。
方志敏英勇就义后，许多年，金香莲都不愿相信，解放后，眼看穷人过上了好日子，金香莲哭了，嘴里一个劲地说，好！好！
这是她对儿子的呼唤。
党和政府很关心金香莲的生活，他们在南昌给老人家安排了房子，请老人家搬去住。金香莲一开始不愿意，同志们就跟她说，大娘，这是你英雄的儿子奋斗来的，他没有骗你。
听到这话，金香莲不再拒绝，流着泪搬进了新房子。
金香莲搬到南昌后，江西省长亲自刻了一块”方志敏母“的印章。将这枚印章送到金香莲手里时，省长说，大娘！您如果有什么困难，要什么东西，随便您到哪里取，盖下这个章就行。
金香莲握着这枚印章，握了一辈子，直到去世，也没有用过一次，更没有向任何人提过任何要求，一直过着简朴的日子。
有人劝她，现在日子好了，您该吃点好的，穿点好的。
大娘总是说，儿子做主席的时候，一天的饭菜才七分，吃得太好，心里不安啊。
大娘的心里始终装着儿子。
比起儿子崇高的信仰，这何尝又不是最朴素的信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