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们有种流行看法：如果卢冬生在东北不牺牲，他很有可能代表红二军团授大将，果真会如此吗？苍茫大地认为：此言大谬也。卢冬生活到开国大授衔，最有可能还是由许光达代表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领授大将衔，除非36位军事家之一的段德昌活到五五年，原因如下：
一、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许光达和卢冬生同为师级干部，两人资历军功几乎旗鼓相当。
许光达1925年9月入党，黄埔五期毕业，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见习排长，奉党的命令赴南昌参加起义，在宁都赶上南下广东的起义队伍，先后任11军25师75团3营11连排长、代理连长，不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因伤离开部队，仍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7月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班学习，9月被中央派往洪湖从事军事工作，1930年2月参与组建红六军任参谋长，7月任红2军团17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南征作战，1931年3月任红3军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后与主力失联，率部攀崖突围，与主力会师后任8师师长兼25团团长，1932年1月在应城战斗中身负重伤，先赴上海，后在当年夏天赴苏联治疗，他离开湘鄂西根据地。
上图为许光达大将
卢冬生，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2月入党，比许光达晚了两年，以中央交通员身份在1929年赴湘鄂西根据地，历任排、连、营、团长，独立师师长，1933年先后红三军8师师长兼政委、7师师长，1934年10月任红二军团4师师长。
红军时期两位均是师级，许光达在湘鄂西打了上半场，卢冬生在根据地及长征打了下半场。许光达起点较高，但离队较早。
二、抗战时期，许光达明显比卢冬生军功高些。
卢冬生抗战时起点较高，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合编成120师，卢冬生任358旅旅长，但因为总总原因，卢冬生并没有实际到任，1939年春天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才回国。几乎缺席了整个抗日战争。
许光达伤愈后，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申请回国被王明所拒，后转入东方大学汽车训练班学习，1937年11月终于回国。1938年初到延安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发表多篇军事论文，显示其较高军事理论素养，1941年1月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1942年春任120师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2分区司令员，1945年任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虽没前线名将陈赓、陈锡联、杨成武等出名，但毕竟担任同等级别军事要职。
三、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凭军功、资历升至一野兵团司令员，卢冬生至少在军职上很难达到他的高度。
上图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
1945年10月，许光达、孙志远奉令组建许、孙纵队参加绥远战役，1946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3纵司令员，后转战晋中、晋北地区，1947年8月西渡黄河，归于彭总帐下，参加高家堡、榆林、沙家店、延清、宜川、澄郃、荔北战役，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2月任一野3军军长，参加一野春季攻势、陕中战役，6月任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围歼胡宗南主力的扶郿战役，奉令率部迂回切断胡宗南退路；8月参加兰州战役，又率部攻占国军南山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为全歼兰州国军立下汗马功劳。
卢冬生1945年回国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12月14日在哈尔滨遇难。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卫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下辖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个二级军区，松江军区属北满军区所辖的三级军区，北满军区辖山东7师（杨国夫部）、陕甘宁359旅（刘转连部）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5个军区。松江军区最高算军级单位。
再看整编后的东野总部及各兵团主要军事负责人名单，总部：司令员林总，参谋长刘亚楼；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天佑、彭明治；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黄永胜、刘震；15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贺晋年……鉴于四野和115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鉴于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邓华等均是名将，尤其是萧劲光、程子华红军时代就是军团级别的主官，卢冬生在东野（后称四野）担任兵团司令员的可能性不大。军事才能要想超过陈伯钧、韩先楚、李天佑、黄永胜、刘震、洪学智等人，也非易事啊！谁叫林总的四野名将如云哪！卢冬生很有可能像彭明治一样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或像段苏权一样担任野司副参谋长，他如从事参谋工作，职务很难超越刘亚楼，刘亚楼是林、罗老部下，才能卓越，从苏联一回国由罗向林推荐即任参谋长；另一种可能留守东北后方，以上不管哪种假设变为现实，在解放战争中，卢冬生一般情况下至少职务会逊于许光达。
四、建国后，许光达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也是许光达授大将衔的加分项目啊！
主席慧眼识英才，在1950年4月，任命许光达担任装甲兵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为1955年许光达作为湘鄂西根据地及红二军团授大将衔直接加分啊！
五、当然，如果段德昌活到1955年，他如果不授元帅，必定代表红二军团授大将衔。
段德昌和贺龙同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其在根据地军事地位仅次于贺龙；他也提出了源于实践的游击战的正确策略；他牺牲得很早，但仍是33位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