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
因为善不以自夸为大，贤以独占为损。所以舜能够以礼让成就德行让天下人知晓，汤自谦不敢懈怠日进圣功；春秋晋大夫郤想要处于他人之上就疯狂打压下面的人，周襄王季父王子虎喜欢争斗最后出逃晋国。这便是以贵为贱能谦卑处下，人际关系通达的原因。骄傲自夸欺凌他人，是自取灭亡的原因。
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然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所以君子举止不敢逾越礼仪标准，欲望不敢蔑视法则。平时勤于修德进业，对人谦让有礼表示敬畏。仇怨和困难就不会缠绕着自己，繁荣和福禄就会永久存在。小人就不这样。持功打压有才能的人，喜欢凌驾别人之上。所以处于人上就会加害别人，有功劳的人就会被小人毁掉，别人不幸就幸灾乐祸。所以旗鼓相当就会互争先却不能得到利益，两败俱伤就会被后来的人超越。由此看来，争让得到规律，其中区别已经清晰了。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必依讬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着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
但是争强好胜的人，不以为然，以超越别人为积极进取；落在下风为停滞不前，觉得谦逊就是卑躬屈膝，以踩着别人往上爬为人杰，以让对手屈辱为骄傲，以敢于犯上为勇敢无畏。所以奋进向前勇猛无比，不知反思。如果以高傲接触贤人贤人必然谦逊处下，以高傲接触暴躁必然构成仇敌劫难。相互敌对，就会是非混搅难无法明断。是非混搅无法明断那么和自毁有什么区别呢？并且被他人诋毁攻击，都会心生怨恨，进而挑衅攻击，然后利用某件事陷害对方再把故事编造的有头有尾，让听的人即使不信也会觉得有可能是这样。自己要是去计较报复对方，也是如此。别人一队，会根据远近来选择相信与否。探究其中原因，相互争斗怄气的人，都是以污蔑对方自毁。言语上相互竞争指责对方，这和借他人之手来殴打自己有什么区别吗？真是对这种谬误产生迷惑啊！
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
论其原因，如果我能自我反思检讨还会导致出现争端么？都是自己心胸不够，别人也不肯让步。或者埋怨对方轻视与我，或者对方想要超越我。如果我没有能力被对方轻视，那是我的不对对方没错；如果我有才能对方不知道，那就不是我错了；如果对方的能力处于我之上，是我还需要努力的缘故。如果能力差不多但是对方超过我，那也是我的能力仅次于他，那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并且两个人贤能上没有差别，能够谦让对方的是更为俊秀。争名无法取得上下时，那么谁用力去抢夺谁受到的伤害就会更大。所以蔺相如看看到廉颇的车子就能回避。寇恂不和贾复争斗而获得贤名。（寇恂和贾复都是东汉光武帝名臣名将领。）
君子所行的道，是反着势去做啊。
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隙，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君子所行的道，不愿意凭借自身的强大去争斗的。因为，君子能够知道屈缩而后可以伸展，就会能忍受侮辱不会去计较。知道谦让才可以战胜对手，所以能谦让处下不会迟疑。发展到最后，能转祸为福。化解仇恨成为朋友。使怨仇不延续到后代子嗣，美名也会无穷无尽。君子之道，越走越宽阔么！
并且君子面对再纤细微小的间隙也会弥补，所以再小的争斗也不会发生。小人一点气愤都不能容忍，终将受到更大的挫败被侮辱。仇怨微小时候，尚可以用谦德化解。但演变成争斗就会祸害已成不死不休。陈余（秦末大梁人，于张耳刎颈之交）因为张耳受利益驱使而背叛，最终受到分尸之害。两位东汉光武大将军彭宠与朱浮结怨，最终导致兵败身死。福祸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以不慎重啊。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
《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
所以，君子求胜的方法，都是以推脱谦让别人为进攻为锐器，以修德进业自我强大为防御。无事就沉默不语不显露出非凡智慧。有争端就会以恭顺开路畅通无止。所以战胜对方也不会显示出竞争的意图。敌人臣服就不会结怨。能够做到这样的人，喜怒不形于色，更何况大的争斗呢？显示出争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能耐，但是别就会觉得阴险不正气。没有冒险意图，就不会受到伤害。若是相信富贵险中求，那么干嘛和他争斗呢？冒险和争斗，是关在笼子里挑逗老虎，还能有活下来的可能么？发怒伤害人，也是一样道理。
《易》说“冒险就会有争端，争端都是由相互竞争产生。”《老子》说“如果不去争，那么天下没有能争的过你的。”所以君子的为人处世是不应该去和别人斗争的。这样就可以超越凡夫俗子，独立于三种人之上了。
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逮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
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什么是三等呢？没有本事却自持自傲的人，第一等；有本事却自夸其功的人，为第二等；功高盖世却不自夸自傲的，为三等。第一等人，愚蠢好胜。第二等人，有能力却喜欢居人之上。第三等人，有能力但是却能够谦让。第一等人，对自己宽松却严格要求别人。第二等人，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第三等人，严格要求自己却能宽厚待人。
上面这些人，都不是中正的，会随着事态发展而变。多次变化后，就会迷失本性了。只有知道规律变化的人，而后才能中正。
所以说，《论语》:孟之反策而奔殿。将门入，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得进也’”是不自夸，从而被孔子赞扬。管仲以辞去赏赐，所以受到更大的赏赐。名利岂能有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呢？都是自身修养得到的，能与自然相契合。（孟做的太明显了，有痕迹非真心。伪，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是真的。发乎于性情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孟的演技和小鲜肉有一拼孔圣会看不出来？所以此处是批评孟的行为；管仲自己家的院子比诸侯的都大都气派，使臣去得先拜见管仲才行。管仲德行是知道大义。）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君子之道通过谦逊处下为益。所以功劳都一样，但是又获得了美名。小人不知道益便是谦逊处下，所以功劳最后也被人夺走了。由此推论，不自夸的人最后都会被赞美，不争就是争。谦让对手，最后都能胜利。处于下，最后都处于上了。
君子目睹为了名利不断纷争产生的种种危害，所以能够独自踏以谦逊退让这条路（以退为进这条路），则光辉显著日新其德，美名就会等同古代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