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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黎明
黄雍，这位平江籍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中将，在国共两党历史上，曾“倒行逆施”，改弦易辙，留下过浓墨重彩的特殊篇章。他人生轨迹饱经风霜，曲尽其妙，耐人寻味。但其最后的命运是幸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雍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笔者在浩瀚的史海中，拾得了他一些可惊可叹的片断，或生活的浪花，特供读者穿越历史的时空，再一次去认识、了解、熟悉和研究这位具有独特个性的平江人，激浊扬清地对逝者给予告慰。
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黄雍，字剑秋，1900年出生于平江县城关镇的一户平民家庭。家境贫寒，幼年孤甘。少年时便拜师学艺，做学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黄雍当上了警察。受当时清末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萌生了“造反”的理念。18岁时，他参加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革命活动，遭到当局的通缉，被迫出走广州。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湘军兵站总监张辉瓒，张对黄雍欣赏有佳，便推荐其到湘军总部当参议。1922年11月，黄雍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投入程潜麾下。学习期间，正值共产党辅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他与袁策夷（湖南长沙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锦辉（广西桂林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等24名学员，发动并校运动。1924年初，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黄雍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同年，黄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黄埔期间，受着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和洗礼，黄雍从心底里向往着新的世界，便参加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参与组建了革命组织《火星社》。他的进步思想和组织领导才华，得到了当时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赏识。
1924年11月，黄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周恩来派他和袁策夷，前往东苑和宝安从事农运工作。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选调他担任了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军事总教练。同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苏兆徵与周恩来等商议，调黄雍出任省港大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和第5大队大队长，并兼任委员会军务处处长。次月，黄雍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第5大队，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检阅。工人纠察队严明的纪律、良好的精神风貌，使这两位政府要员为之一振，连连赞誉：“工人纠察队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国民革命军的楷模”。遂即，宋子文提出聘用黄雍，经苏兆徵和周恩来同意，黄雍兼任财政部缉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检查总所所长，担负起中国革命最早直接与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海关自主权领域上的斗争。这是黄雍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崇高革命理想而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正当黄雍踌躇满志、革命激情澎湃之时，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弃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仁人志士。黄雍领导的缉私卫商检查总队有30余人倒在了屠刀之下。更为严重的是，黄雍主持的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被蒋介石视为“赤化”的机构，成为清洗的单位之一。当日，蒋介石下令紧急改组，新成立了黄埔同学会驻粤特别委员会。19日，该会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启事，声言：“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前因反动分子把持会务，经于4月14日我政府将反动分子一概肃清。”幸运的是，黄雍已奉党的指示，紧急撤离广州，潜伏到香港，逃过了劫难。
领导组织东江武装革命斗争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血腥统治，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好战友的尸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1927年6月，黄雍奉中共广东省委之命，以东江特派员的身份，从广东汕尾进入东江，组织领导海陆丰农民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
“东江”，是当时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名词，它包括惠州、潮汕、兴梅等地区，也是大革命风雷激荡的地方。1925年11月，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署主任”，负责东征军后方任务，是主政东江的第一位共产党人。1927年，这里已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为了东江地区的政治中心。黄雍一到东江后，在特委的领导下，首先在海丰建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担任该会主席。他与特委代理书记张善鸣、农军负责人林道文等，审时度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拉起了两支由农民组成的、人员规模较小的革命队伍，活跃在海丰的东南、西北地区，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武装，夺占了海丰城，造成了革命暴动的影响。随后，黄雍前往紫金县，与农民革命军大队长刘琴西取得联系，在陆丰新田一带开展工作，建立赤卫队，夺取了大安镇，攻克陆丰城。这一时期，黄雍参与领导组织的陆海丰地区农民一系列武装暴动，不仅占领了东江地区的主要城镇，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而且设立了被装厂、兵工厂、医院，储备了资金和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等物资，率先尝试了“农工武装割据”。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率主力部队挺进潮汕、陆丰碣石一带，遭李济深调遣的钱大钧、黄绍竑、陈济棠部“围剿”，供给十分困难，周恩来派人与黄雍联系，要求其筹措军饷，支援起义部队疏散伤员和分散转移人员。黄雍受领任务后，不讲价钱，不遗余力，立即送去30担银元，以解其燃眉之急。随后，当叶挺、贺龙起义军余部到达东江后，黄雍领导的东江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的决议，担负了接应、补给和整编工作，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成为了当时广东最重要的两支革命武装力量之一。同年11月中旬，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在所在地惠东高潭区，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此时，黄雍已奉中共广东省委的命令，拟赴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但在新到的东江领导人彭湃要求下，黄雍推迟报到时间，协助彭湃组织攻打海陆丰地区最后一个地主武装据点----捷胜城，作为陆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献礼。攻城胜利后，黄雍受到了彭湃率领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十里迎接的礼遇，这也成为黄雍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琼崖岛上的一场不寻常风波
1927年11月底，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黄雍从东江正式到广东省委工作。次年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李立三，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在海南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要求“在短期内完成全岛暴动，肃清全岛反动势力”，“应该至少在二个月内完成。”为此，省委派李源、黄雍上岛督导，参加中共琼崖特委2月18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李源当选为特委书记，黄雍当选为特委常委，负责主持军事工作。黄雍走马上任后，针对岛上武装斗争实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整合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率领琼崖工农讨逆军实施暴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先后占领了榆林港和相邻的海滨县城陵水，以期接应苏联军火船，为实现省委提出的夺取全岛政权做好应有的准备。
琼崖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使岛上的反革命势力极度恐慌，他们迅即调遣第63师蔡廷楷部上岛，对新生的农民武装实施“清剿”，屠杀和镇压革命群众，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宠罩着整个琼崖岛。但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继续扩大琼崖岛秋收暴动，以影响南路工作之开展”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一再组织攻城暴动，致使革命力量消耗很大，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特委书记黄学增光荣牺牲。为此，中共琼崖特委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总结和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并就如何贯彻执行省委指示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由黄雍等人去香港向南方局和省委报告会议的意见。
黄雍等人到香港后，立即向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报告了琼崖特委关于“放弃向上（海口）发展，向下（崖县）攻击的计划”，“不能再继续搞全面武装暴动”的意见。这个意见，虽然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视，但由于当时已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坚决主张用暴力回应暴力。这一“左”倾盲动错误理念，使黄雍和琼崖特委的一些同志不甚理解，深感脱离实际，据理辩解，以求得到省委的理解和支持。但无论他们怎么辩解，在“左”倾盲动错误面前仍是苍白无力，被省委斥之为“避开敌人的失败主义观念”，“更是非常错误”的。此时，年轻气盛的黄雍，倔强的个性完全淹没了理智，不适时宜，毫无顾忌地与李立三“彻底革命”的理论发生了正面冲突，多次进行争执，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黄雍坚持认为“彻底革命”的理论，不切合当时革命低潮的实际，十分有害于革命武装斗争。在极端激动的情绪下，脾气暴烈、一意孤行的李立三，不得不让黄雍离开琼崖岛。1929年夏，情绪跌入谷底的黄雍，非常苦闷、失落、沮丧、无奈地离开了琼崖岛。他这一离岛，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一条小船，失去了指南针，迷失了方向感，只好带着心中的疑窦，从广东浪迹上海。由此，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与第三党及“黄埔革命同学会”
1929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派杨殷同志到上海，通知黄雍等一批领导干部去苏联学习。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正当黄雍十分高兴地准备整装待发时，中共中央机关遭到了破坏，无法取得联系。滞留上海期间，黄雍相继与董朗、许继慎、陈烈、余洒度（平江人）、谭平山、俞墉、曹霄青等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人见面，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其中谭平山，这位昔日的中共中央第三、四、五届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在起义失败后被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开除党籍，但他不甘寂寞，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劝说和串联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员，打出孙中山先生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旗帜，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中华革命党”，也就成为第三党最早采用的名称。
正处于徘徊之中的黄雍，在谭平山的介绍下，了解了第三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便加入了该党，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黄雍革命斗争的经历，使谭平山深知其重要性和价值，鼓励他利用黄埔1期学长的身份，施展才华，有所作为。聪慧的黄雍，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到，“黄埔同学会”是与蒋介石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于是，他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原教育长邓演达先生的号召下，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与“黄埔同学会”争夺黄埔同学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了其它黄埔同学的赞同和支持。
1930年9月，参加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受邓演达委托与余洒度（黄埔2期）、陈烈（黄埔1期）3人，对组织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同年11月，召开的第三党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方案，决定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争夺黄埔学生，并在国民党军内部开始进行军运工作。同时，确定余洒度为临时召集人，陈烈、黄雍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曹霄青、俞墉负责宣传工作。由于黄埔学生在校时对邓演达先生就颇有信仰，第三党一成立，影响很大，发展迅速，先后在南京、上海、北京、广东等14个省（市）建立了基层组织。短短的半年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及受影响的黄埔学生约有5000余人，几乎是当时黄埔毕业生的一半，大有动摇和削弱黄埔学生对蒋介石信仰之势。为此，蒋介石深感自己领袖和统帅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受到了严重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心中极度不安。1931年7月，蒋介石悬赏30万，缉捕邓演达。次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在上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上被捕。当日，余洒度、陈烈、俞墉等30余名“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在上海法租界亦遭逮捕。黄雍、刘明夏也在武昌被拘捕。不久，蒋介石下达密令，将邓演达先生杀害。至此，第三党自中央到地方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仅存在不到2年的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无一逃脱，成为无头之鸟，被迫彻底解体。
黄雍等“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被解往南京后，蒋介石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以校长的身份，亲自对他们进行教化，许下承诺和保证。同年冬，将他们送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进一步拉拢和感化。黄雍等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幡然改途，投靠了蒋介石反动集团。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时，黄雍被戴笠点名，参加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调查通讯小组”，奔波于南京、上海等地，负责收集敌我双方的兵力、伤亡、武器、给养、战况、士气、通讯等军事信息，为蒋介石指挥决策提供情报支撑。1934年，黄雍被派往第36师任团长、独立第31旅旅长。次年，调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并负责创办收容黄埔军人子女的中正学校。1937年“8.13”淞沪会战，黄雍奉命紧急调配600名军校毕业的校尉军官，补充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队”，支持淞沪会战。次年6月2日，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同年7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总务处副处长。之后，担任了国民党军军政部伤兵管理处副处长、伤兵生产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军事委员会高参等职。1943年2月，当选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监察会候补监察。1945年初，被军队特别党部推选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次年7月31日，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出现役。
人生道路的要紧处却常常只有几步。黄雍虽然早年曾经脱离过共产党，一度动摇了革命的信念，而且现在在国民党中的发展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但具有鸿鹄之志的他，仍深感惘然若失，犹如一只迷途的羔羊，一直在苦苦的挣扎着。抗日战争胜利后，黄雍因不满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不愿参加内战，同室操戈，在他47岁的那一年，不恋高官厚禄，不羡慕荣华富贵，毅然决然地提出申请，退出现役。当年9月，解甲归田的黄雍，与黄埔校友一道在上海开办了私立中正学校，出任校长。办学期间，黄雍不允许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建立和发展组织，相反容纳了一些进步教师。1947年，上海发生工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活动，中正学校的部分师生也积极响应，外出参加游行。黄雍支持和容许的态度，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非议和妒忌，有人报告了蒋介石。不久，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雍来信，要求其将肖克勤、陈逵等4名有共产党嫌疑的教师押送南京，并还打来长途电话，告知黄雍：“吴国桢市长和宣铁吾司令来南京时，曾与总统谈到此事，我以朋友的身份劝告你按信中所述执行。”黄雍则敷衍了事，没按信中要求办，赠送一笔路费给校教务主任、中共党员肖克勤，请他离校暂避。对陈逵等进步教师仍留校，仅调整课程而已。黄雍这样的处理，虽然国民党当局没有追究，但学校校委会的韩城、闵佛九等人，趁机挑动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闹学潮，迫使黄雍在1948年暑期辞去上海中正学校校长职务。
正当黄雍对未来忧心忡忡，不知何去何从之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温暖之手。这年8、9月间，中共中央派吴克坚到华东地区工作。这位黄雍的同乡、少时朋友，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黄雍秘书、平江人吴少岳和戴宗义，约见黄雍。吴克坚与黄雍见面后，开门见山地阐述当前时局的发展趋势，指明前途和方向，希望黄雍用自己的行动，写好自己的历史。并冀望他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返湘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学生随程潜和平起义，配合解放军南进。俗话说：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黄雍是个聪明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多的政治经验，并且平时有读书看报听广播的习惯，深知蒋介石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但他顾虑重重的是自己曾经脱离过共产党，不知所措。现在共产党不计前嫌，开诚布公，希望他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觉得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决心迷途知返，走向人民，奔向光明。于是，在当年秋天，他与夫人郑挹梅从上海回到了长沙。返湘后，在校友、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的帮助下，他很快找到了工作，担任了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1949年3月，黄雍、姚渐逵（湖南宁乡人）等联合在湘的黄埔同学，组建了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陈明仁任主任委员，黄雍任副主任委员，为奔波湖南和平解放搭建了工作平台。同年5月初，根据黄雍的要求，中共党组织派来3人并携带电台，由黄雍安排夫人作掩护，在长沙市潘家坪的家中秘密设立联络点。不久，为安全起见，将电台转移到距长沙6、70里的桥头驿车站附近，隐蔽在周启铎家。同年7月上旬，黄雍和中共湖南负责人周竹安认为起义条件成熟，便通过省银行行长李维城向程潜正式“摊牌”，转达中共中央拟和平解放湖南的意图，使程潜和毛泽东、党中央直接对话。程潜通过黄雍掩护的中共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相继取得了联系。当月21日，解放军代表李明灏来到长沙，秘密与陈明仁、程潜见面，商议和平起义的有关事宜。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
湖南和平解放后，陈明仁了解黄雍秘密掩护中共电台，开支较大，便送去几百元以作补贴。程潜给周恩来总理去信，说明黄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贡献。后来，周竹安到北京，向吴克坚汇报了在长沙的这段工作。吴克坚遂给黄雍写信，写道：“上海一别，瞬逾半年。昨晤竹安兄，盛称吾兄几月以来，奔波和平，甚具劳绩；贤夫人城乡照顾，力疾从公，钦佩莫名。颂公来平，已得晤面，并亦谈及吾兄。此次湖南解放，颂公固早有动机，但稳定其意志，促成其实现，我处在湘工作同人，实各费心力。读吾兄报告，得知其详，此间亦为嘉许。”1954年12月中旬，黄雍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特地找到黄雍，看到这位分别20多年的黄埔学生，深切地说：“黄雍，你头发都白了。你这次在湖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对黄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嘉许。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决定，黄雍参加了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九人小组”，专门协助中共中央“处理战犯专案小组”工作，使大批黄埔校友回归了新生活。
（作者系广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副主任 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