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 李彬：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
作者：程志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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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慑安全保证，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威慑主要通过核保护伞方式运作。为了应对冷战后新的安全环境，以满足新旧盟友的安全需求，美国开始通过导弹防御合作来提供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安全保证。这使得美国的延伸威慑从以核保护伞为核心，转变为核保护伞与导弹防御并重的模式。与盟友发展导弹防御合作关系，对美国的延伸威慑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正面效益是，导弹防御合作使更多盟友能参与集体防务并贡献更多力量，还可增强盟友与伙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导弹防御系统仍然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美国必须在以导弹防御合作促进延伸威慑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如今，美国已开始加大力度，团结盟友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面临考验。
【关键词】 美国核政策；延伸威慑；核保护伞；导弹防御；安全保证
一 引言
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是国际核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延伸威慑指的是一个国家基于保护或防止盟友遭到攻击之目的，对特定或不特定具有潜在攻击意图的国家发出动武之威胁。 延伸威慑并不一定需要仰赖核武器的作用，只要一个军事力量较强的大国与小国结成同盟，就能用常规军力威慑敌人，使敌人不敢进犯小国。但在冷战时期，由于受到两大洋的阻隔，美国很难为了确保西欧和东亚地区盟友的安全，长期在这些地区维持与苏联的常规军力平衡。因此美国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将其作为延伸威慑的主要内容，以此抗衡苏联阵营在欧亚大陆上的常规军力优势。强调大国保护小国的延伸威慑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称的安全合作模式，美国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政策，则进一步突显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不平等状态。这使美国与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呈现出“同心圆”或“等级制”的结构模式。在这样的安全合作关系中，盟友高度依赖核大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使核大国能够对盟友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制约和施加较大的政治、经济影响。 由于延伸威慑政策是美国维持同盟和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理所当然地希望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以使其享有的特殊领导地位长久维持下去。只要美国的盟友没有独立的核力量，它们就会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而美国也就更容易控制这些盟友。 然而，以核保护伞为核心的延伸威慑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核保护伞本身过于严厉、僵硬，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灵活性。因此，美国试图将导弹防御纳入其延伸威慑体系，用于在复杂局面下加强和塑造其与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在冷战期间就开始发展战略防御能力，其主要目标是追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地位。这一目标在冷战后得到了延续，美国大力发展并在本土和境外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企图借此削弱大国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报复能力。随着冷战后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化，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开始随之调整；同时，美国的地区导弹防御能力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开始在地区问题中发挥作用。这使导弹防御议题在美国延伸威慑政策中的重要性升高；确保地区形势稳定的延伸威慑政策也逐渐成为美国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另一重要目标。美国的延伸威慑形式也开始从过去以核武器为主轴的模式，转向更多地依靠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和部署。
目前，美国在对一些盟友承诺提供核保护伞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与盟友开展导弹防御合作，逐渐形成“以核保护伞为核心，以导弹防御的发展与部署作为重要补充”的延伸威慑模式。因此，导弹防御已成为美国延伸威慑中的重要议题，为塑造美国与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受到震荡与考验，导弹防御的费用分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点。现在拜登政府又试图重新恢复美国对盟友的信用，但是，美国与盟友之间关于导弹防御费用分摊的难题并未消除。今后，导弹防御合作将是美国与盟友延伸威慑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话题。
二 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面临的挑战
冷战后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美国为了强化其全球影响力，不断拓展在各地区的新盟友和安全伙伴。这增大了美国延伸威慑政策的负担，突显出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模式的困境，迫使其延伸威慑政策必须针对新旧盟友和伙伴的安全需求做出适度的调整。
（一）新旧盟友的安全需求
冷战后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主要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数量的持续增加。这主要体现在北约向中欧、东欧地区扩张，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前美国仍然有继续拉帮结派，招纳新的伙伴，与它们建立安全合作关系的战略考量。这使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需要应对的新成员不断增加，美国必须想办法满足这些新盟友和伙伴对其安全承诺的需求。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旧盟友卷入更多新的地区冲突与对抗，它们更迫切需要美国提供新的安全保证。
美国延伸威慑安全伙伴在冷战后的增加首先表现在北约的东扩上。北约成员国从冷战结束之际的16国扩大到目前的30国。北约东扩的热潮出现在20 世纪90年代末和21 世纪初期。1994年，北约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开始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使非成员国能参与到同北约的联合演练中，并成为加入北约组织的候选国，这也是北约渐进式扩大的第一步。从1997年到2009年，北约进行了三次东扩，近年来北约东扩的进程已放缓。最新加入北约的国家包括2017年加入的黑山，以及2020年加入的北马其顿。目前，除了波黑是北约东扩的候选国，有意愿加入北约的尚有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三国，因此北约还有继续扩张的可能性。
在北约开始东扩的进程中，作为旧北约成员国的西欧国家总体上更顾及与俄罗斯的合作，担心北约东扩会影响东西方关系缓和以及双方在军控领域的合作进程。中东欧国家则更担心俄罗斯，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来源；它们急于加入北约，在加入北约之后乐于与美国建立更牢固的军事合作以制衡俄罗斯。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以及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后，旧北约盟友也加深了对俄罗斯的疑虑，新的北约国家则更为倚重美国的保护。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加重了对美国延伸威慑的需求。虽然北约盟友已获得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十分有力的安全保证，但是新加入北约的国家境内没有美国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它们对于含义模糊的核保护伞也不满意，希望与美国有更多的导弹防御合作，以增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另一批在冷战后成为美国延伸威慑安全伙伴的是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减小，美国趁势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然确立，开始大张旗鼓地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大量军力。九一一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继续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段时期，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合会”）的六个成员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逐渐形成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不仅在海合会国家境内有多处军事基地，而且在冷战后对中东地区发动的多次战争中，积累了与海合会国家共同作战的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与这些中东国家并未签署正式的盟约，但已形成“准同盟”的安全合作关系。 随着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的发展，以色列和海合会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也产生了更强烈的需求。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开始关注新的威胁。美国认为，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与发展导弹能力，对美国延伸威慑体系造成了冲击。一个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朝鲜可能通过对美国东北亚盟友（日本、韩国）的威胁，逼迫美国让步，使美国不愿在日本面临高风险的状态下进攻朝鲜半岛，抑或是防止日本支持美国帮助防御韩国。 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友声称的第二个威胁，来源于中国的常规与核军力的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成为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发展和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借口。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更加重视整合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印太战略”。从2021年1月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报告（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看，美国最希望和印度建立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该报告提出，美国在印太地区要建立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为主轴的四边安全架构；要与印度建立牢固的防务合作与协作关系；扩大对印度的军售和军事技术转让，将印度提升为主要的防务伙伴；与印度在网络、外空安全及海域感知方面建立伙伴关系；扩大美印情报共享和分析交流，建立更强有力的情报伙伴关系；等等。 可以看出，美国将印度发展为更紧密的盟友或战略伙伴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仅急于拓展与印度的双边防务合作，更期望能把印度与亚太盟友日本、澳大利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跨印太地区的多边军事合作体系。由于印度也将中国常规与核军力的现代化视为强大的“威胁”，所以也期望能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
（二）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困境
虽然核保护伞与常规延伸威慑关系都建立在提供保护的大国和受保护的小国有共同敌人的基础上，但是核保护伞的要求比常规延伸威慑更严格。如果盟友与核大国有共同敌人，但同时又有其他不是核大国敌人的重要对手，就会使核保护伞关系难以建立。其原因在于，常规同盟的目的除了威慑之外，更重要的是备战，备战可以秘密进行；而核保护伞用来慑止敌人对盟友的进攻，需要公开承诺才能造成延伸威慑的效果；如果核大国不履行其公开承诺，就会损害核保护伞的可信度。因此，对于核大国来说，在盟友与一个不是自己敌人的对手针锋相对，甚至采取失控的冒进行为时，对盟友提供常规延伸威慑，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例如大国可以选择不直接参与盟友和其对手的冲突或战争，而是通过秘密渠道为盟友提供军备和情报。但是，这种灵活性无法存在于核保护伞关系中。
学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放弃对以色列提供核保护伞，以及19世纪末的法俄同盟为例说明了这一差异。法俄同盟可以通过秘密方式进行，这不影响两国各自与其他欧洲强权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也不影响两国私下为战争所做的军事协防准备。但核保护伞安全承诺则必须要公开才能具备威慑效果。若美国明确、公开承诺为以色列提供核保护伞，势必会对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对美国来说代价太高，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该做法，转而以非公开承诺的方式与以色列结成实质性的同盟。
在奥巴马政府初期，为了防止中东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伊朗核计划为理由发展核武器，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曾考虑过为这些盟友和伙伴提供核保护伞，但引起美国国内的争论。 中东的阿拉伯盟友若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绝无可能履行核保护伞承诺，因此，阿拉伯国家不会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承诺产生较强的信任感。 进一步说，若美国在中东的核保护承诺不能兑现，很可能会导致它提供给其他地区盟友的核保护伞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最终核保护伞就形同虚设。所以对美国来说，为中东地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是难以做到的。
上述情况表明，如果美国笼统地为一些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势必会得罪这些盟友的敌人；如果这些盟友的敌人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会感到得不偿失；美国的盟友也不会相信其安全承诺，核保护伞的信用和效果都会下降。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条约或协议，限定其提供的核保护伞只针对与盟友或伙伴的共同敌人。但是，核保护伞的公开宣示内容往往是模糊的，在实际操作中，公开限定特定敌人常常不容易实现，或者会削弱盟友或伙伴的安全期待。
另外，在延伸威慑关系中，因为受保护的盟友经常会担心被抛弃，所以单凭核保护伞的“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无法缓解盟友对于被大国抛弃的疑虑。盟友更希望大国提供的是“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借此深化彼此受牵连的程度和风险，降低盟友被抛弃的疑虑。 这也是大国必须时常以各种形式的“安全保证”（security assurance）来强化延伸威慑关系的主要原因。延伸威慑的安全承诺大致上可依照安全保证的程度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种级别，对盟友来说，安全保证效果最弱的是仅与大国签署正式的盟约，或核大国仅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强调会使用核武器保护盟友与伙伴。公开对盟友和伙伴作出安全承诺，会形成观众成本，对核大国造成“制约”（hand-tying）效果；若其违反承诺，国家信誉会严重受损。 有学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与核大国签署盟约，就能建立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有效慑止对手或挑战者的进攻。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安全保证措施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安抚盟国的。如同前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提出的，“美国威慑苏联只需要5%的报复能力可信度，但却需要95%的可信度来安抚盟国”。 这说明即便与核大国的盟约关系能对挑战者产生威慑作用，但仍然无法对盟友产生有说服力的安全保证。第二种级别是核大国与盟友或伙伴建立制度化的延伸威慑磋商机制。如此一来，盟友或伙伴就能够通过该机制表达自己的安全需求，也能获取核大国的军事规划等相关信息。这使盟友或伙伴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核大国的延伸威慑政策，更加信赖与核大国的延伸威慑关系。 第三种级别是核大国在盟友或伙伴境内进行前沿军事部署，包括直接将核武器部署在盟友境内，甚至授予它们核武器使用权，或建立让盟友一同参与核战略决策的“核共享”政策。前沿部署在延伸威慑中可发挥关键性的“触发机制”（tripwire）作用。战争爆发时，这些前沿部署也可能会遭到打击，使核大国被迫参战。如果一个大国愿意在和平时期在盟友境内进行更多、更昂贵的前沿部署，就意味着当这些前沿部署受到敌人攻击时，大国更愿意投入到保护盟友的战争中。 因此，这些做法能将核保护伞的安全承诺具体化为“可见的”行动，展现出大国使用核武器保护盟友的决心，也能使盟友对大国的安全承诺更有信心。
以上三种级别的安全保证中，只有第三种“前沿部署”的方式最明确，也最能保证大国在冲突发生时不会抛弃小国。但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陆续撤除了在全球的大部分战术核武器部署，目前只剩下约200件核重力炸弹还存放于北约五个国家（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境内。出于核安保的考虑，美国不太可能再将大量战术核武器部署到盟友境内。面对广大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焦虑感，美国只能以其他形式的前沿部署确保延伸威慑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面对各地区新旧盟友和伙伴的威胁认知和安全需求，美国的核保护伞延伸威慑方式逐渐陷入几种困境。第一，美国无法提供核保护伞给某些地区的新盟友和伙伴，也无法运用核保护伞来吸引或者安抚新盟友。第二，出现新的地区威胁，增加了盟友和伙伴卷入地区性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核保护伞无法在这类冲突中发挥作用。第三，核保护伞的作用是“惩罚性威慑”，但盟友更希望获得“拒止性威慑”。第四，美国在大幅撤除境外核武器部署后，其延伸威慑政策面临着缺乏确保机制的问题。对一些盟友来说，美国的核保护伞过于抽象和僵硬，在千变万化的军事对抗中，美国是否愿意提供核保护伞以及核保护伞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存在不确定性。面对这些困境，美国开出了导弹防御这个“药方”。
三 美国以导弹防御合作强化延伸威慑的战略
为了回应各地区新旧盟友和伙伴的安全需求，消除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缺陷，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逐渐从以核保护伞为主轴的模式，转变为更加倚重导弹防御合作的形态。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以及延伸威慑政策的具体规划和执行上。
（一）冷战后美国以导弹防御强化延伸威慑的战略思维和理论
冷战期间，美国的导弹防御对其延伸威慑有一些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美国导弹防御的主要目的是拦截苏联的战略导弹，这样的导弹防御从理论上说可能改变美国核威慑的有效性，因此，美国盟友会从关心核保护伞可信度的角度关注美国的导弹防御。然而在这个时期，导弹防御还没有实质性地独立进入美国延伸威慑体系。冷战结束后，导弹防御开始成为美国延伸威慑政策的重要工具，主要与其两种战略思维的转变有关：一是对冷战后安全环境和威胁来源的重新评估；二是对导弹防御功能的重新定位。
冷战结束前夕，东西方关系缓和，美国与苏联达成了一系列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美国评估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导弹能力，特别是更远程的导弹打击能力，这使美国开始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问题。冷战后美国战略学者开始关注新的国际格局下的安全环境，将其称为“第二核时代”，并提出了有别于美苏两极对峙下的威慑理论。“第二核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对美国来说，国际体系中不只存在如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具备成熟核反击能力的核大国对手，还出现了更多拥有小规模核武库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及企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和恐怖组织。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决策行为不一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可能基于非理性的考量， 这使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也将大幅提升核威慑的不确定性。因此，冷战后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必须逐渐转向以“应对不确定性”为主轴。 为了应对核威慑的不确定性，确保面临地区性威胁和挑战的盟友能持续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美国必须放弃冷战时期维持与对手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的做法，尤其是对于一些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区挑战者，美国更不应该接受自己的脆弱性。 导弹防御成为应对这种复杂安全环境的重要工具。
从技术上和财政上看，发展针对核大国的大规模战略武器攻击的导弹防御系统是非常困难的。冷战时期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DI）构想也是难以为继的。但是针对核武器数量及导弹能力有限的地区挑战者，导弹防御仍可能降低美国的脆弱性，使这些国家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再加上“动能拦截器”（Kinetic Killing Vehicle，KKV）技术的发展，使陆基和海基“国家导弹防御”（National Missile Defense）和“战区导弹防御”（Theater Missile Defense）被认为是可负担且具一定有效性的。因此，冷战后美国逐渐将从前追求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导弹防御系统，转变为针对地区性挑战者有限导弹攻击的导弹防御系统。
除了上述应对地区挑战者的有限导弹攻击之外，亦有许多学者指出，导弹防御在延伸威慑中能发挥更多强化安全保证的作用，其部署也是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延伸威慑关系中的重要确保机制。美国空军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学者贾斯廷·安德森（Justin V. Anderson）等人指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可以抵消对手的导弹能力，使对手用弹道导弹的胁迫或攻击失效，借此美国就能为盟友和伙伴实施更有效的“拒止性威慑”。 另一位学者布拉德·罗伯茨（Brad Roberts）认为，导弹防御在和平时期的延伸威慑战略价值包括：展现美国和盟友对抗威逼和侵略的决心；将更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强加给那些想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挑战美国地区安全承诺的国家；有助于美国与盟友和安全伙伴建立更紧密协防合作关系；可以使无核武器的盟友也能贡献己力，一同增强延伸威慑体系。
将导弹防御部署或合作作为延伸威慑的确保性措施，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美国可以借此与盟友建立更多样、整合性更强的磋商机制。由于核武器具有高度敏感性，加上长期以来的防扩散政策，美国仅与北约建立以核保护伞或核共享为基础的正式合作机制。而围绕导弹防御合作建立的协商机制则更加灵活。这些机制可以是双边的，如美韩之间的“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EDPC）和“导弹应对能力委员会”（CMCC）；也可以是地区性的，如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合作论坛”（SCF）；甚至可以是全球性的，如美国在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报告（MDR）中提到的“敏捷巨人论坛”（Nimble Titan），就是一个以导弹防御的合作、磋商、兵棋推演为主题、开放性的全球性论坛，美国的所有盟友和伙伴都可自由参加。“敏捷巨人论坛”由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两年举办一次，目前参与国家已达24个，分别来自欧盟、亚太、北美、海湾地区。2019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强调，要建立更有效的导弹防御网络，需要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导弹防御训练、演练，以及盟友、伙伴在美国导弹防御试验中更大的参与度。而“敏捷巨人论坛”正是推动跨国合作的重要方式，包括加强对导弹攻击的威慑和防御的作战一体化试验。 以上这些双边、区域或全球性导弹防御协商机制都能强化盟友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
第二个优势是导弹防御的前沿部署在盟友心目中有展示作用和捆绑作用。导弹防御系统除了拦截器之外，还包括许多雷达传感器，以及进行数据分析的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等。这些设备设施的部署都是一种昂贵的投资，能扮演“触发机制”，增强盟友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 当盟友面临较低烈度冲突的风险，不相信美国核保护伞作用的时候，美国部署在盟友和伙伴境内或地区中的导弹防御系统就可能展示美国的安全承诺，增强它们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澳大利亚。虽然两国之间是正式的安全同盟关系，但美国提供给澳大利亚的核保护伞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美国从来没有以任何官方文件或口头方式公开宣布过使用核武器保护澳大利亚的意愿或决心。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深信不疑，而且在冷战后历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都会提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促使澳大利亚相信美国核保护伞存在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的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相关设施。在澳大利亚西北角（North West Cape）设立的极低频讯号发射台，是维持美国核潜艇通讯的重要设施；在松树谷（Pine Gap）与努伦加（Nurrungar）的全球卫星监控系统可以对东半球的导弹发射进行预警，以及监控其他国家的核试验。澳大利亚认为这些设施表明自己已经处在美国延伸威慑体系之中，也是美国对澳大利亚核保护伞可信度的有力依据。
当美国政府推动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西欧的北约国家顾虑重重，而新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则纷纷表示愿意在本国部署导弹防御的部件。部署在这些国家的导弹防御部件对于抵御攻击这些国家的导弹帮助很小，而且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安，但即便如此，这些中东欧国家，也要引进美国的导弹防御部件。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本国领土内获得“永久性的美国军事设施”，使它们与美国和北约的防务有更直接、明确的关联性。
（二）美国运用导弹防御强化延伸威慑的具体做法
在上述战略思维和理论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开始将导弹防御与延伸威慑政策相结合，运用导弹防御来补强延伸威慑。综观美国的实际政策可以发现，冷战后美国各届政府都特别重视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以此开展与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关系，并强化对它们的安全保证。以2000年为分水岭，大致可将美国的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政策分为两个时期。2000年以前是美国逐渐将导弹防御与延伸威慑结合的转型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陆基、海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趋成熟，美国一方面通过导弹防御合作与新盟友和伙伴建立安全关系；另一方面也借此建立与导弹防御合作相关的协商机制，制订共同研制计划，并通过在这些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来增强对它们的安全保证。
老布什政府是实现延伸威慑转型的重要推手。1991年，老布什政府时期提出了“防御有限导弹攻击的全球保护系统”（GPALS）计划，其中就包括将导弹防御运用于延伸威慑，使其独立发挥延伸威慑作用的政策规划。该计划将里根时期的“战略防御倡议”进行调整和缩减，强调要提高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的优先性，以应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盟友和伙伴面临的地区性威胁。 该计划还特别宣传了“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海湾战争中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成功率。 至此，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和部署层面的合作，开始成为维持延伸威慑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且在保护、安抚、领导和整合盟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开始具备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特征，可拦截从短程到远程的各种射程导弹，再加上海基与陆基、高空与低空防御系统的配合，使其能覆盖更广的防御空间。 而且在此时期，美国开始实质性推动将战区导弹防御与延伸威慑结合。在1993年的北约国家军备主管官员会议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建议将战区导弹防御列为北约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五大领域之一；1994年，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要求北约接受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此反制扩散问题。 当时北约国家并未面临任何战区导弹的潜在威胁，但美国仍敦促北约接受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开始认真地将导弹防御与其延伸威慑政策紧密挂钩。
小布什政府更加明确地将导弹防御与确保盟友安全的延伸威慑政策整合在一起，认为部署在美国和盟友境内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全球多层次防御体系的重要部分。2002年，小布什政府退出《反导条约》，同年12月，发布“第23号国家安全总统令”（NSPD-23），提出了关于与盟友合作发展导弹防御的三点计划：发展和部署有能力保护美国本土、驻外基地和盟友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鼓励盟友企业参与的方式建构与美国国家安全一致的导弹防御计划；促进同盟体系的导弹防御合作，包括双边性质或在北约架构下的合作。
奥巴马政府深化了美国与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导弹防御合作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各地区的导弹防御部署。其运用导弹防御强化延伸威慑的做法展现出对小布什政策的延续性，而并非中断。 美国2010年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BMDR）提出，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必须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各种威胁变化；美国将在导弹防御领域领导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在实际做法方面，奥巴马取消了小布什在东欧国家部署陆基中段反导系统（GMD）的“第三站点”（Third Site）计划， 但大幅度推进了美国与盟友的导弹防御合作。在欧洲地区，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方案”（EPAA），计划从2010年到2020年，分四个阶段逐渐强化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导弹防御部署。 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除了在日本部署新的X波段雷达站之外，还与日本进一步展开“标准-3”Block IIA拦截弹的研制合作；2016年，与韩国达成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系统（THAAD）的协议。在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与海合会国家的导弹防御合作，使其成为美国与中东地区盟友建立延伸威慑关系的主要途径。2012年，希拉里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举办的海合会安全论坛上提出要加大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导弹防御合作；在2013年的“战略合作论坛”中，美国与海合会国家达成扩展导弹防御合作的共识，海合会国家同意将致力于加强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最终部署一个覆盖整个海湾地区、可搭配性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海合会国家的领土和资产免受弹道导弹的威胁。 除此之外，为了制衡中国而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奥巴马政府也不断强化与印度的导弹防御合作关系。2015年，美国和印度签订《美印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DTTI），为美印导弹防御合作创造更大的空间。2016年，印度成为美国的“主要军事伙伴”；美印还签署了《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加上印度总理莫迪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这三大事件被视为印度脱离“不结盟政策”传统，逐渐向美国靠拢的象征。
对于为盟友与伙伴提供延伸威慑的政策，特朗普的态度比较特殊：对于给予盟友和伙伴安全承诺以及强化安全保证缺乏前任那种强烈意愿，因为他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多边机制和延伸威慑政策中的投入，是一种过度“慷慨”的行为，也导致美国长期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利用”。 但是，特朗普愿意在盟友和伙伴支付或分摊更多费用的前提下，强化与它们的导弹防御合作与延伸威慑关系。在2019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MDR）中，特朗普政府仍然规划了多项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计划。例如，在东亚地区，支持日本研制更多“宙斯盾”军舰，原本还计划2023年在日本部署两台陆基“宙斯盾”系统，但日本取消了该计划；帮助韩国更新更先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欧洲地区，随着“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方案”的完成，下一阶段美国计划协助北约国家提升它们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在中东地区，美国持续以军售方式将导弹防御系统卖给海合会国家，沙特阿拉伯正与美国进行购置“萨德”系统的协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与北约、东亚盟友展开多轮军费分担谈判。2017年，特朗普一上任便要求韩国承担10亿美元的“萨德”系统部署和建设费用，但遭到韩方的拒绝。美韩在2018年展开驻韩美军军费分担谈判，特朗普要求韩国负担驻韩美军的经费，再加上额外50%的费用，韩国虽再次拒绝，但也承诺会逐年上调负担的经费。 2021年刚上任的拜登政府曾大力批评特朗普的做法，且不断强调要重新巩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所以很可能会继续通过导弹防御合作，强化对盟友和伙伴的延伸威慑政策。拜登政府也可能会要求盟友和伙伴为导弹防御合作提供更多费用，但态度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么任意和严厉。
四 导弹防御合作对美国延伸威慑的影响
随着美国更多地与盟友和伙伴开展导弹防御合作，支持其延伸威慑政策，该做法会对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美国延伸威慑政策的未来前景和走向，以及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妥善地应对导弹防御合作带来的影响。
（一）导弹防御合作对美国延伸威慑的正面效果
学者凯文·法斯霍拉（Kevin Fashola）归纳出目前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开展导弹防御合作的五种模式：第一种是通过军售将导弹防御系统卖给盟友和伙伴来增加地区性部署，这是美国与中东地区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合作形式；第二种是“托管部署”，即以保护美军海外基地为理由，直接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盟友和伙伴境内，美国在各地区都有这样的做法；第三种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研制和发展导弹防御技术，研究和试验的共同成果自然会使盟友和伙伴获取导弹防御能力，并增强相关部署，这是美国与以色列和日本的主要合作模式；第四种是相关信息的共享；第五种是与盟友和伙伴开展导弹防御的联合演训。 以上五种以导弹防御为主轴的军事合作关系，对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的正面效果包括：可增强盟友和伙伴的参与及分工程度，这不仅能减轻美国的负担，还可以强化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能够提高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提升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向对手或敌人传递更强的延伸威慑信号。
首先，盟友和伙伴关于导弹防御的分工合作可以深化美国与它们的军事合作程度。如法斯霍拉所述，以军售方式将导弹防御系统卖给盟友，可强化盟友和伙伴自身的防御能力，降低美国的协防负担；而且盟友和伙伴买得越多，越能降低这些军备的单位生产成本；还可以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得更广，提升雷达的侦测面积以及多层次防御能力。这对美国而言完全是桩“一石三鸟”的好生意。与日本、以色列等科研能力较强的盟友和伙伴开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合作研制计划，更可以大幅降低美国单独研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通过导弹防御方面的共同研发计划，美国可以与盟友进行专业分工，使各自能特别专精于某一分工领域。这不仅能减少开支，还能促进盟友和伙伴在各自专精的领域中实现技术突破。例如，日本是美国长期合作发展海基“宙斯盾”系统和“标准-3”系列拦截弹的伙伴；挪威与美国合作开发能拦截巡航导弹、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以色列在美国的财政援助下，以研制针对中短程导弹和火箭炮的高效能陆基导弹防御能力为主，目前以色列的“铁穹”（Iron Dome）导弹防御系统号称在实战中拦截敌方火箭炮的成功率达到90%以上。 通过导弹防御研制方面的合作，美国不仅将盟友和伙伴的武器部署与美国整合到一起，还将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工业整合到美国的体系中。这种分工合作关系在核武器领域只有英国能够享受，而在导弹防御领域则扩大到以色列、日本和挪威等国家，加深和拓展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除了研制项目上的分工以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地缘政治属性进行导弹防御合作的角色分工。例如，在地区中政治地位较高的国家（如德国），可成为统整数据、信息的战斗指挥中心的设立地点，其他处于关键地缘位置的小国则可以作为重要的雷达监控站或拦截系统的部署点。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美国仍然是维持延伸威慑关系的最重要的安全保证者；一些地区性强国如德国、日本虽然无法为其他盟友提供安全保证，但扮演着分摊美国负担和协助美国的角色；像韩国这样更邻近于对手或敌人的国家，则更专精于“次级地区”的防务工作，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所谓的地区性威胁；而某些实力更弱的国家或地区，虽然无法承担太重要的防务工作，但能利用地缘位置发挥战略价值，如保护关键航道，或成为某些重要的雷达站、军事后勤设施的部署和维护地点，如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在东欧反导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合作模式能适应不同的威胁来源，回应不同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延伸威慑的安全需求，降低美国在延伸威慑方面的防务负担。
其次，导弹防御合作有利于强化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控制力度，提升其军事领导地位。美国是延伸威慑关系中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掌握着导弹防御系统的命脉——高端卫星监控能力，这让其军事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也使美国能要求盟友和伙伴配合其军事行动，维持彼此军事政策的一致性。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首次向盟友提供导弹防御保护，并以此要求盟友在军事政策上服从和配合美国。在实战中，美国以“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伊拉克攻击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导弹，安抚这两个盟友，使它们即便在遭受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袭击的状况下，也不采取冒进的报复措施，以免损害美国领导的联军的声誉。伊拉克在1990年8月初入侵科威特后，便开始刻意制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萨达姆·侯赛因公开表示，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领土，叙利亚撤出黎巴嫩，伊拉克才会撤出科威特。而位于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的约旦则宣布禁止以色列的战机飞越约旦的空域。一方面美国担心若以色列贸然对伊拉克发动空袭，会进一步刺激阿以矛盾，因而不断要求以色列克制； 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指挥下参与联合军事行动，而不是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将“爱国者”系统和相关技术人员运抵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后，美国成功安抚了这两个国家，使它们继续遵照美国的指挥与规划行事。
再次，导弹防御合作有利于提高盟友和伙伴的整合度。开展导弹防御合作，盟友之间就必须在信息共享、雷达预警、多层次拦截等议题上加强配合，这也会增加盟友和伙伴在军事安全议题上对彼此的依赖程度，因而能提升同盟的凝聚力。典型的案例是美国试图以导弹防御合作整合东亚盟友和伙伴的做法。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也同样视朝鲜为重要威胁，但由于复杂的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两国长期以来却始终无法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调解日韩矛盾的关键角色，希望两国能与美国开展更全面的三边安全合作关系。而导弹防御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同年2月，美韩两国就透露出“萨德入韩”的意向；6月，美日韩三国随即在夏威夷展开代号为“太平洋之龙”的导弹防御联合军演，演训内容为三国“宙斯盾”舰针对导弹威胁的发现、跟踪及信息共享能力。紧接着，2016年7月，美韩双方达成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共识。到了同年的11月，日本与韩国便正式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不仅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个军事合作协议，也为两国后续更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国内许多学者指出，美日韩三国以导弹防御合作为基础，促进彼此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是美国积极推动的结果。实现畅通无阻的情报共享，才能更有效地监控和预警地区导弹威胁。因此，促成日韩军事情报合作与共享也是美国建立东亚反导体系的关键步骤。 另外，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也会损害中韩关系，迫使韩国不得不融入美日军事体系，在政治上更加向美日靠拢。
单纯从技术上来说，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从其他渠道获取导弹防御系统，也能提高多层次反导效果。但是，美国对此却极为敏感甚至反感。例如，2017年，土耳其花费25亿美元向俄罗斯购置S-400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提升土耳其的反导能力。但是，美国却担心此举可能损害美国以导弹防御合作来整合其盟友和伙伴的目标。针对土耳其的行为，美国随即在2019年停止交付土耳其已付款购买的F-35战机，还在2020年援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对土耳其进行制裁。2018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彼得·帕维尔（Petr Pavel）称，担心俄方利用在土耳其安装S-400系统刺探北约情报；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无法与S-400整合。 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国反对土耳其引进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的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是美国盟友和伙伴团结互助以及服从美国领导地位的象征。如果土耳其的做法引起其他盟友和伙伴的仿效，将严重损害北约的团结以及美国的领导地位。此外，土耳其的做法也会破坏美国试图通过导弹防御合作进一步扩大延伸威慑体系的全球战略。如果连北约盟国都选择采购S-400，其他并非美国正式盟友的战略伙伴（如印度）就更可能考虑采购S-400。这也会使美国将先进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延伸威慑的安全保证、吸引更多安全合作伙伴的做法失去效果。
综上所述，导弹防御合作能够维持美国的延伸威慑安全保证，巩固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又可以鼓励盟友和伙伴更多地分摊负担。这是美国基于“核垄断”的核保护伞延伸威慑模式无法做到的。导弹防御合作也能增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合作及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提高它们的凝聚力。这种高度整合的延伸威慑关系以往在较正式化的多边同盟体系如北约中才做得到。但北约在冷战结束和东扩后，成员国之间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如今通过导弹防御合作，美国有望重整北约，并进一步整合中东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
（二）导弹防御合作对美国延伸威慑的负面影响
导弹防御合作对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对盟友和伙伴来说，其可靠性较不明确；美国需要在延伸威慑政策上长期投入更高的成本。
首先，导弹防御系统对盟友和伙伴来说是否可靠的问题。导弹防御合作的延伸威慑是一种“拒止性威慑”，能够提升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证，比核保护伞的“惩罚性威慑”更能够安抚盟友和伙伴，消除它们被抛弃的疑虑。但是，导弹防御合作解决的主要是延伸威慑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在盟友和伙伴面对的实际安全威胁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可靠性。第一，导弹防御的拦截成功率一直受到广泛的质疑，而且对手也能够通过各种技术上容易、成本低廉的反制措施提升导弹的突防能力。 第二，“拒止性威慑”的作用是要让对手相信，即使它发动了挑战，也难以达成欲实现的目标。但是，导弹防御的“拒止性威慑”不一定能够对所有对手都产生作用。例如军事技术较先进的国家，能够发展出多样化的导弹突防能力；对于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导弹防御能造成的威慑效果也十分有限。针对上述这类对手，核保护伞的“惩罚性威慑”反而更能够发挥作用，有效慑止它们的行动。
基于以上几点可靠性问题，尽管导弹防御合作已逐渐成为美国延伸威慑政策中的一大重心，美国也与许多盟友和伙伴开展了深入的导弹防御合作，但是，这些盟友仍然非常看重美国的核保护伞延伸威慑。北约国家甚至将美国部署在欧洲地区的老旧、过时的战术核武器视为美国提供给它们的最重要的安全保证方式。在2018年发布的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宣言》中，北约重申2010年里斯本峰会达成的更加重视发展自身导弹防御能力，以及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方案”的共识，并强调导弹防御虽然能够补充核武器的威慑效果，但其仍然无法取代核武器。因此，只要核武器还存在于世，没有被完全禁止或销毁，北约的同盟基础就必须以核武器为重心，其中，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仍然是北约盟友最大的安全保障。 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让海基核巡航导弹退役的计划，这引发了日本政府的不满；特朗普执政后提出发展海基低当量核导弹，以及核巡航导弹重新服役的计划，日本政府对此表示乐见其成。对许多盟友和伙伴来说，美国的战术核武器部署是强化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最重要的确保措施，仍然被认为是比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更加可靠的方式。
其次，导弹防御合作导致美国需要在延伸威慑政策上长期投入更高的成本。如前所述，美国可以通过与一些经济、科技能力较强的盟友或伙伴进行分工，共同研制导弹防御系统，减轻美国单独研制的成本；也可以军售方式将导弹防御系统卖给盟友和伙伴，抵消部分经济负担。但是，相较于核保护伞，导弹防御的延伸威慑模式仍然会使美国付出更高的成本，基本理由有三条。第一，均摊到单个拦截器的成本远远高于均摊到单个核武器的成本。因此，发展同等规模的反导系统和核武器系统，前者费用会高出很多。第二，同一批次的核武器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威慑对象，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往往只适用于一个地区。核保护伞延伸威慑可通过美国本身的战略核武库达成，只要美国公开做出使用核武器确保盟友和伙伴安全的承诺就可以达成一定的效果，不需要投入其他成本。而目前的反导技术无法让美国仅通过自身拥有，且部署在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来为盟友和伙伴提供保护。很多情况下，需要在海外特定地区部署专门的反导系统才能实现地区导弹防御的功能。另外，在核保护伞延伸威慑中，就算要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安抚盟友，增强延伸威慑的安全保证，美国也可以规划和调整成较为经济的核部署形式，降低需要付出的成本，例如部署海基战术核武器。这么做就不需要在盟友或伙伴境内大兴土木，建立核武器贮存基地，并派驻大量作战和管理人员到当地待命了。第三，技术竞争会提高导弹防御的费用。由于许多盟友和伙伴对导弹防御的可靠性有疑虑，美国就必须持续发展更先进、更有效的导弹防御技术，例如针对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能力，才能使盟友和伙伴信服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而且美国只能更多地承担这部分的开支，特别是在其单独掌握的关键领域，如卫星监控系统的发展上，美国难以通过分工的方式让盟友和伙伴分摊负担。所以，冷战后的导弹防御合作势必会使美国在延伸威慑政策上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冷战时期的核保护伞模式。
在导弹防御合作成为美国延伸威慑的重要形式后，对其延伸威慑政策产生了正面和负面两种影响。未来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能否长期持续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如何调和导弹防御合作对延伸威慑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处理这些影响可能衍生出的更多问题。美国当前正面临两个较为棘手的问题。首先，美国如何与盟友和伙伴分摊负担？导弹防御本身价格昂贵，尤其是与进攻性导弹相比费用很高。美国在这方面的经济负担很重，财政压力很大，所以美国在各地区进行的导弹防御部署很难全面持续发展。虽然美国会强制盟友和伙伴分摊费用，但是，这会减少它们对导弹防御的兴趣，不利于美国达成用导弹防御整合和团结盟友的目标。例如，韩国在朝鲜核武器与导弹能力不断发展的态势下，为了缓解被美国抛弃的疑虑和恐惧，甚至愿意承担中韩关系恶化的代价，也要配合美国的东亚导弹防御政策，接受“萨德”系统的部署。 但是，特朗普“狮子大开口”，要求韩国全额支付部署“萨德”系统的费用，此举引发韩国社会及舆论的不满。其次，美国如何化解与盟友和伙伴在导弹防御的整合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例如，印度和土耳其在采购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遭遇太多阻碍，甚至认为俄罗斯的S-400系统的能力更强，更加可靠，因而选择购置俄罗斯的S-400系统。但是，美国对它们这种“不合群”的行为非常不满，还对它们发起制裁，引发了严重的矛盾。成本问题和整合盟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是当前美国以导弹防御加强延伸威慑所面对的难题。美国必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维持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的长期发展。
五 结论
本文讨论了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模式的变化，即从主要依靠核保护伞转变为更多地运用导弹防御来充实延伸威慑的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核保护伞过于僵硬、敏感，美国无法运用核保护伞与一些新盟友和伙伴建立安全关系；另一方面，核保护伞对盟友的安全保证不够具体，美国也不太可能再将境外核部署作为核保护伞的确保措施。因此，导弹防御合作逐渐成为美国延伸威慑的重要内容。对于像中东国家或印度这类无法通过核保护伞建立安全关系的国家，美国可通过拓展与它们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建立安全关系。在提供和强化安全保证的问题上，美国不仅能通过导弹防御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和地区性的多种协商机制，还能够将导弹防御相关系统大量部署在各地区。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提高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
美国延伸威慑模式的这一调整，对其延伸威慑政策造成了正面和负面影响。通过导弹防御合作，美国可以建立多种延伸威慑协商机制，并让盟友和伙伴更多地参与其中，这不仅能让它们分摊军备研制和防务上的负担，也能强化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此外，导弹防御合作还能增强美国对盟友的指挥控制，有利于促进盟友之间的团结与整合，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然而，导弹防御的可靠性仍然面临诸多质疑，许多盟友将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战术核武器部署看得更重要。而且导弹防御合作的延伸威慑模式也使美国在境外部署和技术提升上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所以，如何调和导弹防御合作的优点和缺点，将会是美国延伸威慑政策未来面临的一大难题。
【来稿日期：2021-03-31】
【修回日期：2021-06-22】
【责任编辑：李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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