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蔡畅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的诗词，素以气势磅礴著称，这首《长征》，更是主席诗词中的翘楚，寥寥几句，将红军将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艰险，刻画的淋漓尽致。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之一，长征，给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注入了灵魂，使他成为了一把千锤百炼的利刃。
长征路上的苦我们都是知道的，翻雪山、过草地，一路上有太多太多的困难险阻。
在长征的路上，有这样一支十分特别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部都是女性。
一路上她们克服了女性先天上的体力不足等问题，硬是靠着一双脚，走完了这两万五千里路，成为了长征路上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在这些人中，完整地走完长征路的一共有三十个人，号称“三十女杰”。
这里面很多人大家都很熟悉，比如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等，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位，也是这三十个巾帼女杰之一，而且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蔡畅。
提起蔡畅这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但只要是了解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人就必然会知道这个名字。
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曾经这样评价早期革命的蔡畅：
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
作为女权领袖，蔡畅在建国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她的丈夫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夫妻两人，一个正国级，一个副国级。
1900年5月14日，蔡畅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那时候的中国还是光绪爷的天下，父亲给她取了乳名，叫做毛妹子。
提起蔡畅的家庭，着实是不一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蔡家可谓是一门英烈，皆是革命的英才。
蔡畅的二哥蔡林蒸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
三哥蔡和森和毛泽东齐名，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而她的嫂子，也就是蔡和森的爱人向警予，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创始人，我党最早的女权领袖。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蔡畅很早就接触了革命思想。
蔡畅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由于家中孩子众多，蔡家的生活条件也不算富裕，因此毛妹子从小就要随兄姊一起去劳动。
在蔡畅的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她的母亲葛健豪。
葛健豪是一个踩着三寸金莲的旧社会的女性，但却有着超出那个时代的刚强个性和坚定政见。
葛健豪和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相识，受到秋瑾革命思想的影响，十分的渴望男女平权。
蔡畅兄妹等人能够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母亲的影响。
葛健豪深知读书对于人的重要性，但是家中实在贫困，几个孩子都没有能够及时地接受教育。
眼看着几个孩子越来越大，葛健豪没有办法再继续等待了，于是在1913年变卖自己的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及蔡畅的姐姐蔡庆熙一起进学校求学。
这一年，蔡畅13岁。
来到学堂后，蔡畅比同班的同学都要大，很多人因此在背地里嘲笑她，但是蔡畅却并不在乎。
她渴望学习，更明白母亲为了这个机会付出了多少，因此她读书异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还抱读不倦。
蔡畅一家
读书的日子虽然苦，但是蔡畅很明白，这是改变自己命运唯一的道路，所以这几年在学校读书的日子，也成了蔡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但是就在蔡畅潜心的读书的时候，一个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父亲蔡蓉峰从上海回到家乡。
同母亲不同，蔡畅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守旧的人，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
由于家中贫困，蔡嵘峰便想着早点将蔡畅嫁出去，这年夏天，他到一家地主家去了几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的聘礼，准备把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
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呆了。她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刚刚有转机的命运就这样被审判。
母亲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
作为一个封建女子，她本来在家中是没什么话语权的，但是作为母亲她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就这样被白白地毁掉。
面对丈夫的疯狂举动，葛健豪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
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来到了长沙，报考了周南女校。
在报名表格的姓名栏目内，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畅”（原名蔡咸熙）。
这一个畅字，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后的生活道路畅通无阻的美好愿望。
在周南女校蔡畅结识了向警予、陶毅、劳启荣等进步学生。
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探讨人生，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
此时的蔡畅对于革命十分的热衷，她们每天都在饶有兴趣地探讨有关女权主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思想观点。
1919年，蔡畅和向警予发起了湖南女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作为运动的组织者，蔡畅来到法国，跟哥哥一起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妇女解放理论。
那时候的留学生活可不像现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发放的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
但在浪漫自由的法兰西，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在这异国的土地，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法国，这些留学生们经常会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
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地向警予的影响下，蔡畅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了。
而在法国，除了自由之外，蔡畅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李富春。
李富春是在1920年年底来到法国的，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
蔡畅和向警予
无奈之下，为了生计李富春只能来到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然后利用工余时间去自学。
那时候在法国，各种思想弥漫，李富春刚刚来到法国的时候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他结识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在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
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两人十分投机。
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十分地喜欢这个小伙子，她认为李富春为人厚道，大智若愚，没有大男子习气，而且有技术，适应环境能力强，实在是个错的孩子。
久而久之，葛健豪便有了撮合两个人的想法。
自己的女儿与他都是要革命的人，如果他们能结合，两人志同道合，生活一定会和美。
但是葛健豪转念又一想，自己的女儿可不是逆来顺受的人，13岁时就已经抗婚离家了，在蔡畅的心中对于父母包办的婚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所以葛健豪虽然有心，但也不便急于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欲速则不达。
但是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总会把两个人鬼使神差地联系在一起。
1921年底,因为参加法国当局禁止的集会活动而被捕的蔡和森和同期被捕的100多名中国学生遭法国当局驱逐，要将他们押送回国，消息传来,对于蔡家尤如五雷轰顶。
葛健豪和向警予婆媳俩都病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蔡畅特别焦虑，当时尽管许多学友来探望，但哥哥不在，家中缺了主心骨。
此时的她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正在床边和母亲说话的李富春，蔡畅的心中涌上了别样的感觉。这是人在经过惊恐无望和孤独无助后获得的一种踏实、安全和温馨的感觉。
但是这是蔡畅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这种安全感，不是任何人都能给她的。这一瞬间，蔡畅的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时，就连李富春不高的个头在蔡畅眼中也变得高大起来。
此时葛健豪觉得不能再拖了,该是决定蔡畅婚事的时候了。
当她正式提出李富春时,蔡畅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蔡畅和李富春
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更巧合的是他们两人是同年同月生，蔡畅只比李富春大了一个多礼拜。
早在两人相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
后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和李富春一样，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词，叫了一辈子。
随着感情的深入，李富春和蔡畅决定举行一个私密的浪漫婚礼。
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他们打算在这里，完成两个人的终身大事。
当新郎新娘才坐下，没有想到在隐密处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吓了两人一大跳。
原来是邓小平不知道在哪里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馆里，他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
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操着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酒喽！”
邓小平的天真烂漫，一时间把蔡畅和李富春惹得哈哈大笑。
婚后不久，蔡畅便怀孕了，按理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对于蔡畅和李富春来说，却并没有多开心。
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而宁愿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李富春也是如此，他们要已经立志许身革命。
所以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们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地作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
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母亲葛健豪却极为高兴，她极力反对蔡畅去冒险流产，说是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
最终，在母亲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
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
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
看着可爱的女儿，蔡畅心里很开心，她开始庆幸自己当初选择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这让她成为了一个母亲，体会到了作为女人的最后一堂课。
但是，在蔡畅的心里，自己早已许身革命，誓要为革命而奋斗终生，于是蔡畅毅然决然地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1925年2月初，蔡畅和李富春奉党的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蔡畅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赴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
在广州，蔡畅与邓颖超一道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妇女运动，领导妇女积极参加支援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战争。
1931年蔡畅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
蔡畅的到来，给中央苏区的妇女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在蔡畅的努力下，整个中央苏区的风气为之一变。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中央苏区就遭遇了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面临前所谓的军事压力，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开始被迫进行长征。
蔡畅作为长征女红军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34岁的年龄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
长征路上的蔡畅
在长征的路上，很多时候最难的，其实并不是艰苦的环境，物质上的困难并不能让这些千锤百炼的战士屈服。
但是信念和精神上的迷茫，自己对于未来的困惑，有的时候才是长征路上每个人最大的敌人。
作为老大姐，蔡畅深知信念对于这些人的重要性，很多时候，这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到尽头。
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
这些欢声笑语，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这些战士翻山越岭，所以同志们都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在外人看来蔡畅是一个人极富乐观精神的人，但越是外表如此的人，内心深处往往越脆弱。
在长征的路上，蔡畅一直带着母亲的一张照片，在疲惫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因为从小到大，母亲都是给予蔡畅最多力量的一个人。
与此同时，蔡畅的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好，她有很严重胃病，长征路上，经常会吃不上饭这使得蔡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考虑到蔡畅的年龄，组织上分配给她一匹骡子，但她很少骑。
反而是她的警卫员曹昌由于年纪小，长征不久，因病掉队。蔡畅不顾自己有病，坚持步行，让曹昌骑骡子。
在那个时候，红军经常会出现缺粮的情况，蔡畅虽然自己有严重的胃病，但是仍然会把自己的青稞麦分给危秀英等女同志，然后自己忍受着胃病之苦，艰难地吞咽野菜。
警卫员看到蔡畅如此十分的不忍心，蔡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为了革命事业，大家走到一起来了，革命同志要互相关心。眼下，我们有野菜吃，就算不错了，有的同志连野菜还吃不上呢？”
就这样，在长征的路上，队伍中很多人都受到蔡畅的帮助，也正是因为有了蔡大姐的存在，这漫漫长路才算是有了几分色彩。
终于在1934年10月，蔡畅跟随红军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
在抗日战争的几年中，蔡畅和李富春基本都在陕北度过，李富春负责经济工作，蔡畅负责妇女工作，夫妻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成了我党最著名的夫妻档。
蔡畅和李富春都是对工作极其投入的人，夫妻两人在完成了自己工作的同时，都没有忽略掉彼此，两人相互扶持，安慰着彼此的内心。
周恩来、邓颖超、蔡畅、李富春
抗战胜利后，蔡畅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在东北她披荆斩棘，组建了东北局妇委，使全东北妇女迅速组织起来，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而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李富春作为东北战场战勤总指挥，负责调派军用物资，掌握着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
此时的蔡畅正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途经东北，燃料用尽告急。
李富春及时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团的急用。
这时候两人虽然身处异地，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祝福对方，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革命年代的夫妻常是如此，分离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也正是这样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感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牢固的。
在布达佩斯世界妇女大会上，蔡畅作为新中国妇女领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
辽沈战役胜利后，蔡畅从布达佩斯归来与李富春相逢，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景象，指挥所内红旗飘扬，两人在全军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一起。
建国后的蔡畅，投身妇女解放工作，成为公认的新中国妇女领袖，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早在大革命时期共过事，友谊很深，在政协会上与蔡畅相逢，感叹万千，当即赋诗一首赠蔡畅夫妇：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奠众华。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
诗词缅怀了死难的先烈，既蔡畅的哥哥蔡和森和嫂子向警予，又赞颂了蔡畅和李富春的革命功绩。
从1949年至1966年，蔡畅先后接待会见来自亚欧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以及国际妇女界许多知名人士。
周恩来曾称赞说：“我们的蔡大姐，她是最敢于同外国朋友交往的人，她为中国妇女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活上，蔡畅和丈夫李富春虽然都是身居高位，但是却没有一丝架子。
在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蔡畅无论什么事情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立党为公，这是她一生的党性之所在。
两位老人一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晚年，老俩口生活在一起，国家给她家配辆吉普车专供管理买菜。
蔡畅想，专为我家办生活，已安排了一名管理员，还配一辆专车，既是浪费，又是特权。于是她与李富春做好管理员的思想工作，硬把买菜的专车退给了国家。
蔡畅在1954年给李富春做了一套新的中山装，20年后，李富春依然穿在身上，让人看到都十分的感慨，说道：“警卫员穿得都比他好。”
蔡畅和李富春一生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她与李富春早就作出过这样的决定：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全部存入银行，日后上交作党费。
1956年初，曾与蔡畅在湘乡“二女校”同过学的陈彰吾，写信给她要求找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蔡畅回答说：“你这种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值得钦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只是现 在国家正在实行精简政策，一般机关，非必要人员，概不参加。所以，你的工作问题也难解决，现 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为你过春节的零用。”
但是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普通人也好，为人也罢，都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1967年，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很多人受到了影响，蔡畅和李富春同样没有能够幸免于难。
面对困境，夫妻两人却没有任何的怨言，自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开始，蔡畅和李富春就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一切。
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金婚”。50年的光景，整整半个世纪，两人经历了太多的变革，回首往事，两人都不禁唏嘘！
蔡畅和李富春金婚留念
此时蔡畅和李富春两位老人都已经年逾古稀，但是纵然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所忧心的，从来不是自己，而都是国家的情况。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年，因为常年高强度工作，李富春本来就不好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
在李富春重病期间，蔡畅前去探视，她虽然急切地想要见到丈夫，但是因自己感冒，没有办法在丈夫身边陪伴，她只能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
一间病房，一扇无情的玻璃窗，两位老人，一内一外，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虽然听不见彼此的话，但能看到彼此，就足够了！
1975年1月9日清早，刚刚起床的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请她火速赶到医院，说李富春病情恶化。
蔡畅一听，心中马上就是一凉，昨晚还在通电话，丈夫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恶化了呢。
蔡畅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层，邓小平已经在电梯门口等着她，他哽咽着，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说：“大姐，节哀！”
蔡畅手里的黑色纱巾无声地滑落在鲜艳的地毯上，她浑然不觉，飞快地冲进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脚步，定定地站住，眼泪哗哗地涌出眼窝。
突然用力甩开扶住她的秘书，大叫一声：“富春！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一时间，泪如泉涌，声悲音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李富春，永远的离开了人们，也离开了蔡畅。
蔡畅跪俯在丈夫的身边，久久不能起身，直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她掺起，蔡畅弯下腰，在李富春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泪水落在了他的脸上。
但是蔡畅并没有太多的悲伤，李富春为革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国家和民族，李富春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在蔡畅看来，现在这是李富春最好的归宿。
邓小平和蔡畅
李富春去世后，蔡畅遵照他的遗嘱，把老两口积累多年的一张10万元存款单，作为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几年后，当她又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李富春的第二笔党费上交。
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李勇留下一点。
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我们留给他们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为了把党的好传统留给后代，蔡畅不仅自己严于律己，而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
早在战争年代，她就把独生女李特特送到苏联学习农业技术，让女儿立志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而作出贡献。
晚年，她带养一个外孙在身边，为避免养尊处优，她将小外孙寄居幼儿园，一个星期才接回来一次。小外孙能上学以后，从没有用公家的小车接送过。
据其外孙李勇说：“记得上小学时，我住在学校，每周回来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我有时为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
时间来到了1990年9月11日，90岁的蔡畅老奶奶，走完了自己七十多年的革命征途，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留下了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
子女们将蔡畅和李富春合葬在了一起，两位老人，从此不再分离。
一代伟人蔡畅，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恰如她当初悄无声息的到来。
出生于旧社会的她，在新时代，为全世界的妇女解放工作，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此，世间再无“蔡大姐”，但蔡畅的名字，却将永远地被世人铭记，这个世界，也将永远都有她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