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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作者:大塊兒文章
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青年時期的蔡暢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後盡開顔。”

毛主席的詩詞,素以氣勢磅礴著稱,這首《長征》,更是主席詩詞中的翹楚,寥寥幾句,将紅軍将士二萬五千裡長征路上的艱險,刻畫的淋漓盡緻。

作為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戰略轉移之一,長征,給這支共産黨上司的隊伍注入了靈魂,使他成為了一把千錘百煉的利刃。

長征路上的苦我們都是知道的,翻雪山、過草地,一路上有太多太多的困難險阻。

在長征的路上,有這樣一支十分特别的隊伍,這支隊伍的成員全部都是女性。

一路上她們克服了女性先天上的體力不足等問題,硬是靠着一雙腳,走完了這兩萬五千裡路,成為了長征路上最為靓麗的一道風景線。

在這些人中,完整地走完長征路的一共有三十個人,号稱“三十女傑”。

這裡面很多人大家都很熟悉,比如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等,而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一位,也是這三十個巾帼女傑之一,而且是其中年齡最大的一位,蔡暢。

提起蔡暢這位傑出的黨和國家上司人,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但隻要是了解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人就必然會知道這個名字。

著名美國進步作家尼姆·韋爾斯(斯諾夫人)在所著《續西行漫記》中,曾經這樣評價早期革命的蔡暢:

自從向警予犧牲後,她就是“中國最前導的女共産黨員”,“最活躍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産生一個比她更優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麗的個性。”

作為女權領袖,蔡暢在建國後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而她的丈夫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夫妻兩人,一個正國級,一個副國級。

1900年5月14日,蔡暢生于湖南雙峰縣荷葉光甲堂,那時候的中國還是光緒爺的天下,父親給她取了乳名,叫做毛妹子。

提起蔡暢的家庭,着實是不一般,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但是蔡家可謂是一門英烈,皆是革命的英才。

蔡暢的二哥蔡林蒸畢業于黃埔軍校,是我黨早期的黨員之一。

三哥蔡和森和毛澤東齊名,是我黨的創始人之一,是我黨早期的重要上司人。

而她的嫂子,也就是蔡和森的夫妻向警予,則是中國共産黨唯一的女性創始人,我黨最早的女權領袖。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蔡暢很早就接觸了革命思想。

蔡暢是父母的第六個孩子,由于家中孩子衆多,蔡家的生活條件也不算富裕,是以毛妹子從小就要随兄姊一起去勞動。

在蔡暢的整個人生的成長過程中,對她影響最大的人,當屬她的母親葛健豪。

葛健豪是一個踩着三寸金蓮的舊社會的女性,但卻有着超出那個時代的剛強個性和堅定政見。

葛健豪和著名的鑒湖女俠秋瑾相識,受到秋瑾革命思想的影響,十分的渴望男女平權。

蔡暢兄妹等人能夠投身革命,成為共産黨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母親的影響。

葛健豪深知讀書對于人的重要性,但是家中實在貧困,幾個孩子都沒有能夠及時地接受教育。

眼看着幾個孩子越來越大,葛健豪沒有辦法再繼續等待了,于是在1913年變賣自己的衣服和金銀首飾等,帶着兒子蔡和森、女兒蔡暢及蔡暢的姐姐蔡慶熙一起進學校求學。

這一年,蔡暢13歲。

來到學堂後,蔡暢比同班的同學都要大,很多人是以在背地裡嘲笑她,但是蔡暢卻并不在乎。

她渴望學習,更明白母親為了這個機會付出了多少,是以她讀書異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還抱讀不倦。

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蔡暢一家

讀書的日子雖然苦,但是蔡暢很明白,這是改變自己命運唯一的道路,是以這幾年在學校讀書的日子,也成了蔡暢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但是就在蔡暢潛心的讀書的時候,一個突然的變故,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父親蔡蓉峰從上海回到家鄉。

同母親不同,蔡暢的父親是一個十分守舊的人,他素來認為女孩子應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閨門”的古訓,因而對蔡暢上學讀書很看不慣。

由于家中貧困,蔡嵘峰便想着早點将蔡暢嫁出去,這年夏天,他到一家地主家去了幾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的聘禮,準備把蔡暢許配給這家做小媳婦。

一心想求學上進的蔡暢,得知這一消息,猶如五雷轟頂,驚呆了。她實在無法接受自己剛剛有轉機的命運就這樣被審判。

母親對丈夫為了幾個錢就把女兒往火坑裡推的行為極為憤慨,更何況蔡暢又是這樣一個好學上進的孩子。

作為一個封建女子,她本來在家中是沒什麼話語權的,但是作為母親她絕對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兒就這樣被白白地毀掉。

面對丈夫的瘋狂舉動,葛健豪表面不動聲色,暗地裡下決心讓女兒逃走。

在母親的支援下,蔡暢逃婚來到了長沙,報考了周南女校。

在報名表格的姓名欄目内,端端正正地寫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暢”(原名蔡鹹熙)。

這一個暢字,既表達了她與命運搏鬥後的舒暢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後的生活道路暢通無阻的美好願望。

在周南女校蔡暢結識了向警予、陶毅、勞啟榮等進步學生。

她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時事、探讨人生,抒發各自的理想和抱負。

此時的蔡暢對于革命十分的熱衷,她們每天都在饒有興趣地探讨有關女權主義、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等思想觀點。

1919年,蔡暢和向警予發起了湖南女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作為運動的組織者,蔡暢來到法國,跟哥哥一起鑽研馬克思列甯主義,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婦女解放理論。

那時候的留學生活可不像現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

由于發放的生活費非常有限,蔡暢一家人經常以馬鈴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

但在浪漫自由的法蘭西,蔡暢精神上是充實的,在這異國的土地,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法國,這些留學生們經常會相聚美麗的蒙達尼公園,懷着憂國憂民的思想,分析國内外時勢,争論救國救民之策。

蔡暢開始不大發言,常靜靜地在一旁傾聽,細細體味人們闡述的道理。後來,在潑辣大膽地向警予的影響下,蔡暢也變得慷慨陳言、直抒胸臆了。

而在法國,除了自由之外,蔡暢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了自己一生的摯愛李富春。

李富春是在1920年年底來到法國的,當時正趕上北洋軍閥政府勾結法國當局刁難迫害中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是以李富春一直沒有得到進學校的機會。

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蔡暢和向警予

無奈之下,為了生計李富春隻能來到巴黎一家機車廠當了4年勞工,然後利用工餘時間去自學。

那時候在法國,各種思想彌漫,李富春剛剛來到法國的時候信仰無政府主義,後來他結識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馬克思主義者之後,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

在一次留法學生聚會中,年輕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傳單的蔡暢,蔡暢那青春煥發的神采吸引了他。

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談學習,談生活,談革命,還談到了新民學會,兩人十分投機。

蔡暢的母親葛健豪十分地喜歡這個小夥子,她認為李富春為人厚道,大智若愚,沒有大男子習氣,而且有技術,适應環境能力強,實在是個錯的孩子。

久而久之,葛健豪便有了撮合兩個人的想法。

自己的女兒與他都是要革命的人,如果他們能結合,兩人志同道合,生活一定會和美。

但是葛健豪轉念又一想,自己的女兒可不是逆來順受的人,13歲時就已經抗婚離家了,在蔡暢的心中對于父母包辦的婚姻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是以葛健豪雖然有心,但也不便急于捅破這層窗戶紙,怕欲速則不達。

但是緣分就是這麼的奇妙,總會把兩個人鬼使神差地聯系在一起。

1921年底,因為參加法國當局禁止的集會活動而被捕的蔡和森和同期被捕的100多名中國學生遭法國當局驅逐,要将他們押送回國,消息傳來,對于蔡家尤如五雷轟頂。

葛健豪和向警予婆媳倆都病倒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蔡暢特别焦慮,當時盡管許多學友來探望,但哥哥不在,家中缺了主心骨。

此時的她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正在床邊和母親說話的李富春,蔡暢的心中湧上了别樣的感覺。這是人在經過驚恐無望和孤獨無助後獲得的一種踏實、安全和溫馨的感覺。

但是這是蔡暢第一次體會到這種感覺,這種安全感,不是任何人都能給她的。這一瞬間,蔡暢的心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此時,就連李富春不高的個頭在蔡暢眼中也變得高大起來。

此時葛健豪覺得不能再拖了,該是決定蔡暢婚事的時候了。

當她正式提出李富春時,蔡暢毫不猶豫地點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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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暢和李富春

李富春、蔡暢都是湖南人,更巧合的是他們兩人是同年同月生,蔡暢隻比李富春大了一個多禮拜。

早在兩人相識之初,李富春便親切地叫蔡暢“大姐”。

後來,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都和李富春一樣,稱呼蔡暢為“大姐”,連身邊的從業人員,同僚也這樣稱謂——“大姐”成了蔡暢的代名詞,叫了一輩子。

随着感情的深入,李富春和蔡暢決定舉行一個私密的浪漫婚禮。

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暢攜手走進巴黎市區一個半地下的咖啡館,他們打算在這裡,完成兩個人的終身大事。

當新郎新娘才坐下,沒有想到在隐密處突然冒出了一個人吓了兩人一大跳。

原來是鄧小平不知道在哪裡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館裡,他笑着出現在他們跟前,一邊道喜,一邊嚷着要為大哥、大姐證婚。

16歲就留法的鄧小平天性活潑,操着一日濃重的四川口音,當着二人快言快語說,“怎麼樣,該請我吃喜酒喽!”

鄧小平的天真爛漫,一時間把蔡暢和李富春惹得哈哈大笑。

婚後不久,蔡暢便懷孕了,按理說,這本來應該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但是對于蔡暢和李富春來說,卻并沒有多開心。

性格倔強的她甯願放棄做母親的權力,而甯願選擇“革命家”這一危險且神聖的職業。李富春也是如此,他們要已經立志許身革命。

是以他們的生活中本來就沒有預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們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們的事業會造成孩子的不幸,考慮再三,蔡暢果斷地作出了人工流産的決定。

她連連找了幾家醫院,可當時法國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暢悶悶不樂地回到家裡。

對于這個孩子的到來,母親葛健豪卻極為高興,她極力反對蔡暢去冒險流産,說是自己放棄做工也要撫養外孫。

最終,在母親的勸阻下,孩子終于還是生下來了。

1924年春,蔡暢在巴黎剖腹生下一個女孩,葛健豪高興地說:“很像她爸爸呢。蔡暢兩個字的法文字母開頭都是特,就給她起名特特吧。”

蔡暢兩口子覺得女兒是在特殊條件下來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紀念意義,于是欣然同意。

看着可愛的女兒,蔡暢心裡很開心,她開始慶幸自己當初選擇把這個孩子留了下來,這讓她成為了一個母親,體會到了作為女人的最後一堂課。

但是,在蔡暢的心裡,自己早已許身革命,誓要為革命而奮鬥終生,于是蔡暢毅然決然地在産床上便做了結紮手術。

1925年2月初,蔡暢和李富春奉黨的訓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回國後蔡暢從蘇聯回到上海,不久即赴廣州,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書記。

在廣州,蔡暢與鄧穎超一道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上司婦女運動,上司婦女積極參加支援省港大罷工,支援北伐戰争。

1931年蔡暢根據黨組織的安排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并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委。

蔡暢的到來,給中央蘇區的婦女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活力,在蔡暢的努力下,整個中央蘇區的風氣為之一變。

但是好景不長,很快中央蘇區就遭遇了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面臨前所謂的軍事壓力,反圍剿失利後,紅軍開始被迫進行長征。

蔡暢作為長征女紅軍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在34歲的年齡踏上了二萬五千裡的漫漫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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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的蔡暢

在長征的路上,很多時候最難的,其實并不是艱苦的環境,物質上的困難并不能讓這些千錘百煉的戰士屈服。

但是信念和精神上的迷茫,自己對于未來的困惑,有的時候才是長征路上每個人最大的敵人。

作為老大姐,蔡暢深知信念對于這些人的重要性,很多時候,這直接關系到他們能不能活着走到盡頭。

為了鼓舞大家戰勝漫漫征途,蔡暢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曆,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

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有時還唱《馬賽曲》。

這些歡聲笑語,在漫長的二萬五千裡崎岖道路上,仿佛是一種無形的力量,這種力量,推動着這些戰士翻山越嶺,是以同志們都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在外人看來蔡暢是一個人極富樂觀精神的人,但越是外表如此的人,内心深處往往越脆弱。

在長征的路上,蔡暢一直帶着母親的一張照片,在疲憊的時候拿出來看看。因為從小到大,母親都是給予蔡暢最多力量的一個人。

與此同時,蔡暢的身體其實一直都不好,她有很嚴重胃病,長征路上,經常會吃不上飯這使得蔡暢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考慮到蔡暢的年齡,組織上配置設定給她一匹騾子,但她很少騎。

反而是她的警衛員曹昌由于年紀小,長征不久,因病掉隊。蔡暢不顧自己有病,堅持步行,讓曹昌騎騾子。

在那個時候,紅軍經常會出現缺糧的情況,蔡暢雖然自己有嚴重的胃病,但是仍然會把自己的青稞麥分給危秀英等女同志,然後自己忍受着胃病之苦,艱難地吞咽野菜。

警衛員看到蔡暢如此十分的不忍心,蔡暢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們為了革命事業,大家走到一起來了,革命同志要互相關心。眼下,我們有野菜吃,就算不錯了,有的同志連野菜還吃不上呢?”

就這樣,在長征的路上,隊伍中很多人都受到蔡暢的幫助,也正是因為有了蔡大姐的存在,這漫漫長路才算是有了幾分色彩。

終于在1934年10月,蔡暢跟随紅軍走過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勝利到達了陝北。

在抗日戰争的幾年中,蔡暢和李富春基本都在陝北度過,李富春負責經濟工作,蔡暢負責婦女工作,夫妻兩人互相鼓勵,互相支援,成了我黨最著名的夫妻檔。

蔡暢和李富春都是對工作極其投入的人,夫妻兩人在完成了自己工作的同時,都沒有忽略掉彼此,兩人互相扶持,安慰着彼此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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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鄧穎超、蔡暢、李富春

抗戰勝利後,蔡暢赴東北解放區參加東北局的上司工作,在東北她披荊斬棘,組建了東北局婦委,使全東北婦女迅速組織起來,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而到了1948年,解放戰争進入到白熱化階段,東北成為重要的戰場之一。李富春作為東北戰場戰勤總指揮,負責調派軍用物資,掌握着這場戰役勝利的關鍵。

此時的蔡暢正率領中國婦女代表團參加布達佩斯“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途經東北,燃料用盡告急。

李富春及時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團的急用。

這時候兩人雖然身處異地,卻在電話裡互相鼓勵,祝福對方,表達着真摯的情感。

革命年代的夫妻常是如此,分離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也正是這樣經曆過戰火考驗的感情,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牢固的。

在布達佩斯世界婦女大會上,蔡暢作為新中國婦女領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

遼沈戰役勝利後,蔡暢從布達佩斯歸來與李富春相逢,到處是慶祝勝利的景象,指揮所内紅旗飄揚,兩人在全軍的歡呼聲中擁抱在一起。

建國後的蔡暢,投身婦女解放工作,成為公認的新中國婦女領袖,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國民黨元老柳亞子與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早在大革命時期共過事,友誼很深,在政協會上與蔡暢相逢,感歎萬千,當即賦詩一首贈蔡暢夫婦:

“革命夫妻有幾人,當時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氣巍然并世尊。 死生流轉各天涯,今日新都奠衆華。記取鐵肩擔道義,雙飛李蔡兩名家。”

詩詞緬懷了死難的先烈,既蔡暢的哥哥蔡和森和嫂子向警予,又贊頌了蔡暢和李富春的革命功績。

從1949年至1966年,蔡暢先後接待會見來自亞歐40多個國家的婦女代表團,以及國際婦女界許多知名人士。

周恩來曾稱贊說:“我們的蔡大姐,她是最敢于同外國朋友交往的人,她為中國婦女和各國婦女的友好往來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生活上,蔡暢和丈夫李富春雖然都是身居高位,但是卻沒有一絲架子。

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在長期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和國家上司人職務期間,蔡暢無論什麼事情都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原則,立黨為公,這是她一生的黨性之所在。

兩位老人一生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從不亂花國家一分錢。晚年,老倆口生活在一起,國家給她家配輛吉普車專供管理買菜。

蔡暢想,專為我家辦生活,已安排了一名管理者,還配一輛專車,既是浪費,又是特權。于是她與李富春做好管理者的說服,硬把買菜的專車退給了國家。

蔡暢在1954年給李富春做了一套新的中山裝,20年後,李富春依然穿在身上,讓人看到都十分的感慨,說道:“警衛員穿得都比他好。”

蔡暢和李富春一生克勤克儉,艱苦樸素,并沒有因為環境的變化而有任何的改變,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她與李富春早就作出過這樣的決定:節省下來的工資,除适當資助身邊的從業人員外,全部存入銀行,日後上交作黨費。

1956年初,曾與蔡暢在湘鄉“二女校”同過學的陳彰吾,寫信給她要求找個為人民服務的工作。

蔡暢回答說:“你這種想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非常值得欽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當的工作崗位,隻是現 在國家正在實行精簡政策,一般機關,非必要人員,概不參加。是以,你的工作問題也難解決,現 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為你過春節的零用。”

但是人生有時候就是如此,普通人也好,為人也罷,都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1967年,一場風暴席卷全國,很多人受到了影響,蔡暢和李富春同樣沒有能夠幸免于難。

面對困境,夫妻兩人卻沒有任何的怨言,自從投身革命的那一天開始,蔡暢和李富春就已經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兩個人都極力使自己表現平靜,安慰對方,互相鼓勵。他們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過這一切。

1973年,李富春和蔡暢在困境中度過了他們的“金婚”。50年的光景,整整半個世紀,兩人經曆了太多的變革,回首往事,兩人都不禁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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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暢和李富春金婚留念

此時蔡暢和李富春兩位老人都已經年逾古稀,但是縱然在這樣的困境中,他們所憂心的,從來不是自己,而都是國家的情況。

但令人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兩年,因為常年高強度工作,李富春本來就不好的身體終于扛不住了。

在李富春重病期間,蔡暢前去探視,她雖然急切地想要見到丈夫,但是因自己感冒,沒有辦法在丈夫身邊陪伴,她隻能在特護病房外與李富春交談。

一間病房,一扇無情的玻璃窗,兩位老人,一内一外,兩人隻能隔着玻璃傾訴,雖然聽不見彼此的話,但能看到彼此,就足夠了!

1975年1月9日清早,剛剛起床的蔡暢在中南海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請她火速趕到醫院,說李富春病情惡化。

蔡暢一聽,心中馬上就是一涼,昨晚還在通電話,丈夫還好好的,怎麼突然就惡化了呢。

蔡暢坐着汽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北京醫院,上到病房樓層,鄧小平已經在電梯門口等着她,他哽咽着,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說:“大姐,節哀!”

蔡暢手裡的黑色紗巾無聲地滑落在鮮豔的地毯上,她渾然不覺,飛快地沖進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腳步,定定地站住,眼淚嘩嘩地湧出眼窩。

突然用力甩開扶住她的秘書,大叫一聲:“富春!我來遲了!我來遲了!”

一時間,淚如泉湧,聲悲音切,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李富春,永遠的離開了人們,也離開了蔡暢。

蔡暢跪俯在丈夫的身邊,久久不能起身,直到身邊的從業人員将她摻起,蔡暢彎下腰,在李富春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淚水落在了他的臉上。

但是蔡暢并沒有太多的悲傷,李富春為革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對于國家和民族,李富春經受住了一切考驗,在蔡暢看來,現在這是李富春最好的歸宿。

蔡暢:李富春愛妻,走完長征的最年長女紅軍,一門忠烈90歲去世

鄧小平和蔡暢

李富春去世後,蔡暢遵照他的遺囑,把老兩口積累多年的一張10萬元存款單,作為富春的“特别黨費”交給了黨組織。

幾年後,當她又把自己積存的3萬多元作為李富春的第二筆黨費上交。

身邊的從業人員問她:是否給外孫李勇留下一點。

她堅定地說:“錢是黨和人民給我的,用不了就應該退給黨和人民。我們留給他們的應該是黨的好傳統、好作風、好思想,而不是錢财。”

為了把黨的好傳統留給後代,蔡暢不僅自己嚴于律己,而且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

早在戰争年代,她就把獨生女李特特送到蘇聯學習農業技術,讓女兒立志為改變中國落後的農業而作出貢獻。

晚年,她帶養一個外孫在身邊,為避免養尊處優,她将小外孫寄居幼稚園,一個星期才接回來一次。小外孫能上學以後,從沒有用公家的小車接送過。

據其外孫李勇說:“記得上國小時,我住在學校,每周回來一次,外婆每周就隻給我往返一趟所需車費5角錢。說起來有點‘寒碜’,我有時為節省出買一隻冰棒的5分錢,而不得不步行幾站路。”

時間來到了1990年9月11日,90歲的蔡暢老奶奶,走完了自己七十多年的革命征途,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留下了喪事從簡,不搞遺體告别,不開追悼會的遺囑。

子女們将蔡暢和李富春合葬在了一起,兩位老人,從此不再分離。

一代偉人蔡暢,就這樣悄無聲息的離開了,恰如她當初悄無聲息的到來。

出生于舊社會的她,在新時代,為全世界的婦女解放工作,留下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此,世間再無“蔡大姐”,但蔡暢的名字,卻将永遠地被世人銘記,這個世界,也将永遠都有她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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