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鱼得水的文化人生
虽然人生不能假设，但不同假设的对比，的确有助于对一个人的既有人生进行深入体会况味。假如司马睿把司马昱作为自己继承者的计划真的实现，司马昱成为东晋第二任皇帝。那么历史上的司马昱肯定是另外一番人生内容和剧情，其中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他的文化人生和文化人格就难以如此充分和彻底。司马昱没有成为东晋第二任皇帝的最大收获，就是得以在谈玄风气盛行，尤其是玄学和人物品藻基本排除实用功利目的，进入审美性阶段的良性环境中，完全把自己熏陶打造成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文化名士。如果说，东晋支遁是一位“穿袈裟的名士”的话，那么司马昱则足可以称为“穿龙袍的名士”。史称司马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指的就是司马昱这位东晋第八任皇帝的深刻文化符号烙印。纵观东晋文化舞台，司马昱是几位最活跃的重量级文化大咖之一。帝王身份不是他本人主动的生命愿望，但文化情操却是他发自心底的生命需求和生命意义。
以玄学思想和理论探讨和切磋为主要内容的清谈活动，在价值追求的旨趣上具有时代变化的轨迹。何晏、王弼开创的早期清谈活动的旨趣在于追求“谈中之理”，即清谈论辩双方要通过激烈的论辩分出高下输赢。当年天才少年王弼初出茅庐，在何晏主持的清谈会上把之前大家认为已经无可辩驳的驳倒，然后又把自己刚才取胜的观点再驳倒，反复若干次。就是当时追求观点胜负的具体表现。而时过境迁，从永嘉开始，追求观点输赢的“谈中之理”逐渐被追求清谈美好姿态气质的“理中之谈”所取代。司马昱所面对和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清谈风气：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
这个支道林与许询清谈论辩的场面，历来为人们所热衷传颂。不过人们印象深刻的，或许只是论辩双方，而忽略了这场活动的东道主——时被封为会稽王的司马昱。看到这个故事中司马昱的位置角色，大抵就能清楚司马昱在清谈活动中是何等位置，何等显赫。这种以司马昱为文化核心的审美性清谈活动还时有发生：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世说新语·文学》）
这个场面似乎是上一条故事的再现，给人感觉司马昱那里更像是一个清谈俱乐部。主人兼主持人司马昱不但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还具有出色的现场组织协调能力。当现场出现大家感觉不能接受孙盛的观点，但又无法驳倒他的尴尬场面的时候，是主持人司马昱及时跟进，他十分清楚这个观点能战胜孙盛的只有刘惔，便当即请来刘惔，果然改变了现场局面。这充分说明司马昱对于当时上层清谈名流的各自所长是多么了如指掌，故而才能调配自如。类似情况还有一例：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世说新语·文学》）
“才性四本”是玄学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主要探讨人的“才”与“性”的异同问题。当年钟会曾写过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想请教嵇康，但又不敢直接呈送。竟然跑到嵇康家，从墙外扔到院子里就跑掉了。殷浩开始对“才性”问题不过了了，但经过深入研究之后，精通“四本”学理，成为自己的学术强项：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世说新语·文学》）
很显然，这些情况司马昱早已烂熟于心，所以提前提醒支遁注意，不要涉及殷浩所擅长的“才性”问题讨论。结果支遁大意失荆州，不知不觉之间又陷入“才性”专题当中，当然被殷浩驳了个灰头土脸。司马昱对当时玄学清谈的各种“学术前沿问题”非常了解，他胸中简直有一部鲜活的东晋玄学清谈学术史。
由于司马昱的特殊身份和对于玄学清谈活动的关注热爱，他本人和熟悉他的人有时干脆把二者联在了一起：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世说新语·文学》）
在那个清谈玄学风气盛行的时代，清谈玄学的才能可以具有高层求职硬通货的价值作用。文中张凭凭借自己的清谈才能，先是征服了清谈玄学泰斗刘惔。继而在刘惔的推荐下，又在司马越面前大展清谈才学，并因此获得太常博士职位。
除了清谈玄学活动，东晋文化舞台另一个沿袭前代的士人文化潮流就是人物品藻。而司马昱同样也是这场重要活动中的主要领军人物和参与健将。人物品藻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本来起始于汉代人物选拔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征辟或自下而上的荐举来选拔政府官员或才能人士。而征辟和荐举的依据则是“月旦评”方式对人物的评价议论。这个活动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东晋。所不同的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九品中正制”成为保护门阀士族人士进入仕途的制度保证。人物品藻活动也就渐渐失去原有的人才选拔实用价值，变为士人阶层进行人物才能和气质美感进行评价的社会审美性活动。司马昱所在的东晋时期，这种审美性人物品评达到了高潮。他本人既是当时人物品评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品评活动的参与者。
与清谈玄学活动类似，司马昱借助他的地位身份，经常与当时名士大咖聚会交往，其间往往把人物品藻活动作为即兴话题，所以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把人物品藻活动搞得日常化、生活化：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世说新语·赏誉》）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世说新语·赏誉》）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世说新语·品藻》）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时光中，人们对于人物品藻活动中理想人格定位的真谛和精义也就慢慢得以体会和拈出：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世说新语·品藻》）
我所看过的人物品藻活动诸多故事中，这是一场问答双方巧妙配合，教科书般的人物品藻经典场面。问方的连续发问显示出对当时文化届高层名流的洞悉和深入。从答方的答案内容看，问方并非毫无目的和章法的随意发问，而是选择了各种人物类型中的代表来选择发问。而答方则不但心领神会，一一概括出问方提出各种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尤其精彩的是，在孙绰的自我评价中，他所表述与诸贤“无所与让”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境界，正是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的最高境界——玄学人生的境界。这个答案是在问答双方即兴对撞擦出的火花中激发出来的人物品藻活动的精彩场面和人格境界升华。
司马昱不但以人物品藻组织者身份发起品藻活动，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诸多名流的品藻评价：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世说新语·赏誉》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世说新语·识鉴》）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世说新语·赏誉》）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世说新语·赏誉》）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世说新语·赏誉》）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世说新语·赏誉》）
这些妙语连珠的品藻既能表现出司马昱对于全部品藻对象从性格到人格的洞悉和判断准确，又能看出他拿捏和表述这些人物性格人格特征的传神和精炼，充分说明司马昱在人物品藻这一东晋重要文化现象潮流当中的领军和实践者的价值和作用。
司马昱士人文化人格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就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与当时著名文人的交流和熏陶，形成自己完全文人化的内在精神气质，是魏晋时期士人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汉魏六朝是中国文学走向独立和自觉的重要转折时期。文学从此前各种实用型文体中解放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体裁形式，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体提升和进步。这一点是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上升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重要表现之一。作为此期士人文化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身为帝王阶层的司马昱对文学艺术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化人格气质精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参与：
许掾尝诣简文，尔时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世说新语·赏誉》
风清月朗，诗情画意，把人们带入一个幽美而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当中。帝王之身的司马昱与当时著名玄言诗人许询的私人文学交流，竟然能够通宵达旦。许询那“辞寄清婉”的“襟情之咏”完全征服了司马昱，余兴未尽，于通宵达旦之后仍然还要发出由衷的赞叹。这个夜晚对于司马昱来说印象深刻，许询的文学才华已经完全铭刻在他的脑海中，不时还要拿出来向世人推介：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
这个故事的始末，堪称帝王文化被士人文化征服，被为之同化的一个形象演示画面。
受到这样的文学艺术气氛熏染，司马昱本人也逐渐被熏陶同化成为一位充满文学艺术气质，以艺术家的眼光审视生活和环境的人：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世说新语·文学》）
故事把人们带到两千多年前庄子与惠子濠水垂钓时的那场对话。对话的主题和结论就是要用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宇宙和自然，才能享受自然的乐趣。李泽厚认为庄子的哲学是美学，他是要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把握生活和社会规律，从而去发现和挖掘生活的无穷美妙。司马昱则是接过了庄子的接力棒，把主观感受自然山水之美，陶冶自我性情的主动性更加明确地强调和突出出来。“濠濮间想”这个成语此次而生，可见司马昱的艺术审美情趣不但一般帝王难以企及，就是在名士之列，也是出类拔萃的。
文化和艺术给司马昱带来的是无穷的幸福和乐趣。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司马昱：苦涩帝王，成功士人》），载《文史知识》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