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魚得水的文化人生
雖然人生不能假設，但不同假設的對比，的确有助于對一個人的既有人生進行深入體會況味。假如司馬睿把司馬昱作為自己繼承者的計劃真的實作，司馬昱成為東晉第二任皇帝。那麼曆史上的司馬昱肯定是另外一番人生内容和劇情，其中最重要的要點就是他的文化人生和文化人格就難以如此充分和徹底。司馬昱沒有成為東晉第二任皇帝的最大收獲，就是得以在談玄風氣盛行，尤其是玄學和人物品藻基本排除實用功利目的，進入審美性階段的良性環境中，完全把自己熏陶打造成為一位徹頭徹尾的文化名士。如果說，東晉支遁是一位“穿袈裟的名士”的話，那麼司馬昱則足可以稱為“穿龍袍的名士”。史稱司馬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指的就是司馬昱這位東晉第八任皇帝的深刻文化符号烙印。縱觀東晉文化舞台，司馬昱是幾位最活躍的重量級文化大咖之一。帝王身份不是他本人主動的生命願望，但文化情操卻是他發自心底的生命需求和生命意義。
以玄學思想和理論探讨和切磋為主要内容的清談活動，在價值追求的旨趣上具有時代變化的軌迹。何晏、王弼開創的早期清談活動的旨趣在于追求“談中之理”，即清談論辯雙方要通過激烈的論辯分出高下輸赢。當年天才少年王弼初出茅廬，在何晏主持的清談會上把之前大家認為已經無可辯駁的駁倒，然後又把自己剛才取勝的觀點再駁倒，反複若幹次。就是當時追求觀點勝負的具體表現。而時過境遷，從永嘉開始，追求觀點輸赢的“談中之理”逐漸被追求清談美好姿态氣質的“理中之談”所取代。司馬昱所面對和經曆的，正是這樣的清談風氣：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世說新語·文學》）
這個支道林與許詢清談論辯的場面，曆來為人們所熱衷傳頌。不過人們印象深刻的，或許隻是論辯雙方，而忽略了這場活動的東道主——時被封為會稽王的司馬昱。看到這個故事中司馬昱的位置角色，大抵就能清楚司馬昱在清談活動中是何等位置，何等顯赫。這種以司馬昱為文化核心的審美性清談活動還時有發生：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于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幹雲。一坐鹹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己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世說新語·文學》）
這個場面似乎是上一條故事的再現，給人感覺司馬昱那裡更像是一個清談俱樂部。主人兼主持人司馬昱不但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還具有出色的現場組織協調能力。當現場出現大家感覺不能接受孫盛的觀點，但又無法駁倒他的尴尬場面的時候，是主持人司馬昱及時跟進，他十厘清楚這個觀點能戰勝孫盛的隻有劉惔，便當即請來劉惔，果然改變了現場局面。這充分說明司馬昱對于當時上層清談名流的各自所長是多麼了如指掌，故而才能調配自如。類似情況還有一例：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争鋒！” （《世說新語·文學》）
“才性四本”是玄學探讨的重要命題之一，主要探讨人的“才”與“性”的異同問題。當年鐘會曾寫過一篇探讨這個問題的論文，想請教嵇康，但又不敢直接呈送。竟然跑到嵇康家，從牆外扔到院子裡就跑掉了。殷浩開始對“才性”問題不過了了，但經過深入研究之後，精通“四本”學理，成為自己的學術強項：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世說新語·文學》）
很顯然，這些情況司馬昱早已爛熟于心，是以提前提醒支遁注意，不要涉及殷浩所擅長的“才性”問題讨論。結果支遁大意失荊州，不知不覺之間又陷入“才性”專題當中，當然被殷浩駁了個灰頭土臉。司馬昱對當時玄學清談的各種“學術前沿問題”非常了解，他胸中簡直有一部鮮活的東晉玄學清談學術史。
由于司馬昱的特殊身份和對于玄學清談活動的關注熱愛，他本人和熟悉他的人有時幹脆把二者聯在了一起：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裡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于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世說新語·文學》）
在那個清談玄學風氣盛行的時代，清談玄學的才能可以具有高層求職硬通貨的價值作用。文中張憑憑借自己的清談才能，先是征服了清談玄學泰鬥劉惔。繼而在劉惔的推薦下，又在司馬越面前大展清談才學，并是以獲得太常博士職位。
除了清談玄學活動，東晉文化舞台另一個沿襲前代的士人文化潮流就是人物品藻。而司馬昱同樣也是這場重要活動中的主要領軍人物和參與健将。人物品藻活動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本來起始于漢代人物選拔機制，通過自上而下的征辟或自下而上的薦舉來選拔政府官員或才能人士。而征辟和薦舉的依據則是“月旦評”方式對人物的評價議論。這個活動從漢代一直延續到東晉。所不同的是，從曹魏時期開始，“九品中正制”成為保護門閥士族人士進入仕途的制度保證。人物品藻活動也就漸漸失去原有的人才選拔實用價值，變為士人階層進行人物才能和氣質美感進行評價的社會審美性活動。司馬昱所在的東晉時期，這種審美性人物品評達到了高潮。他本人既是當時人物品評活動的組織者，也是品評活動的參與者。
與清談玄學活動類似，司馬昱借助他的地位身份，經常與當時名士大咖聚會交往，其間往往把人物品藻活動作為即興話題，是以往往帶有很大的随意性，把人物品藻活動搞得日常化、生活化：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世說新語·賞譽》）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世說新語·賞譽》）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差別智勇。” （《世說新語·品藻》）
在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這種時光中，人們對于人物品藻活動中理想人格定位的真谛和精義也就慢慢得以體會和拈出：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緻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于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複托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世說新語·品藻》）
我所看過的人物品藻活動諸多故事中，這是一場問答雙方巧妙配合，教科書般的人物品藻經典場面。問方的連續發問顯示出對當時文化屆高層名流的洞悉和深入。從答方的答案内容看，問方并非毫無目的和章法的随意發問，而是選擇了各種人物類型中的代表來選擇發問。而答方則不但心領神會，一一概括出問方提出各種類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尤其精彩的是，在孫綽的自我評價中，他所表述與諸賢“無所與讓”的“托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境界，正是魏晉士人人格精神的最高境界——玄學人生的境界。這個答案是在問答雙方即興對撞擦出的火花中激發出來的人物品藻活動的精彩場面和人格境界升華。
司馬昱不但以人物品藻組織者身份發起品藻活動，而且還身體力行，親自參與諸多名流的品藻評價：
簡文雲：“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傷其道。” （《世說新語·賞譽》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世說新語·識鑒》）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雲：“庾赤玉胸中無宿物。”（《世說新語·賞譽》）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于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世說新語·賞譽》）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世說新語·賞譽》）
簡文雲：“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世說新語·賞譽》）
這些妙語連珠的品藻既能表現出司馬昱對于全部品藻對象從性格到人格的洞悉和判斷準确，又能看出他拿捏和表述這些人物性格人格特征的傳神和精煉，充分說明司馬昱在人物品藻這一東晉重要文化現象潮流當中的領軍和實踐者的價值和作用。
司馬昱士人文化人格還有一個重要表現方面就是他在文學藝術方面與當時著名文人的交流和熏陶，形成自己完全文人化的内在精神氣質，是魏晉時期士人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的具體表現之一。
漢魏六朝是中國文學走向獨立和自覺的重要轉折時期。文學從此前各種實用型文體中解放分離出來，成為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體裁形式，進而推動了中國文學藝術的整體提升和進步。這一點是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上升成為中國文化舞台主角的重要表現之一。作為此期士人文化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身為帝王階層的司馬昱對文學藝術以及由此形成的審美化人格氣質精神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參與：
許掾嘗詣簡文，爾時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世說新語·賞譽》
風清月朗，詩情畫意，把人們帶入一個幽美而充滿藝術氛圍的環境當中。帝王之身的司馬昱與當時著名玄言詩人許詢的私人文學交流，竟然能夠通宵達旦。許詢那“辭寄清婉”的“襟情之詠”完全征服了司馬昱，餘興未盡，于通宵達旦之後仍然還要發出由衷的贊歎。這個夜晚對于司馬昱來說印象深刻，許詢的文學才華已經完全銘刻在他的腦海中，不時還要拿出來向世人推介：
簡文稱許掾雲：“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世說新語·文學》）
這個故事的始末，堪稱帝王文化被士人文化征服，被為之同化的一個形象示範畫面。
受到這樣的文學藝術氣氛熏染，司馬昱本人也逐漸被熏陶同化成為一位充滿文學藝術氣質，以藝術家的眼光審視生活和環境的人：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新語·文學》）
故事把人們帶到兩千多年前莊子與惠子濠水垂釣時的那場對話。對話的主題和結論就是要用自己的感受去了解宇宙和自然，才能享受自然的樂趣。李澤厚認為莊子的哲學是美學，他是要從審美的角度來審視把握生活和社會規律，進而去發現和挖掘生活的無窮美妙。司馬昱則是接過了莊子的接力棒，把主觀感受自然山水之美，陶冶自我性情的主動性更加明确地強調和突出出來。“濠濮間想”這個成語此次而生，可見司馬昱的藝術審美情趣不但一般帝王難以企及，就是在名士之列，也是出類拔萃的。
文化和藝術給司馬昱帶來的是無窮的幸福和樂趣。
（本文節選自甯稼雨《司馬昱：苦澀帝王，成功士人》），載《文史知識》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