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50回]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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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回 三分荆州
将曹、孙、刘三家以魏、蜀、吴代指是一个共识，不过细究起来在赤壁之战时，只有孙权这边可以用“吴”来代指。因为建安三年，孙策已经从朝廷争取到了“吴侯”的爵位，而曹操则是在建安十八年册封“魏公”，三年之后晋位为“魏王”。至于刘备其实自始至终没有过以“蜀”为名的爵位。建安元年，曹操倒是给他请了个“宜阳亭侯”的爵位，只是不管看上看不上，宜阳二字都没办法成为刘备的政治标签。
刘备自己给自己封的第一个爵位，是建安二十四年自封的“汉中王”。两年后，刘备见曹丕代汉后，称帝所建的国号也是“汉”。更准确说，这并不是建国而是继承汉室的大统。就像刘秀建立的王朝，自视为刘邦王朝的延续一样。为了与前、后两汉区别，遂有了结合其地缘背景的西蜀、蜀国、蜀汉之称。需要说明的是，在汉献帝退位之前，刘备的确曾称自己的政权为西蜀国。只是等到自己继承汉室大统之后，这个名字自然是不认的。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既然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等到三足鼎立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时，无论魏吴还是蜀用起来都无妨。以此来说，这个时间点当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取代刘璋做益州牧之时。而在这个终极三国架构形成之前，曹、刘、孙三家已经先在荆州预演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的三国演义。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三个荆州并存的现象。
先来看看曹操这边的情况。江陵保卫战失败后，战略性撤离长江沿线的曹操可以说失去了南郡，也可以说没有全部失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曹操的版图中此后再无南郡，而是把南郡的北部分割出来，以襄阳为治所建制成为了新的“襄阳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相当于放弃了南郡的“江汉平原”部分，退保荆州与大洪山之间的“汉江通道”，与刘表当日把“随枣走廊”从南阳郡分割出来，建制章陵郡的地缘政治动机是一样的。只不过，应对威胁的方向正好相反。
随着江陵和江汉平原的被放弃，当阳这个连接汉江通道与江汉平原的节点，包括位于当阳以北的编县（荆门市西北约60公里处）亦被吴军所得。襄阳郡则包括襄阳及宜城（湖北省宜城市）、中庐（襄阳西南）、临沮（湖北远安县西北）等被本已叛离，又被徐晃平息叛乱的县。此外章陵郡因有文聘坐镇安陆，建制魏属江夏郡而失去了地缘政治价值，襄樊之战后从曹魏的版图中消失，重新回归南阳郡。
建制新郡并非是为了安排更多的官员，而是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需要。通常是因为这一地区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这一压力可以是内乱，比如吴国在征服那些屡次叛乱的山地后，建制新郡的做法；也可以是防御外敌的需要，就像襄阳郡的设立一样。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分割出襄阳郡同时，曹操还在南阳郡西部，以南乡县（河南淅川县西南）为治分置出了南乡郡；南郡西部以夷陵（湖北省宜昌市）为治分置出了临江郡（后来的宜都郡）。
南乡的地理轴心为汉水支流丹水，正位于武关道的出口处。武关道是连通关中与南阳的重要通道，如今北方核心区内唯一让曹操感到忧虑的，就是军阀林立的关中。南乡郡的分置显然是针对关中，防止凉州军阀们介入荆州战事。考虑到吕布、杨定、张济等军阀，都利用过武关道出南阳，连高干都这样尝试过，后来马超也的确反了，曹操这算得上是在未雨绸缪。临江郡则是为了控守三峡，拱卫江汉平原的西大门。
后来曹操在迫降张鲁后，将原汉中郡中东部分置出上庸、房陵、西城三郡，并称为“东三郡”，同时将之划入荆州的版图（西城郡更名为“魏兴郡”，房陵郡更名为“新城郡”）。考虑到曹魏很快就退出江汉平原，放弃江陵和夷陵，魏属荆州后来一共有七个郡，包括：南阳、江夏、襄阳、南乡、新城、魏兴、上庸。这样一算，倒还是东汉的荆州七郡之数。
曹操这边怎么样在荆州排兵布阵先按下不表，现下最微妙的是刘备与孙权的关系。地盘没有嫌大的，孙权肯定是希望拿到全部荆州。现实的问题是，你不可能无视刘备的存在。两家对荆州归属的定性问题，就牵扯到了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刘备借荆州。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得从东吴的两大主战派：周瑜和鲁肃说起。
周、鲁二人于东吴主战派的地位，在黄盖写给曹操的假降信里就有所说明。不过这两个人虽然都是主战派，具体用什么战略却是有分歧的。简单点说，鲁肃的主张是“联刘抗曹”。这点他跟诸葛亮是一致的，诸葛亮认为孙权、曹操已经大而不倒，不可图谋。而鲁肃则认定刘备也将三分天下有其一。更准确说，鲁肃是有这样的期许。认为曹操已经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光靠东吴一家是没办法抵御的，必须在长江中上游再扶植一股势力结盟，方可与曹操抗衡。
周瑜则从一开始就认定，完全可以依靠东吴自己的力量，依托地利对抗曹操。它的这一战略，与鲁肃在建安五年所定的“榻上策”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鲁肃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调整了自己的榻上策，而周瑜却是不改初衷。对于一心准备与曹操南北对峙的周瑜来说，刘备的加盟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即便联盟也应是以东吴为主。当然，这只是周瑜的想法，不代表他暂时不会接受现实。江陵城从建安十三年打到十四年，最后是曹仁主动战略性后撤才算拿下。在这个期间，周瑜不得不接受让刘备去攻取荆南四郡的做法。
刘备去拿荆南四郡，从战术角度说是在帮周瑜缓解压力。毕竟荆南四郡在政治上已经跟刘琮一起归附曹操，而周瑜的主力又在江陵前线撤不出来，便是分兵取夷陵也得以十日为限，担心会被曹仁乘势反攻，所以周瑜是无奈同意了刘备去取荆南的。此外，东吴这边并不认为刘备拿荆南四郡会很顺利。以周瑜的小算盘来说，最好是刘备这边先在荆南四郡缠斗，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等到自己拿下江陵后再回头去荆南四郡抢地盘。
周瑜没有想到的是江陵那么难打，而刘备拿荆南四郡又那么顺利。演义对刘备和诸葛亮取荆南四郡有过非常精彩的描写。按先后顺序，第一战是以张飞为先锋，赵云为后援取了零陵。其后诸葛亮坐镇零陵，分兵谴将再取另外三郡；第二战赵云与张飞争先，诸葛亮选了赵云为将取了桂阳；第三战则让张飞取了武陵；最后一战，安排在江北的关羽南下争功取长沙，与黄忠英雄惜英雄，最后帮刘备收了这员老而弥坚的猛将。
先且不论真实历史如何，单就这个先后顺序来说已是有误。零陵郡的郡治为泉陵，对应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原零陵县）；桂阳郡的郡治为郴县，对应现在的湖南省郴州市；武陵郡的郡治为临沅，对应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市；长沙郡的郡治临湘则对应现在的长沙市。这四座城邑在荆南的位置分别为：西南、东南、东北、西北。由于刘备是从江陵前线而不是赤壁战场南下，取四郡的顺序应该是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史书中也是这样排列的）。
换句话说，演义中最先被刘备所取的零陵，其实是最后取的。刘备在得了四郡后，自己驻军于武陵，安排诸葛亮驻于零陵总督其它三郡，中心任务是征调当地的钱粮赋税，以供前线之用。这里要说的一点是，孔明先生的确是个全才。一般军师这种观大略者，并不善于做基层、后勤之事，但诸葛亮做蜀汉丞相后的评价事“政事无巨细咸于亮”，大事小事都亲力亲为。虽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但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完美了。
不过诸葛亮坐镇的其实也不是零陵城，而是对应现在湖南省衡阳市的“临烝”。这是一个诸葛亮入驻后新建制出来的县，对应现在的湖南省衡阳市，虽然是划入了零陵烝阳县的部分土地设置，但行政上却属于长沙郡（因为还划入了长沙郡酃县的部分土地）。
行政归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临烝或者说衡阳市的位置。这个点位在地理上为湘水与其左、右岸支流耒水和蒸水的交汇之地，湘水中上游河段加上这两条支流，可以完美辐射三郡大部，算得上是湖南南部的地缘中心。以总督三郡的需求来说，没有比这个地理枢纽更合适的了。
至于把长沙放在最后取，并安排关羽去“战长沙”，一则是因为真实历史中，关羽先要去执行北绝曹仁后路的任务；二是长沙有后来同列五虎上将的黄忠在，可以让关羽去上演一出英雄惜英雄的大剧，能够给这位武圣再增加一抹传奇色彩。那么真实历史上，这一切都发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关羽、张飞、赵云的本传中，都没有对在荆南四郡战役中的表现有过评述。刘备和诸葛亮的历史记录中，也只是说到刘备南征荆南，四郡皆降，后以诸葛亮总督三郡的文字。
这意味着刘备南收荆南四郡实际是非常顺利，可以算得上是望风而降。这与刘备在荆州与荆南的人气有关，前面提到过刘备所收义子刘封，父族和母族皆为长沙望族的细节，说明刘备还在刘表未亡时，就已经预想过经略荆南的事。顺便说下，演义中安排关羽去战长沙，让后面的一件事没办法自圆其说。演义和史书中都有关羽听闻黄忠位列五虎上将，然后勃然大怒的文字。关羽的原话是 “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是诸葛亮给关羽去信，给他戴了高帽才算把这事给压下去。如果关羽跟黄忠当日打成平手，甚至互相手下留情的话，就不会有关羽之怒了。
此外赵云倒是真的被安排做了桂阳太守，并且拒绝原桂阳太守赵范，将寡嫂樊氏婚配于他。赵云拒绝赵范的理由是我们都姓赵，你的兄长就是我的兄长（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真实的理由则是，他认为赵范这人是为形势所迫才降的，这样做不知道用心何在。不愿意因私欲而让自己忠义的名声蒙尘。后来赵范果然逃走，没有取樊氏的赵云并没有受其牵连。这一情节被演义完整复述了下来。
接着再说刘备拿下四郡后又发生了什么。看到刘备收荆南不费吹灰之力，东吴方面是非常震惊的。周瑜那边与曹仁苦战了一年多，直到建安十四年底才拿下江陵，刘备这边轻松就得了四个郡。原本刘备作为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东吴那边的士人多少有点瞧不起，觉得赤壁之战的功劳都应该是周瑜和东吴的。这样一来，刘备的形象在东吴算是竖起来了。
不要小瞧这点，如果刘备没有做到这点，他与东吴的关系就将类似于他与刘表的关系，只是客军的身份。说到底，不管是盟友还是对手，想让人家尊重你就得用实力证明，而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更让东吴无语的是江北那些刘表旧部，见刘备在荆南站稳脚跟，纷纷南下投奔刘备。这里要交待下刘琦和荆州牧的归属问题。
由于江夏按照约定已经是东吴的了，刘琦遂与刘备一起南下荆南。考虑到刘琦为刘表的嫡长子，刘备遂立其为荆州牧。不过到荆南没多久，刘琦就很快病亡。刘表没有后人，所有人都认为刘备应该接任。曹操这么一折腾已经把反对刘备上位的人都给带走了，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地盘，刘备这次便没有再做姿态，顺势坐上了荆州牧的位置。
如果说孙权和周瑜看到荆州士民归附刘备，还可以安慰自己，刘备这是沾了刘琦的光，那么连江淮之地都有人率部前往荆南投奔刘备，这就没办法自我安慰了。刘备取荆南、刘琦病故、周瑜得江陵，都发生在建安十四年。还是在这一年，一个叫雷绪的庐江人率领五万部众人口南投刘备，江淮作为东吴的地缘利益区、庐江作为扬州的一部分，一直是孙家苦心经营之地，却出了这种事。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后面的“合肥之战”部分会有解读。这一系列事件，尤其是雷绪事件的发生，极大影响了孙权对刘备的看法，史书中对孙权的态度转变用了“稍畏之”三个字。这个“稍”不是稍微的意思，而是“逐渐”的意思，这并不是说孙权会害怕刘备，而意是说孙权越来越觉得刘备不可小觑了。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承认了刘备这个荆州牧，刘备则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当然，在曹操手上的汉献帝是不会真的收到这些奏表的。按当时的操作流程，无非是写个奏章公示一下，自己证明下合法性。
刘备既然名正言顺的做了荆州牧，东吴这边就不能再弄出个州牧了。所以为孙权负责荆州的周瑜，加授的是南郡太守一职。而刘备则需要为自己的这半个荆州选一个治所。荆州在刘表来之前的州治，是在武陵郡的临沅。为了应对北方压力，刘表将州治迁到了襄阳。如果选不了襄阳，江陵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江陵现在是周瑜在坐阵。临沅虽说是旧治，但离长江又有点远，不适合做战时政治中心。于是刘备就在江陵城正南方向30公里处的长江南岸，建了一座公安城（湖北省公安县城），以之为新的“荆州城”。
这里要说说这座公安城的地理地缘背景。这个名字跟警察没任何关系，得名是因为刘备依例被属下尊称为“公”，公安之意即为刘备安居于此的意思。此外公安城在史书上还有另一个地理标签“油江口”。油江并不是长江的支流，而是长江在这一地区截弯取直的一条支线。当时江、河还是长江、黄河的专属之名，但凡名字里带江带河的，都是两大河流的分支，比如曾为黄河故道之一的“清河”。
油江具体的走向是由湖北省松滋市旧县治所在（老城镇）分流，然后在今公安县城再与长江主河道相连，部分河道与现在依然承担分洪功能的松滋河重叠。在地盘暂时只限于江南之地的情况下，即与江陵隔江相望，又可得长江水利之便的油江口算是刘备的最好选择。新城需要人口和整套行政班子，刘备遂将离公安城最近，同样位于油江之侧，隶属武陵郡的孱陵县城（今天湖北省公安县城西南十公里处）给迁了过来。就像黄祖在夏口筑城时，把离夏口最近的沙羡县城整体搬过来一样。
刘备这边怎么进行地缘规划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论公安城的选择并不在荆南四郡范围内，而是在南郡的行政范围。前面说过，与南郡在此南北相接的武陵郡并不沿江，整个长江沿岸地区都是南郡的地盘。现下的湖北、湖南两省亦遵循此规律划界。换句话说，刘备拿到的不只是荆南四郡，还包括南郡位于长江以南的部分。
这部分南郡之地并不是刘备强占的，而是周瑜“借”给刘备的。后来刘备去江东会见孙权，还说到周瑜借给他的地有点少，不足以安置部下。也可以说刘备取荆南四郡时，就是以公安为基地，向南逐次收服四郡。周瑜实际是无奈承认这一现实。如果两家还要维持同盟，又要减少争端的话，划江而治的确是最有机会双赢的。
不管周瑜和东吴对刘备占得江南之地是何心理，有一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东吴吃了大亏。按照双方达成的默契，应该是刘备取荆南四郡，南郡和江夏归属东吴。考虑到南郡和江夏两郡在荆州的核心地位，这样分配东吴并不算吃亏。问题是东吴拿到的江夏郡实际只有半个，又因连着打了几场大仗，人口已经剩下不多；南郡不光被曹、刘两家掐头去尾，而且江陵是曹仁主动后撤，依照当时的惯例必定是把人口都迁往襄阳方向。
以荆州八郡的行政架构来算，作为赤壁之战的主导者，东吴这边拿到的荆州只是两个残缺的郡，加起来只能算做一个；曹操这边完整拿了南阳、章陵，半个江夏加上南郡北部，等于是三个郡的地盘。刘备这边不仅拿了四郡，还得了南郡的江南之地。并且由于没有被卷入这阶段的战争，刘备地盘上的人口和生产力，比之东吴这边要保持的更好。
合着赤壁之战贡献最大的东吴，收益却是最低的。三方中最弱的刘备，反而成了最大赢家。显然对于这种三分荆州的局面，东吴这边是极端不满的，而当下这个格局，亦非荆州最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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