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三国演义》无疑是对华人社会乃至整个汉文化圈影响很大的一部作品。《三国演义》洋洋70万言，粉墨登场的历史人物一千三百余人，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刘备、关公、张飞、赵云、诸葛亮、曹操、孙权、吕布、周瑜、马超等，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著名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对《三国演义》非常推崇，赞扬说：“显然，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
《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对民间社会的关帝崇拜也起到了积极且影响深远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国演义》对关公形象集大成地细致刻画，使得关公的英雄故事、人格魅力更加丰富饱满，更符合百姓心目中忠义、神勇的关公形象，《三国演义》成为民众了解关公故事、启蒙关公文化、传承关公精神的重要窗口。
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在家乡时诛杀恶霸的行侠仗义，在涿郡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的忠心义气，被困曹营时对刘备的忠贞不二、挂印封金的坚定不移，过关斩将时的英勇气概，华容道义释曹操时的知恩图报，单刀赴会时的忠不顾死、义不负心，刮骨疗毒时的言笑自如、神威盖世，北伐襄樊、威震华夏时的文韬武略、运筹帷幄，都在华夏儿女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关公成为华人社会立身处世的道德偶像和英雄榜样。
清代学者王侃在《江州笔谈》中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关公）者，演义之功也。”
二、《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语言风格，使得《三国演义》的关公英雄形象，更加立体，更接地气，《三国演义》一经问世，关公英雄故事也随之风靡神州大地，成为百姓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创业经营、立身处世的教科书。
尤其对于“失学国民”来说，“《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到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追求一种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胡适语）
《三国演义》将历史人物传记进行了通俗化艺术加工，使得三国时期成为最深入民间的历史时期，不论是三国戏曲、评书、快板等通俗文化，还是地方习俗、地名景观、三国遗址等，甚至时下流行的影视、漫画、电子游戏等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关公形象作为《三国演义》中最耀眼的名将，活跃在民间文化的各个舞台。
三、《三国演义》立足于儒家文化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以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为主线，尤其儒家思想的“忠义观”透过关公人物形象、英雄故事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为全社会成员传递忠义爱国，志兴汉室，精诚团结，矢志如一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教化效果。
如明代学者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所言：“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
关公作为忠义精神的完美化身，以及儒家思想的道德践行者，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道德精神文化内涵，为关公被尊崇为武圣人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文基础、民意基础，关公忠义千秋的武圣人形象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与发酵，日益在民众心中扎下了根，受到全球华人社会的敬仰和崇拜。
学者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公）、张（飞）、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三国演义》作为关帝崇拜的重要推动者和传播载体，为传播、弘扬关公忠义精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