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三國演義》無疑是對華人社會乃至整個漢文化圈影響很大的一部作品。《三國演義》洋洋70萬言，粉墨登場的曆史人物一千三百餘人，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劉備、關公、張飛、趙雲、諸葛亮、曹操、孫權、呂布、周瑜、馬超等，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著名武俠小說宗師金庸對《三國演義》非常推崇，贊揚說：“顯然，就文學而論，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國後世的小說家都從其中吸取了營養。”“《三國演義》的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它的文學價值。”
《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對民間社會的關帝崇拜也起到了積極且影響深遠的推動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三國演義》對關公形象集大成地細緻刻畫，使得關公的英雄故事、人格魅力更加豐富飽滿，更符合百姓心目中忠義、神勇的關公形象，《三國演義》成為群眾了解關公故事、啟蒙關公文化、傳承關公精神的重要視窗。
在《三國演義》中，關公在家鄉時誅殺惡霸的行俠仗義，在涿郡時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的忠心義氣，被困曹營時對劉備的忠貞不二、挂印封金的堅定不移，過關斬将時的英勇氣概，華容道義釋曹操時的知恩圖報，單刀赴會時的忠不顧死、義不負心，刮骨療毒時的言笑自如、神威蓋世，北伐襄樊、威震華夏時的文韬武略、運籌帷幄，都在華夏兒女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關公成為華人社會立身處世的道德偶像和英雄榜樣。
清代學者王侃在《江州筆談》中說:“《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孺，今天下無不知關忠義（關公）者，演義之功也。”
二、《三國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的語言風格，使得《三國演義》的關公英雄形象，更加立體，更接地氣，《三國演義》一經問世，關公英雄故事也随之風靡神州大地，成為百姓日常生活、學習工作、創業經營、立身處世的教科書。
尤其對于“失學國民”來說，“《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曆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裡得到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裡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裡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隻追求一種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胡适語）
《三國演義》将曆史人物傳記進行了通俗化藝術加工，使得三國時期成為最深入民間的曆史時期，不論是三國戲曲、評書、快闆等通俗文化，還是地方習俗、地名景觀、三國遺址等，甚至時下流行的影視、漫畫、電子遊戲等都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關公形象作為《三國演義》中最耀眼的名将，活躍在民間文化的各個舞台。
三、《三國演義》立足于儒家文化的傳統道德觀、價值觀，以儒家仁、義、禮、智、信思想為主線，尤其儒家思想的“忠義觀”透過關公人物形象、英雄故事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展現，為全社會成員傳遞忠義愛國，志興漢室，精誠團結，矢志如一的社會道德價值取向，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教化效果。
如明代學者張尚德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所言：“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谀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
關公作為忠義精神的完美化身，以及儒家思想的道德踐行者，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道德精神文化内涵，為關公被尊崇為武聖人奠定了思想基礎、人文基礎、民意基礎，關公忠義千秋的武聖人形象随着《三國演義》的傳播與發酵，日益在群眾心中紮下了根，受到全球華人社會的敬仰和崇拜。
學者顧家相在《五餘讀書廛随筆》中評論說：“蓋自《三國演義》盛行，又複演為戲劇，而婦人孺子，牧豎販夫，無不知曹操之為奸，關（公）、張（飛）、孔明之為忠，其潛移默化之功，關系世道人心，實非淺鮮。”
《三國演義》作為關帝崇拜的重要推動者和傳播載體，為傳播、弘揚關公忠義精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刊載于《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