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首次见证大国战争的爆发，或者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俄、乌之战的爆发，让远在万里之外的大陆网友兴奋不已，甚至出现了谁对谁错、谁正义谁邪恶、谁施暴谁受害的激烈争论。
如果真的存在此类疑惑，那证明咱们还是比较“纯真”；要搞清楚其中是非曲直，其实不需要看专业的战略分析，中国历史就是现成的百科全书。但凡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近3000年前就屡见不鲜。很难界定所谓的正义、邪恶，在国家利益、政权存亡面前，这些概念不值一提；经过了近3000年的发展，在基本的政治逻辑领域，人类社会其实没啥新花样。
如今的欧洲大小国林立，3000年前的大陆也有类似场面。
周王朝建立后，在各地分封诸侯，虽然大家名义上都是周天子的臣子，但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现实利益的碰撞，诸侯国之间的对立、冲突逐渐成为常态。随着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的信誉、实力一落千丈，历史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一方诸侯逐渐成了实际上的“国”，虽然文明体系相同，但利益诉求却都以“小我”为中心。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家族传的代数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会日渐淡薄，甚至会为了蝇头小利打得头破血流、反目成仇，何况诸侯国层面的巨大利益为筹码？
在这个过程中，诸侯之间的实力出现了消长。当时逐渐冒头、实力最强的是哪些？
根据《左传》的说法，周王朝旗下的诸侯国数量多达170个，但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即有名在录的130多个；这里面，大多数出自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旧、儿女亲家，姓“姬”的就多达50多个。
封得最早、地盘较大、地段最好（水土丰饶、适合耕种的中原黄河流域）的，主要包括卫——原殷都王畿，封给周文王的小儿子康叔；宋——商丘地区，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鲁——周公旦的长子伯禽；齐——鲁地之北，姜太公之子。
以上是最早一波核心诸侯国，至于晋、邢、蔡、申这些姬姓诸侯，都排在后面。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之弟姬友被封到郑地。由于是自己人，地段相当于“CBD”——王室所在地镐京附近；几十年后，迁移到东虢国和郐之间，号称新郑。这里位于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周边没有大国，地缘位置安全，典型的黄金地带。
但这些起点最高、根正苗红的诸侯，大多却未能跻身一线；相反，那些起初被安排在“穷山恶水”之地、一度贫弱不堪的，如秦、晋、楚，则成了当之无愧的列强。
为啥会出现这种反差情况？跟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宋、鲁、郑、卫、齐等国，由于地处华夏文明发源核心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极易发展农业、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同时，由于继承了商、周王室的正统，文化较为兴盛。两者结合就浓缩为一点：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对现状的高度满意，导致各阶层的进取心相对就薄弱了很多。
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除了海滨的齐国之外，宋、鲁、郑、卫等都处于中原腹地，被其他诸侯国所包围，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姬姓诸侯。他们若要扩张，就会面对双重难题：一是舆论压力太大，不好对自己人动手；二是身处四战之地、施展不开——往一个方向发力，会被其他人从侧面、后方趁虚而入；四面出击，实力上显然不可能匹配。
反之，晋、楚、秦为何发展迅速，也就不难理解。
首先，这些诸侯地段偏远，与狄夷、南蛮杂处，本身就肩负着替周王室拓边的任务。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压力下，他们的斗志普遍旺盛；与狄夷杂居，自然也会接触些相对落后文化中的野性气质。
其次，相对于宋、鲁、郑等中原诸侯国，晋、楚、秦的“邻居”生产力落后、组织松散、且“非我族类”，吞并的难度低，还没啥心理压力。
于是，这些后起的诸侯国，虽然带着些许“文化后进”的印记，但却相当具有开拓精神，他们不是在战斗、就是在战斗的路上。
比如晋国，起初“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在与狄戎战斗中发展壮大，一度礼仪意识淡薄、野心勃勃。曲沃代翼事件，曲沃武公鸠占鹊巢，成为晋君；随后的晋国热衷于开疆拓土。直到曾常年逃亡在外，在齐、宋、郑等国游历丰富的晋文公即位后，才改变扩张架势，变身为周王室的保护者，与南方楚国抗衡；
“我蛮夷也”，则是楚国人“破罐子破摔”、积极进取的真实写照，它与秦国就无须赘述了。
春秋时期，秦国还在西陲与西戎缠斗，优势得天独厚的齐国逐渐败落，晋、楚成了当之无愧的历史主角。据统计，楚国一共吞并诸侯国42个，而晋献公时期崛起的晋国则“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二者几乎吃掉了一大半诸侯国。随着双方扩张步伐的迈进，最终在中原发生碰撞，城濮之战，拉开了“晋楚争霸”的时代序幕。
但在那个时代，最饱受战火摧残的，并不是晋楚两国。而是夹在它们之间的中原诸侯，即上文提到的宋、郑、卫、鲁等国。
它们地处要冲，是晋、楚、齐等大国接触的必经之地；但列强都不想吞并这几个诸侯，毕竟巨头们互相间并不愿意接壤。
于是，在心照不宣之下，对于晋、楚而言，宋、郑、卫、鲁等诸侯国具备两大价值：战场提供者，身后的跟班。
近百年间，晋、楚两国爆发了大大小小近百场战争，但流程却很简单：
某个小国依附晋，威胁了楚的安全；于是楚带着一堆附属国前去攻打该小国，晋国则带着另一群跟班前去救援，双方爆发大战；
如果晋输了，这个小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转投楚的怀抱。随后晋国重整旗鼓，拿这个小国开刀，楚前来救援，双方再度开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晋楚争霸期间，郑、宋两国参战频率最高，都超过了50次。由于时常被当成主战场，他们所受的摧残也最恐怖。比如在公元前595年，宋国杀掉了故意擅自过境的楚国使者，招致对方大军兵临城下。敌我力量悬殊，宋国的背后大哥——晋国却没有出手相救，宋国都城被围攻9个月，城内粮草断绝，“易子而食，折骸以炊”，最终被迫求和才逃过一劫。
在这种格局下，这些诸侯国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求生”，他们无不想尽办法在列强间虚与委蛇、左右逢源，由此还诞生了郑子产这样精于利用各国矛盾、玩弄实力制衡的外交高手。
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发现上述情况似曾相识。
欧洲大陆的两大头号玩家：北约的实际领导者美、英，崛起于西边的英伦三岛；俄罗斯地处东边，远离欧洲核心地带。在近代之前，这里都是标准的贫瘠苦寒之地，远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欧洲大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最强大、彪悍的力量；
波兰、乌克兰，则处于欧洲两极之间，他们历来是东西双方角力的主战场。两大势力都不想直接与对方接壤，客观上需要中间的波、乌为缓冲，势必不会坐视其被对方灭亡；但这种“帮助”，却使当事者成了无法自主、被大国裹挟的肉盾，不得不在两方的巨大压力下寻求生存之道。
因此，如今乌克兰的遭遇，本质上很难说个对错：列强M咄咄逼人，中间的小国W放弃平衡、试图投怀送抱，不惜触碰列强E的战略底线；在E看来，先下手为强、保住缓冲带，关系到本国的生死存亡，于是动手。
M会真的为了W与E大打出手吗？这要看自身利益、敌我力量对比而定，如上文所提，晋国曾以保护卫国为由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国，但也会坐视宋国山穷水尽、“易子而食”。W作为筹码，怎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玩家身上？
幸运的是，春秋战国被秦始皇终结；至于目前的欧洲，内部分裂、外有黑手，前路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