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輝玉映 薪火相傳——湯用彤對馮契的學術影響

　 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契（1915—1995）繼承湯用彤對“言意之辨”的研究，進行“轉識成智”的理論探索，建立起獨樹一幟的智慧學體系，進而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原創性的哲學家。馮契在與湯用彤的交流互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并貫穿于馮契哲學思想生發的全過程，成為他治學的源頭活水。

　　談學論道 知行合一

　　馮契1935年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進清華哲學系，不久與好友于光遠及湯用彤長子湯一雄一起積極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抗戰全面爆發後，在徐特立的動員下，他沖破封鎖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之後，馮契轉戰于晉察冀、冀中等敵後根據地，直到1939年秋回西南聯大哲學系複學。

　　在聯大期間，馮契受到系主任湯用彤的親切關懷和春風化雨般的教誨，令其銘記終生。他陸續選修了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馮契在聯大地下黨上司的“群社”忙于組織學習革命理論和時政等事，時常缺課，但湯用彤教課總能吸引他認真學習，除生病外從不缺席。馮契暮年對這段美好歲月仍記憶猶新：

　　“他一個人能開設三大哲學傳統（中國、印度和西方）的課程，并且都是高品質的，學識如此淵博，真令人敬佩！……正如高屋建瓴，他講課時視野寬廣，從容不迫；資料翔實而又不煩瑣，理論上又能融會貫通，時而作中外哲學的比較，毫無痕迹；在層層深入的講解中，新穎的獨到見解自然而然地提出來了，并得到了論證。于是使你欣賞到理論的美，嘗到了思辨的樂趣。是以，聽他的課真是一種享受。”

　　皖南事變後，盛傳特務即将入校大搜捕。地下黨決定停止“群社”公開活動，并把許多骨幹疏散下鄉。馮契于是到昆明龍泉鎮北大文科研究所借住，正讀湯用彤研究所學生的王明為他安置了書桌和帆布床。由于哲學系學生已散去數人，湯用彤遂去慰留馮契，來到其住處悄悄地問：“哲學系有幾個學生不見了，你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麼？”馮契說：“不知道。”“不會是被捕了吧？”“沒聽說。”“你不會走吧？”馮契略微躊躇答道：“暫時不會走。”他歎了口氣，深情地盯着馮契說：“希望你能留下來！”簡約的談話令馮契印象深刻，恍然有悟：原來湯先生并不是不問政治的學者，而是“有所不為”的狷者（《論語·子路》）。在這嚴峻時刻他對進步同學如此愛護、真誠關心，使馮契備感親切。

　　1941年馮契考上聯大研究所學生，搬到郊區司家營的清華文科研究所。中共地下黨實行長期埋伏的方針後，馮契遂專心讀書。每有心得和疑問，他便迫切想找老師請教。通常他遇到西方哲學問題會去問金嶽霖，若遇到東方哲學問題則問湯用彤和馮友蘭。馮契回憶：“到馮先生家路稍遠些，湯先生家路最近，晚飯後在田間散步，一會兒就走到麥地村了。湯先生也歡迎我去談天，我提出問題，他總是有問必答，或者給我指點，叫我去查什麼書；我提出自己的見解，他總是耐心跟我讨論，使我感到無拘無束。是以每次去，我都覺得有所得。漸漸地，去的次數多了，交談的範圍擴大了，跟他家裡的人也都熟悉了。那時一介和他的妹妹都還小，在上國小和中學，家務是由師母一人承擔的。有時我去，湯先生去學校還沒回來（從城裡到家步行至少一個半小時），師母便跟我拉家常，訴說生活的清苦，關心湯先生的健康狀況……”那時聯大師生吃的是摻雜無數沙石的發黴大米，不小心就會崩斷牙齒，傷及腸胃，但湯用彤是安貧守道的智者，其超脫世俗的玄遠境界足以安身立命。

　　馮契和湯用彤有一次聊得興濃，不覺間天已全黑，湯夫人進門來說：“你們也不點個燈，黑洞洞的，談得那麼起勁。”湯用彤說：“我們談玄論道，在黑暗裡談更好。”馮契說：“我們在黑屋子裡抓黑貓。”兩人會心地哈哈大笑。他們興緻來時，暢聊到夜闌人靜，馮契踏着月色從田間小路歸來，真切體驗到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的仁智之樂。但他并不贊同哲學宗旨即“尋孔顔樂處”之說，而是認為哲學要面對現實，指導人生。馮契和湯用彤接觸久了，才知道他其實并非那麼“超脫”，他關心國事，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馮契在他面前可以毫不掩飾地批評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他也會問馮契延安和抗戰前線的情況，得知敵後根據地軍民艱苦奮鬥、打擊日寇的英勇事迹時，他便“哊哊”地稱贊不絕。

　　湯用彤雖“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但在聯大哲學系大會上，他和金嶽霖都痛斥以學問作為進身之階的文人。湯用彤主張學術和政治應保持一定距離，多次對馮契說：“一種哲學被統治者賞識了，可以風行一時，可就沒有學術價值了。還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貢獻，對後人有影響。至少看中國史，曆代都是如此。”此話系針對當時趨炎附勢的文人而言，馮契雖然認可，但也以為：“湯先生未免消極了一點。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湯先生有點像老子。”馮契主張，此外還有另一條路，即到群眾中間去，把握時代脈搏，知行合一地改造社會。

　　求索智慧 薪火相傳

　　馮契向湯用彤談得最多的是讀書遇到的問題，這時他想系統鑽研各種哲學名著，但覺難度太大：文獻浩如煙海，哲學大家皆一流天才，隻有刻苦鑽研才能把握其深刻思想，但又易沉迷于其魅力難以出來，故“能入”難，“能出”更難。當馮契提起這種顧慮，湯用彤說：“慢慢來，你行的！”在學大乘空宗著作時，湯用彤指點馮契看三論、《大般若經》，并重讀《肇論》。他擅長啟發式教學，問馮契有什麼體會，馮答：“僧肇把般若經的精華都概括出來了。”湯用彤說：“中國人天分高，印度人說那麼多，也就是《肇論》那麼些思想。”馮契由此對如何“能入能出”的問題忽發感悟：“僧肇就是一個能入又能出的典型。湯先生治哲學史，既注意全面把握資料，進行嚴密的考證，又注意融會貫通，揭示其發展的線索。是以他的著作也正是能入又能出的典型。”

　　此間，馮契重點就魏晉玄學和中國佛學跟湯用彤展開深入探讨。湯用彤率先提出玄學是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有無、本末”之辨來概括魏晉時期的哲學論争，由此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變，進而揭示出發展的線索。對此馮契向湯用彤彙報了心得：“這種從把握主要論争來揭示思想的沖突發展的方法，實質上就是運用辯證法來治哲學史，這不僅對魏晉玄學，而且對整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從王弼‘貴無’到向、郭‘崇有’，再到僧肇‘非有非無’，是玄學發展的主線，同時在佛學般若學中，由道安（本無）、支遁（即色）到僧肇，也經曆了類似過程。這一個理論線索，顯得幹淨利落，對學者很有說服力，并能給人以思辨的美感。”上述讨論奠定了馮契選擇以“智慧”為主題寫研究所學生論文的基本思路。

　　1946年馮契到上海工作後，面見湯用彤的機會雖少，但每次到北京總抽時間去拜望，湯用彤依然一如既往地關心馮契的哲學研究。新中國成立後，馮契驚奇地發現湯用彤已全無“狷者”氣息，談起祖國前途和社會事業，意氣風發，信心十足，對行政事務也态度積極。1957年，馮契又赴京看望恩師，說正在探索中國哲學的發展邏輯，但頗感有局限，不可能像湯先生會通世界三大哲學系統來進行比較研究。湯用彤還用那句老話勉勵他：“慢慢來，你行的！”他回答：“等我寫出來，請湯先生提意見。”沒承想待其曆經艱辛把《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著成時，恩師卻墓木已拱。

　　馮契在湯用彤百年誕辰之際撰文《憶在昆明從湯先生受教的日子》獻給恩師，其中講“智慧說”的形成時說：

　　“回顧這個‘起點’，便使我想起在清華文科研究所讀書的情況，對當時金先生和湯先生給我的親切教誨滿懷感激之情。兩位老師治學各具特色：金先生重視對理論作邏輯分析，通過示範給我嚴格的思維訓練，要求我提出的每個論點都經過嚴密論證；湯先生注意依據翔實的資料來獲得貫通的理論，善于啟發，鼓勵我自由思考，去探求那玄遠的哲理境界。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我在司家營期間能同時得到兩位老師的指導，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一點嚴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習慣，這真是難得的機遇。”

　　該文所述師生親厚無間的談學論道、薪傳火續的愛智求實，是一段建構學術共同體的佳話，常令後學羨慕不已。童世駿教授評論：“把這篇文章與《湯一介集》中的許多文章放在一起讀，包括與有關湯一介先生和樂黛雲老師共同生活的文章和訪談放在一起讀，一個卓越的學術共同體的成員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學術能力是如何訓練的，學術傳統是如何承續的，學術交往是如何實踐的，學術邊界是如何超越的，等等，我們可以由此而有許多了解。”

　　筆者對湯、馮諸先生道德文章之景仰，源于自幼所受家教。1956年，家嚴入華東師範大學讀研究所學生，導師為陳旭麓先生，陳先生特邀其知友馮契教家嚴哲學課程。馮先生是湯用彤的得意門生，也是湯一介師最為賞契的當代哲人，湯師言其走上哲學研究道路的原因之一是受馮契智慧說的影響。由是因緣，我早慕前賢，1996年負笈北大，侍學湯門18載，這在60年前似已注定。筆者協助湯一介先生，根據馮契聽湯用彤聯大課程的筆錄，整理出一份《魏晉玄學聽課筆記》，收入《湯用彤全集》卷四。馮契聽課筆記豐富了湯著《魏晉玄學論稿》的内容，是一份珍貴的思想史料。由此對照馮契相關回憶和論著探隐溯源，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其“智慧說”的來源和旨歸。

　　（作者機關：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