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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最後一個人”與他的世界

作者:原鄉書院
李敬澤:“最後一個人”與他的世界

1

那一天,哥德爾和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裡遛彎兒。

哥德爾說:想想看,一個女人,在一個瓶子裡。

愛因斯坦有點心不在焉,他常常不在此處,但哥德爾的話顯然讓他回來了:哦,誰把她裝到瓶子裡去了?

哥德爾站住,故作驚訝地看着智者:上帝啊,還能有誰?

愛因斯坦搖了搖頭:上帝不開玩笑,可是親愛的哥德爾,你喜歡和上帝開玩笑。

哥德爾嚴肅地說:想想看,那個瓶子裡的女人,她會把你和我,把普林斯頓、美國,把整個宇宙都喝下去,就像一口氣幹掉一瓶啤酒。

愛因斯坦注視着哥德爾灰藍色的眼睛:哥德爾,我在想,你究竟是敬畏上帝還是害怕女人。然後呢?瓶子在哪兒?掉到了地毯上?

2

我不記得在哪兒讀到的了,在愛因斯坦晚年,他和哥德爾成為密友,兩個老頭兒每天結伴散步。

人們一定很想知道他們談些什麼。

如果他們談到了瓶子、女人、上帝、宇宙、時空的卷曲和流轉,我不會感到意外。

哥德爾肯定會喜歡那篇題為《瓶裝女人》的小說。我想,愛因斯坦可能也會喜歡。

是以,某一天早晨,李宏偉出現在普林斯頓校園裡,打擾了那莊嚴的散步。

我們看見一個黝黑瓷實的東方漢子跟在兩個白發淩亂的白老頭兒後邊,此人剛自布達拉宮飛來,高原熱烈的陽光為他塗了一層釉,本來就黑,現在黑亮,按照神秘的中國說法,他是包了漿了,是時間和陽光和油脂和酒和詩和哲學共同作用下的光。這個人,他過于熱愛生活,以至于生活滿足不了他。——這句話不是我的發明,我好像是在一本讨論聖奧古斯丁的書裡看到的。李宏偉當然既不聖也不奧古斯丁,奧古斯丁年輕時是個酒徒,李宏偉現在就是個狂飙突進的酒徒,但你不能反過來說酒徒都是奧古斯丁。但有一點他和奧古斯丁是一樣的,酒滿足不了他,他學哲學,他當編輯,他寫詩,他寫小說。

3

李宏偉的《雨果的迷宮》收錄了五個短篇小說。為了把《雨果的迷宮》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本想重讀一遍他的長篇小說《國王與抒情詩》,但是,這本書留在辦公室的書櫃裡,這個春節,所有的人被瘟疫封閉在家裡,你躍出戰壕,戴着口罩,穿過危險的開闊地帶,隻是為了取回一本書?

好吧,我翻開《雨果的迷宮》,讀了第一篇《瓶裝女人》。忽然想到,哥德爾會喜歡這個,這種詭谲的、自我吞噬的空間想象。然後我發現,他還會喜歡接下來的幾篇,比如《冰淇淋皇帝》《雨果的迷宮》《沙鲸》。這些小說都有一個哥德爾式的裝置,空間的嵌套、卷曲,感覺和意識的自反與作亂。

談論哥德爾不是我擅長的事情,我無意在此描述和分析李宏偉的時空構造。我比較有把握的是,所有這些故事裡都包含着某種超越性沖動——這是人超出了他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他的“活着”、他的意識的慣性,人不再是那個困于此時此地、以此時此地此世界為标準為本質的人,人得相信,他的本質——如果有的話——隻有在一個向遠方、向彼岸的向度裡才得以顯現。

在這本書中,這種超越有時是内在的,被内在的視覺所感覺,意識内部被蓦然照亮,比如題為《雨果的迷宮》的那一篇裡,當那個名叫雨果的女子登上公共汽車,空間與時間的抽象與表意就在一個内在視角中展開,仿如自我意識的戲劇。但有時,超越完全是外在的,比如《冰淇淋皇帝》裡,我們忽然在最後看見了一個套盒式的更大空間的存在,但這完全沒有進入人物的意識,人物如蝼蟻,作者和讀者如俯視蝼蟻的人或俯視人的上帝;一定程度上,《瓶裝女人》也是如此。有時,超越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它同時在内面和外面被看見,比如《沙鲸》。

還有那篇《長久空缺的吻和她的兩次發作》,這在整本書中是一個有趣的特例,那個女人瑣碎、平庸和冷漠的生活,在小說的結尾迎來了一次綻放、爆閃,她一腳把她老公像皮球一樣踢了出去——那兄弟不是像皮球,在那一瞬間,他和它就是皮球,它在天空中蹦跳、飛翔,最後癟掉,就像是勃起和軟下去。

——這篇小說提醒我們注意,至少在這裡,所謂超越僅是一個虛拟的動作,它并未真的發生,它僅是一次短暫的膨脹,接着即是空無。小說的最後,一切都沒有改變,世界一如恒常,女人還是那個女人,男人還是那個男人。

或許我們可以據此檢視其他幾篇小說,另外那四篇中,《瓶裝女人》和《冰淇淋皇帝》某種程度上是“長久空缺的吻”的另外兩次“發作”,在一種外視的角度下,空間的脹縮确證了枯竭和空無。——這與其說是李宏偉所求證的,不如說是他所恐懼的,他面對着無名的、至大的、絕對的否定性——其實人類一直就面對着這個,然後,他和人類一起思考如何肯定自己,如何從瓶子裡、從冰淇淋裡跳出去,是以《雨果的迷宮》和《沙鲸》都預設了一個内視的、自我決定的“我”,這個“我”要跳,要真正的超越,這意味着不要落到原地,如果你僅僅是為了像個皮球一樣落下,那麼你其實完全沒有必要跳,現在,“我”期待落到一個不同的世界,成為不同的自己。

4

愛因斯坦之是以出現在這裡,不僅因為他和哥德爾是朋友,也不僅因為他開啟了關于時間和空間的某種現代想象。更因為,這個現代科學的神,他其實懷有一個前現代的信念。因為他是愛因斯坦,他不得不以李宏偉小說裡那種外視角度看待問題,他反對人以自我、個人為坐标,那是監獄,是現代人為自己建造的監獄,他認為那将導緻自我的枯竭,然後,他想,人一定要皈依到某種整體性中去,人一定要在某種不是他自己的東西中發現、擴充和創造他自己。

是以,李宏偉去見愛因斯坦的時候,很可能會帶上《國王與抒情詩》。我一直在回想這部小說的故事,這是一部關于詩人、世界、城邦的書,而李宏偉的想法似乎是猶豫暧昧的,他可能一開始想寫一個詩人的、現代詩人的“理想國”,盡管這個國度沒有多少生活和曆史的根基,但是他可以調集現代以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龐大的思想資源,他可以召集起浩浩蕩蕩的詩人的烏合之衆,其中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是自己的王并直接由此成為為世界立法的王。李宏偉可能真的這麼想過,但這部書寫着寫着,他漸漸沒那麼自信了,柏拉圖的正面和反面在争辯,好像是,寫到最後,詩人成為了國王,但他同時不再是詩人。人無法獨自面對世界,或者說,絕對的、獨自面對世界的個人其實也就不再擁有世界。

在《國王與抒情詩》中,人最終無法以自我為坐标,正如愛因斯坦無法想象人以自我為坐标。《國王與抒情詩》有時被認為是科幻小說,它當然不是,它可能更像哲學幻想小說,或者哲學空想小說,但是它的确分享着科幻小說中一脈根深蒂固的思想傳統,在這個傳統中,預設着超出人類日常經驗的外在性的更大視角,這個視角的降臨和介入,如斷然翻開底牌,把絕對的整體性或總體性問題亮了出來,它不再是一個理性選擇問題,它就是被現代性遮蔽的個人存在和人類生活的那個堅硬的、同時又是幽深空無的根基。

5

在唐弢獎評獎中曾讀過一篇論文:《“長老的二向箔”與馬克思的幽靈》,作者陳舒劼指出,幾乎所有的中國科幻小說,在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想象之外,關于未來社會形态的想象都是返祖的,當我們在技術上向前穿越時,我們同時向後回到了長老、元老院、帝國,回到了前現代的社會和政治形态。

——他看出了問題所在。但這其實不僅是中國科幻小說的問題,世界各國的科幻小說也大抵如此。星際戰争通常不會被想象為自由人聯合體之間的鬥争,或者說,在一種下意識的啟蒙話語中,人們其實無法自洽地論證自由人聯合體之間的戰争,必須把未來重新帶回叢林,回到城邦,回到帝國,回到人類生存競争的原初情境中去。

這并非簡單的社會和政治想象問題,科幻小說通常預設着某種外在的超越性危機,也就是說,我們忽然意識到有一雙眼睛在外面、在上面看着我們,而且,它還要介入、幹預我們的生活。這是一個超越性撒旦,它不僅使人類生活陷入整體性危機,而且正是在這種突然而來的整體性危機中,現代性的個人問題變成了“世界上最後一個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象世界上隻剩下最後一個人,那麼,這個人實際上已經完全失去了他的世界,他的意義和一棵草、一隻動物并無差別。他必須以此為原點,回到人類的曆史原點上去:在那裡,個人的意義完全系于部族、城邦乃至帝國的整體性存續。

是以,與其說科幻小說家們缺乏對未來社會形态的想象力,不如說,他們的文化功能就在于這種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他們和讀者分享着一種本能的前現代經驗和記憶。在這裡,古老的圖景在一種危機的、末世的想象和意識中被重新喚醒,在這個圖景中,個人被納入某種整體性坐标,當然也包含着可以料想的、整體性決斷所要求的個人犧牲。在一個想象的絕對危機中,這其中的疑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6

李宏偉,這個哲學碩士,這個詩人,他大概會把《國王和抒情詩》送給愛因斯坦。但是,我猜想,另一隻手,在背後,他拿着另一本書,題為《雨果的迷宮》,他在猶豫,他不能确定愛因斯坦會如何評價此書。

——這仍然不是科幻小說,他的幻想的調性更近于唐傳奇或《聊齋志異》。但是,李宏偉和蒲松齡沒有什麼共同的話題,我猜想,《雨果的迷宮》作為一個短篇小說集,大概是寫于《國王和抒情詩》之前,在此之前,李宏偉所焦慮的,是如何拯救那孤獨的、最後的一個人。

雨果、白潔、桑铎和楊溢,他們都處于一種意義的枯竭狀态。也就是說,他們都封閉于自身,而按照他或她自身的标準,他們無法為自己确立某種根基,無法說服自己,也無法說服作為讀者的我們。

——嚴格來說,他們無法構成故事或叙事,如果沒有一個超越性向度降臨,李宏偉大概無法,也無必要寫出這裡的每一篇小說。

然後,那個向度應召喚而來,人封閉于他自身,但忽然,在一種超越性想象中,一個空間敞開,他或許可以由此獲得他的世界、他的意義。

桑铎在另一重空間裡成為了一個塑造師——那據說是無邊的沙漠,在其中他必須塑造世界,然後這個世界才能連同他自己去推開下一扇門。而雨果在她的迷宮裡面對自己的重重影像,這位阿裡阿德涅的探險就是在此一時的自己和彼一時的自己中做出辨認、澄清和選擇。

這個空間照例空曠無人,除了“我”,自我的創世、自我的超越。這是絕對孤獨的創造,李宏偉在進行一個非同一般的實驗,就如同地球上最後一個人把自己想象為上帝。

但問題是這樣的創造是否可能,以及這樣的創造向哪裡輸出?無法輸出的創造就不是創造,至少在《沙鲸》中,桑铎意識到了他的難局,小說的最後,是一個絕對孤獨者向另一個絕對孤獨者的瘋狂而無效的輸出,如無聲的嘶喊。而底牌可能一開始就已在《瓶裝女人》裡揭開,所謂吞吐萬物,最終不過是落到了地毯上。

——這好像是在推演一個哲學上的難題。如果有上帝,上帝創世并且成功輸出了,這本身就是絕對的肯定。但即使在上帝身上,也依然有一個謝林式的難題,上帝在創世之前在幹什麼?或者說,那裡是否存在某種黑暗幽深的、否定性的根基?

好吧,這很繞口。我是說,對李宏偉這個詩人來說,一種個人的創世是可以想象的;麻煩的是,在這種想象中,哲學碩士李宏偉不得不面對一個更深的困境:這裡的每個人都不是上帝,他自身和他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如此庸常、屬于人世,比如愛的磨損和失去,比如作為權力與猛獸的父親,等等。那麼,當李宏偉想象另一種時空時,他是認為此時此地的問題不可能在此時此地獲得答案嗎?還是認為僅僅限于此時此地的答案在根本上注定空無,注定是否定性的?那麼,為了對抗空無和虛無,人需要一種超越性的更高的肯定,但在這本書中,限于、困于自我的内在性超越似乎最終都是失敗的,這是抒情詩式的失敗,悲壯、傷感。但同時,或許也暗示着某種反向的猜想——也許,确實存在某種更高、更具超越性的力量,那是外在于我們的,是一個門、一個出口、一個輸出與給予的行動,然後,人才能獲得他的世界,然後,他的肯定就在于他不再成為自己,正如桑铎在他所塑造的世界裡發現一種絕對的超越正在生成,那就是從遠方而來的沙的巨鲸,那是他創造的,但那是大于他而且将淹沒他的。

——我就是是以推斷,《雨果的迷宮》先于并且會走向《國王與抒情詩》。但李宏偉心中不是同時運作着某種哥德爾式的空間嗎?在這個多元空間裡,沒有什麼是單向的,無法标定出發之地和抵達之地,人會被自己塑造的沙鲸吞噬,但與此同時,沙鲸在人的體内遊弋。

7

然後,在這個二月,我看到哥德爾和愛因斯坦,他們相距一米,慢慢地走着。後邊一米,走着李宏偉,口罩遮住了他的臉。

2020年2月15日初稿

2月19日夜改

4月30日淩晨改定

李敬澤:“最後一個人”與他的世界

李敬澤,批評家,散文家。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評論集《緻理想讀者》《會議室與山丘》等,散文集《詠而歸》《青鳥故事集》《會飲記》等。2004年獲“華國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2016年獲“華國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獎”,2017年獲首屆"十月散文雙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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