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村戲》自2018年開始百城點映後，便引發了業内諸多讨論，5月15日，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下文簡稱上影集團）主辦了以“文學性與新時代藝術電影”為主題的《村戲》學術研讨會，本次研讨試圖從剖析藝術影片入手來探讨文學和電影之間的關系，為後期的創作給予寶貴的經驗和指導。
除了《村戲》導演鄭大聖和部分主創人員外，到會的專家學者包括上影集團黨委書記任仲倫、複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評論家毛時安、導演張建亞、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大象點映創始人吳飛躍等，與會專家圍繞《村戲》展開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導演鄭大聖
由上海集團出品，鄭大聖執導的《村戲》，被影迷評為“2017年華語最好電影”之一，豆瓣評分高達8.2。在第31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中，電影《村戲》獲得了包括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攝影和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四項提名，并獲得最佳攝影獎。影片講述了瘋子奎生戲劇怪誕的一生，故事發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即将啟動的背景下，村民們都想分了奎瘋子霸占的那“九畝半”土地，千方百計要把這個村子的“破壞分子”送走，而這個“破壞分子”曾因保護集體糧食而誤傷害死自己女兒，繼而成為“全村英雄”。
在專家學者發言之前，導演鄭大聖對電影和劇本做了簡單介紹，影片中純黑白部分是2015年冬天拍攝，用時32天，另外紅綠部分是2016年夏天等待花生發芽後，花費10天時間拍攝。《村戲》從創作到放映總共曆時三年，其劇本來自《賈大山小說精品集》中的前半部“夢莊生态”部分，脫胎于其中的《花生》、《村戲》和《老路》，花費一年半的時間去合并整合并并作出部分想像式延伸。
《村戲》是上海重要的文化成果
上影集團黨委書記任仲倫在緻辭中用“三個勝利”高度評價了《村戲》及其導演鄭大聖。《村戲》被一緻公認為2017年中國電影的“一次勝利”，導演多年始終堅持藝術精神，用心、用思考去創作，是以對于導演來說是個人的“一次勝利”，當然也是上海電影人的“一次勝利”。
導演張建亞用三個字總結喜愛電影的理由——深、新、精。“深”不單單指電影題材的挖掘程度，還有對人性的刻畫；“新”是指形态上的新，近兩年找不到可類比的電影；“精”是指設計的精心，制作的精良，攝錄美化服道的完整精緻。
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羅懷臻談起觀影後的感受，認為鄭大聖的《村戲》和謝晉導演的《芙蓉鎮》是一脈相承并且遞進的。《村戲》具有一種滲透性，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隔代之感，再過50年100年還會是這個時期中國電影的良知、風骨和責任，為曆史完成當代書寫的責任，是上影集團的收獲，也是當代電影界的收獲。
《村戲》劇照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在會上贊賞了導演把握劇本和故事的能力，電影中講述的是40年前的故事，如今看來卻依舊深有感觸，且獲得高評價，他認為就在于電影中描述的一段曆史，透過表面政治上的影響，以及利益的沖突等等，重點在于表現人性，挖掘人性最深處的東西，這些角度往往能夠引起共鳴，是以他認為這部電影有曆史沉重感，甚至有很多的批判性，但是最感動的還是對人性更為深入的刻畫。
複旦大學教授楊俊蕾從電影價值的角度入手，認為《村戲》以非常高水準的電影藝術作品反思中國的當代曆史，改變我們民族的健忘性；另外能夠思考農村，而且以他者的眼光思考農民。其中令其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奎生被綁走，小芬說出一句“他不是牲口”，因為農民作為中國農村的主體，長久以來是牛馬般的存在，更需要藝術的自省和反思，需要把他們作為真實的人和完整的人來表現。
不該用小衆電影定義
任何一個電影或導演，都渴望找到犀利進階的眼鏡，最好的幫助就是批與評。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作為認為《村戲》不能說是2017年最好的電影，但肯定是“2017年最重要的電影”，因為《村戲》至少接續了三種傳統——中國電影現實主義創作的傳統、中國鄉村題材影片的傳統、中國電影美學的傳統。目前影院電影大多是依附青春和顔值的電影，《村戲》作為2017年最重要的戲，不應該隻是成為電影界的清流，而要進一步召喚出中國電影新的期望和起點。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認為《村戲》的出現讓反思電影又重新進入觀衆視野，《村戲》是上海文化重要的成果，展現出上海文化海納百川的品性。《村戲》是一部有思想的電影，是一部文學的電影，更是一部藝術電影，導演将國家記憶轉化為和個人有關聯的民間文化記憶，以此作為電影中一個可以很好深思時代的入口。最後關于文化發展方面，毛時安提出三點，一是鼓勵藝術家解放思想，二是保護思想解放的積極性，三是幫助藝術家解決思想解放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作為一部作者風格明顯的電影，《村戲》在藝術表達上也引發了小小的争論。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厲震林對電影提出了建議，觀影過程中會有悶的感受，且有部分鏡頭用力過猛。“這個故事本身比較怪誕，能不能輕松一點，帶淚的笑可能反思力量更大，現在有點舉重若重的感覺。兩個小時講不了太長的故事和太深的道理，到底是關于政治，還是曆史，抑或是關于人心？如果表達得更加清楚，會讓我們思考的東西更深一些。”
針對厲震林的發言，另外一位上戲教授石川提出了不同意見，對于《村戲》是否用力過度或者形式感太強，是不能放在商業電影的序列中評價的，如果放在商業電影中看可能過于張揚。換一個角度，把《村戲》放在實驗電影、先鋒電影序列中衡量，則形式感、儀式感或者張揚的個性、視覺的沖擊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石川認為《村戲》的價值所在就是其先鋒實驗性，在當下商業大潮席卷，而藝術電影被邊緣化的大前提下，大聖導演的這部電影不僅是上海電影之光，甚至是中國百年電影史之光。
“《村戲》這個電影是中國電影中流砥柱的一部電影，證明上影集團後繼有人的作品，大聖扛起上影集團新生代的大旗”，這是上海大學教授劉海波對于電影的評價。影片中那段曆史難以表達，但是《村戲》找到切口——寓言化，整部電影是曆史的寓言化加人性的寓言化，将曆史荒誕性呈現出來。
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胡曉軍在會上表達了對小衆電影的看法，“關于《村戲》的宣傳題目就是小衆電影，我是反感的，如果好的電影看得少，市場不夠，确實文化藝術性很高，恰恰應該是大衆的，之是以被大衆忽略，不是大衆的問題，不能說是小衆電影，票房少也不能算是小衆電影。個人覺得把具有較高思想性、藝術性的電影叫做文學片比較合适。”
在業界學家專家學者讨論後，大象點映創始人吳飛躍介紹了《村戲》點映的情況。“目前為止《村戲》走過102座城市，上座率87%，不僅僅是200多場放映，實際上是200多場深刻的活動。”他和大聖導演一緻認為《村戲》是一部特别挑觀衆的影片，找尋的是對電影有要求的人，對現實處境有問号的人。是以《村戲》的宣傳和放映應該是長線的，讓口碑發酵，影響力逐漸擴散的過程，點映是圍繞各地的影評人、比較有影響力的媒體、資深的影迷、意見領袖等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