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向來講究“風水”，不管是建宅修墳都要請風水先生好好地看上一番，而那些宦官人家就更注重了。按照現代的看法，風水說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卻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信則有不信則無。但是在清代的時候，官場上都極為信奉風水，認為這關系到他們未來的前程和仕途之路。
官員平日裡待的最多的地方是衙門，是以，對于官衙的修建必定要先看風水。事實上，任何朝代的官衙在建造之初，都要請堪輿家“相地”，選擇吉地後，還得選擇吉日方能動工。一旦官衙建造完畢後，後任的官員往往都不會擅自改動原來的建築結構，認為這是觸犯“風水”大忌的。
不過，也有一種情況除外，那就是幾任官員都出現仕途不順或是其他不祥之事，那就會在官衙風水上找原因，要不拆了重建，要不就是進行大的改動。總之一句話，官衙的風水一定好。
清代十八個省，有的省富裕有的省貧瘠，如江浙、廣東等省都是富裕之省，官員們擠破腦袋都想往這些省份去。嘉慶年間，在廣東就出現了一樁怪事。
廣東學政是主管一省教育的最高長官，學政一職非進士出身不能勝任，又因為是涉及國家人才的根本，是以各省學政的人選往往都是皇帝欽定，有的是翰林院官，有的是六部侍郎等。按例，學政任職為三年，鄉試結束後開缺回京另有委任。
自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起，朝廷派往廣東的三任學政都出現了意外，第一任傅棠眼看任滿卻病死于官衙，第二任顧元熙也是任未滿而卒，而第三任朱階吉上任不到半年就亡故了。于是，廣東學政衙門“不吉”的說法不胫而走，人人自危，生怕攤上這個倒黴的差事。
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朱階吉的學政一缺由伍長華接任，他雖然沒有像前幾任那樣無故病死于任上，可是不到一個月，就被降級調為廣西右江道。連續四任廣東學政不是死就是降，難不成真是犯了風水的禁忌？
後來，廣東巡撫親自出馬，找了一位堪輿高手到學政衙門一看究竟，并最終找到了原因。原來和學政衙門相接的運司衙門（管理鹽務的機構）素來不順，後來請來一個道士“相衙”，道士在兩衙門中間靠近運司的地方豎了一個“天燈杆”，從此以後，運司衙門的官員仕途通暢，而學政衙門屢遭不測。當然這個說法沒有确切的證據，是清人的筆記所載。
清代官衙風水不好的還不僅僅是廣東學政，湖北巡撫衙門同樣也是如此。鹹豐年間，湖北巡撫連續十多任都不得善終。如龔裕、崇綸被革職，青麟因逃被殺，陶恩培戰死，胡林翼病死等。雖然湖北巡撫的都是事出有因，可是當時的人就認為這是風水出了問題。
後來，曾國荃出任湖北巡撫，曾國藩就寫信告訴他原來的巡撫衙門一定不能住，要重新找個地方辦公。其實曾國荃是一介武夫，根本不信這些，不過最終還是拗不過曾國藩，将巡撫衙門臨時遷到了貢院，果然，曾國荃在湖北巡撫任上頗為順利。
同樣還有一個關于風水的故事和曾國藩有關，也和安徽的一座小縣城祁門有關。徽州地區在明清兩朝是文化盛地，在科舉考試中成績斐然，祁門雖然人口不多，但一直以來進士、舉人連中不斷。可是到了乾隆年間，一位江西籍的縣令将縣城改建在山腳下，此後祁門縣一百多年沒考中一個舉人。
曾國藩駐軍祁門時，發現縣城的風水有問題，于是便想拆毀城牆，當地的士紳早覺得縣城的風水不好，隻是苦于官府不出面。在曾國藩的倡議下，祁門縣城又進行了一次大的改動。竣工後，曾國藩還寫了一首詩曰：“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水不歇。”還真奇了，此後祁門在下一屆鄉試中（1864年）竟然考中三個舉人，科舉之路再次暢通。
人都有趨兇避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科技還不發達的清代，很多事情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于是便歸結為某種神秘的力量，風水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們不能将風水完全定義為迷信，有時也有科學的合理性在裡面，或許這就是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一種展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