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古城上月如銀盤。
一提到大同這座城市，很多人往往聯想到我國古代一個流行詞——“天下大同”。這是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其标志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社會公平，民族和睦，天下為公。古往今來，這種理想始終鼓舞着無數志士仁人不懈追求。
在大同的城市史上，孝文帝改革就是個典型案例。
大同古稱平城、雲州、雲中等，它的曆史可追溯到10萬年前的許家窯文化時期。大同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與山西黃土高原的結合地，因盆地周邊有多處山口，形成天然關隘，成為古代遊牧民族進入中原的通道。
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他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裡介紹大同：“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疆之要害。”大同東邊連接配接上谷（河北），可以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南邊可以直達太原（并州、恒州），南下中原；西邊以黃河為界，向北則可以控制沙漠地區。是以，大同處于我國北部邊疆的要害，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往往成為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互相争奪的焦點地區。
東漢、魏晉時期，中原混戰，無暇也無力北顧，鮮卑族趁機占領大同盆地，把它作為進軍中原的跳闆和橋頭堡。鮮卑拓跋部本屬于東胡一支，世居大興安嶺附近，為了尋求更大的發展，來到呼倫貝爾大草原。
建興元年（313），鮮卑拓跋部建立政權，以盛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為北都，平城為南都；天興元年（398），拓跋珪稱帝，定國号為魏，史稱北魏，七月，把都城從盛樂正式遷到平城（即大同）。之後，拓跋珪及其後代利用平城獨特的戰略地位，征服高車、柔然、西燕以及鮮卑部的慕容部等周邊諸多遊牧部落；然後，又以平城為根據地，派大軍南下中原，占領了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基本統一北方。平城也成為我國北部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作為北魏都城長達96年。
但到了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位時，卻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把都城遷到中原地區的洛陽，這又是為什麼呢？
首先，平城位于山西北部，高山大河環繞，土地瘠薄，交通不便。孝文帝統治時，平城人口已近百萬，糧食和物資供應十分艱難；其次，平城位置過于靠北，不利于對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統治，也不利于北魏漢化政策的推行。
曆史上，我國北方遊牧民族始終把向南發展、乃至統治農耕文明地區作為自己的最高目标。南進的過程，一般都走了三步棋：第一步，實力不夠強大時，南侵犯塞，掠奪農耕地區的财物和人口；第二步，随着實力進一步強大，奪占和統治農耕地區的土地和人民；第三步，實力足夠強大時，推翻中原王朝，入主中原。
鮮卑拓跋部已經成功地走完了這三步棋，實作了入主中原的目标。但是，平城畢竟遠離農耕文明的核心區域，從長遠來講，既不利于就近吸取農耕文化的精華，又不利于對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持久統治。
除了以上諸多因素，平城還給孝文帝留下了一些苦澀的回憶。在孝文帝的身邊，有一位鐵腕女人——馮太皇太後。她并非孝文帝的親祖母，她曾逼迫孝文帝的父親退位，孝文帝寵妃林氏的死也與她有關。對于孝文帝而言，平城哺育了他，把他養大成人，但平城又是令他傷心的地方，這或許是外人無法了解的促成孝文帝遷都的一個重要因素。
太和十四年（490），馮太皇太後病逝，這年，孝文帝24歲。雖然馮太皇太後不在了，但她實際掌握北魏大權近30年，在鮮卑貴族中培植了強大的實力。作為外戚，馮氏家族仍然手握大權，盤根錯節，實際把握了北魏大權。孝文帝遷都，也有打算避開馮氏勢力範圍——平城，打造真正屬于自己的北魏政權新格局的意圖。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正式把北魏的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然後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主要内容是“漢化”，史稱“孝文帝改革”。改革力度之大，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不僅改變了鮮卑族的命運，還改變了大同這座城市的命運。
北魏曾經以大同和洛陽為中心，統治我國黃河中下遊及其以北地區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促進了這一區域飲食、服飾、風俗、宗教等文化的大交流。比如，北魏皇室崇信佛教，北魏統治時期，我國北方地區佛教廣為傳播，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佛教石窟。著名的佛教寺院如山西五台山寺廟群、嵩山少林寺，都始建于北魏；大同的雲岡石窟、洛陽的龍門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麥積山石窟，我國四大佛教石窟也都始鑿或興于北魏時期。
北魏定都大同長達百年，後來，契丹族建立的遼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又以大同為陪都長達數百年。建都大同的優勢很明顯：形勢險要，是進攻中原的前沿陣地，又背倚蒙古草原大後方，進可攻，退可守；但劣勢也很明顯，這裡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土地貧瘠，糧食和物資供應不足。
在孝文帝去世短短30多年之後（公元534年），北魏就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短命而亡。這就意味着，建都在農耕文明的腹地，遠離遊牧民族的大後方，必然失去遊牧民族的傳統和優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同用自己的成敗存亡為北京做了百年的實驗，為北京建都提供了樣闆。
對于遊牧民族來講，建都北京兼有大同和洛陽的雙重優勢，又避免了兩座城市的不足。首先，北京背倚遼闊的蒙古大草原和東北地區，有充足的回旋餘地；其次，北京位于華北大平原和北方地區的咽喉要道，交通十分便利；再者，通過大運河可以很友善地把中原和南方地區的糧食和物資運往北京，滿足都城的需求。是以，北京就成了金、元和清朝都城的不二選擇，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但無論如何，孝文帝出生在大同、生長在大同，他的改革思想也定型于大同，而孝文帝改革的目标也是為了天下大同。是以，在中國曆史上，大同一直就是一座俯視中原、胸懷天下，追求民族和諧、天下一家的城市，它的名字也必将為中華文明史永久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