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變遷，民國十一年（1922）夏天，容庚離别故鄉，來到國人心中的文化之城——北平。他由東莞會館開始，從求學到育人，從編輯到著書，一步一個腳印，直至1946年南歸故鄉，二十四年中既有人生的高光時刻，也有無奈之時。
在北平的二十四年中，容庚的生活與東莞會館息息相關，這從《容庚北平日記》中可見一斑。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字眼就是“老館”“新館”，要了解容先生在北平的生活，必須了解東莞會館。
1.容庚的幾次遷移
民國十一年（1922）夏，容氏兄弟初來北平，住宣武區上斜街東莞會館新館。八月容庚考入朝陽大學法律系，容肇祖考入北京大學。正準備入學，容庚經羅振玉介紹，北京大學教授馬衡認為容庚對金文的研究有獨到之處，有培養深造的前途，特破格錄為北京大學國學門院研究所學生。入學後容庚兄弟經濟困難，東莞明倫堂按正常資助每人每年100元（大洋），同時容庚在北京大學半工半讀，為北大書記（抄寫），每月工資8元（大洋，當時一般學員，每月生活費6元，基本夠用，書籍自行解決，後月工資增至30-50元）。當時北京大學宿舍尚不能全部滿足學生住宿需要。容庚兄弟與廣東同鄉在北大附近共同租屋居住，自行解決夥食及一切學習生活事宜，直至容庚兄弟畢業為止（1925年畢業）。容庚先生回憶：“餘始交君時，與弟僦居中老胡同，屋小如漁舟，每當嚴冬粟烈，熾一煤爐，火光熊熊，禦袷衣，怡然自樂。”（《生春紅室金石述記》）
容庚《金文編》手稿 記者 沈漢炎 攝
1927年9月，容庚移居槐樹街12号。
1929年8月，容庚移居燕東園24号。
1942年12月，容庚移居東莞會館新館。
1946年，南歸。
青年容庚 記者 沈漢炎 翻拍
2.容庚與東莞會館
容庚與東莞會館關系相當密切。初到北平，容庚便下榻東莞會館新館。入北大後，雖租住中老胡同，但由于參加“留京東莞學會”（其會址設在新館），故常與會館中鄉人往來。任教燕京大學後，多數是在星期六前後進城逛琉璃廠，再宿老館（主要是張子幹宅）或新館。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容庚就搬入上斜街東莞會館新館。
容庚在東莞會館交往的朋友，主要是在京讀書的東莞學生或在京工作的東莞人。據《日記》初步統計有約36人（親人除外），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留京東莞學會”的會員，尤以居住在東莞會館的會員和朝陽、北大的同學為主。如施少川、張沛枬（杞棚）、張培燊、祁少薪（詠樵）、翟宗心、王紹曾、翟瑞元、麥應昌（際可）、鄭鶴年、鐘敦耀、王榮佳（毓生）、倫慧珠等。1925年5月16日，認識張蔭麟後，交往頻繁。還有一些前輩，如倫明、陳恭甫、陳國榘（伯隽）、張子幹等。
1922年10月,留京東莞學會成立。學會主要以留京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及畢業生為主。學會以“聯絡感情,研究學術謀本邑文化之增進,社會之改良為目的”。會址設在上斜街東莞新館。時何作霖任會長， 羅瑤(時北京法政大學學生)任文牍員,容庚、容肇祖、倫慧珠(公立女子第一中學學生,寓東莞會館)任審查員。
東莞新館資料圖
1926年1月10日,留京東莞學會會員在東莞新館開會,因前屆委員長王榮佳畢業返粵,臨時公推羅瑤為主席,并改選羅瑤為下屆委員長,盧翊為編輯委員,羅瑤、容肇祖、容庚、徐光謙為編輯，當年6月出版《留京東莞學會年刊》。
1918年所編的《北京東莞學會會員錄》有“京内通信處”一欄,登記為寓“爛缦胡同東莞會館”者有6人,登記為寓“上斜街東莞新館”者有19人。到1926年編印的《會員錄》,登記為寓“爛缦胡同東莞會館”者僅有張仲銳(次溪)1人,其餘14人均登記為寓“上斜街東莞新館”。同在東莞會館長期居住的有與倫家“兩世通家之好”的張伯桢一家。
1935年5月1日，容庚在《頌齋吉金圖錄序》中說：“十一年五月，與弟肇祖同遊京師，讀書于北京大學國學門，喜與鄉人聽戲、打牌、看電影、上館子，每星期一二日為常。過此辄自責曰：‘汝來北京胡為乎。’未嘗不廢然而返。其友人有譽之為精于勤，有毀之于荒于嬉者，皆觀其片面而非真也。”
晚年容庚 記者 沈漢炎 翻拍
容庚初到北平時的生活，确實如此文所說，在會館的活動中記述頗多：
“盧翌、王榮佳、黎錫林來，擲升官圖。” （1925年1月24日）
“午施少川邀往新明戲院聽戲。”（1925年1月25日）
“晚往城南遊藝園，鐘太請聽戲，碧雲霞演《虹霓關》。” （1925年1月28日）
“早大雪，午後晴。邀施少川、陳宗圻，張、鐘、倫珠諸人往新明劇場聽戲，雪豔琴演《饅首庵》，七時回東莞新館。” （1925年1月29日）
“與施少川、鐘、蘇往真光電影場看《月光盜寶》” （1925年2月17日）
類似記述不辍于三十年代前的日記。正是容先生自責，悔過自新，自搬遷居至燕東園後，已基本絕迹記叙了。這時至太平洋戰争爆發前，東莞會館之于容庚先生有如一個驿站。容先生每逢星期六（或前後），都會進城，一來拜訪城内友人，一來逛琉璃廠。期間都去老館或新館住一晚。張子幹先生一家居住在東莞會館老館，倫明先生居住在東莞會館新館。每次進城，容庚多會擇期拜訪兩位先生，互相請益。1935年與倫明、張仲銳共同集資，合作編輯的《東莞袁崇煥督遼餞别圖詩》（《膚公雅奏》）就是一個絕好的弘揚鄉邦文化的舉動。
“三十年（1941）十二月，太平洋戰争起，燕大講學中辍，後複西遷成都，餘移居上斜街東莞新館，密迩琉璃廠，因得時過書畫肆之門，估人來者亦衆。室人責我，以為奢于購畫而吝于購米。不知取此易彼，雖有金錢為之媒介，餘固不名一錢。荏苒五年，箧衍轉充。問餘之富，将書畫以為對矣。”（《頌齋書畫小記·序》）逛廠甸，著文章，臨古畫是容庚移居會館後的生活寫照之一，間或亦有與友人小聚，也常去老館拜訪張子幹先生。
1946年春，容庚南歸廣東。容庚來不及收拾的書籍及資料，由會館董事長歸攏，直到1951年，由容先生家人分兩次将書籍和篆刻雜物運回廣東。
容庚上京的第一站，離京的最後一站，都是東莞會館。無論走到何處，故鄉永遠是容老的歸宿。
2006年，年羹堯古宅、位于北京上斜街的東莞新館外景
東莞會館的前世今生如何？
會館是“同籍貫或同行業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設立的機構,建有館所、供同鄉同行集會、寄寓之用。”《辭海》引用明人劉侗《帝京景物略》：“嘗考會館設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間。”據何炳棣考證，迄今所知最早的會館是建于明永樂年間的北京蕪湖會館。嘉靖、萬曆時期趨于興盛。清代北京會館的修建與活動一時達到鼎盛時期。
因為明清兩朝施行“科舉”制度,是以當時的學風極盛。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于永樂十三年(1415)恢複科舉考試,每年考試期間,成百上千的各地舉子紛紛來到京城。會館由此而生。這些會館,一般由在京官員捐資興建,或京官外放時将私宅捐獻改建而成,也有的鄉緣會館是由本籍有影響、有地位的人士如達官、新科貴人等牽頭籌資建造,并得到本籍地方官員和工商業者的資助。
會館使士人們來到陌生的城市,找到熟悉的鄉音，在鄉情的撫慰下安心于發憤苦讀，考取功名；得益于結交鄉黨,建構政治網絡。于是,會以其自身功能解決了離鄉趕考、等待選任的士人落腳居住問題,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要和共同娛樂的需要。
對于會館的建立者、倡建者來說，他們通過在重要城市尤其是在首都倡導立館、捐資建館、舍宅為館的具體行為,表達對家鄉的感恩和尊崇,表達對家鄉後學的鼓勵和支援,并利用會館的平台倡導國家認可的政治思想、文化追求,既得到了國家的認同,更成就了其自身的道義實作和價值追求。
曆史上,東莞先賢在北京宣武門外先後建了三所會館:一在南橫街珠巢街,一在爛缦胡同,一在上斜街。
1.南橫街珠巢街東莞會館
據張伯桢《明代張家玉先烈故居記》載,最早的東莞會館就在南橫街珠巢街(後改名珠朝街)15号。北起南橫東街,西止官菜園上街。始建年代不詳,2007年被拆除。
2007年的北京南橫街周邊胡同，最早的東莞會館就位于南橫街珠巢街15号 視覺中國圖
2.爛缦胡同東莞會館
南橫街珠巢街東莞會館“鄉人少其湫隘,謀更張之”。光緒元年(1875)由鄉人鄧蓉鏡經手,“以銀九百二十五兩得此址,庀工重修建為是館”。
1918年5月,康有為曾為爛缦胡同東莞會館書額曰:“莞園”。葉恭綽跋曰:“莞園為明末張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粵起義抗清,名垂曆史,鄉人與有榮焉!每過斯園,辄想慕風徽,肅然起敬!”
北京爛缦胡同今景 視覺中國圖
民國時期,會館中藏有張伯桢訪得之張家玉及袁崇煥的遺像各一幀。每逢春秋佳節,鄉人們總要依慣例前往袁崇煥墓谒拜，并遙拜張文烈公家玉。屆時必攜像懸挂于廣渠門内廣東舊義園之中。至張江裁(次溪)總理館務時,刊刻了《張文烈公遺集》及《袁督師遺集》,并為二公撰寫了傳文,以流芳百世。
1947年12月4日《東莞會館總登記表》：時有不動産館舍一所共53間。同鄉數58人。負責人及董事張仲銳(次溪)。辦事員(長班)胡永增。許可機關東莞明倫堂。
據北京市廣東會館管理委員會1953年12月調查,東莞會館有房49間，面積2.073畝。起止段落:北起廣安門内大街,南止南橫西街。與原南橫街珠巢街會館東西相鄰。
3.上斜街東莞新館
宣統二年(1910)秋,陳伯陶履都,與同仁議“謀添設邑新館,藉陳孝廉錫恭介紹,與楊東臯訂約”,出資“五千數百金”購得清年羹堯故宅,以改建東莞新館。“前臨上斜街與番禺新館接壤,後通金井胡同,與四川會館毗連。聞諸父老,年大将軍故後,輾轉歸諸蜀人。自某君返蜀後,東洋人賃之居,即曩日東文學堂之舊校地也。”
宣統三年(1911)春,“複籌數千金築前院,八閱月工竣”。時正值辛亥昌義舉,鄉人紛紛南下避亂。當時會館負責人為尹慶舉,“尹氏亦避兵旋裡”,會館事務遂由張伯桢代理。于是,張氏于1912年春加以修飾,前院遂落成。時陳高第(與張伯桢同為康門弟子)、李青等人宿于館内。是年五月,“陳吏部高第病殁于館”,繼是居者以為不吉利,遂于1914年三月“聘遂溪李青蔔吉改之”。複于1915年7月“添立式古堂于後院,為供奉邑先賢之所”。又手1918年5月“于前院添築一照牆,遂告苟完矣”。從動工到全部落成,前後用了九年時間。故張伯桢感慨地說:“世事等諸滄桑,舊交半屬墟墓,可勝言哉!”
館内有“息影廬”,康有為書額;“希古堂”,宋伯魯書額。新館落成,邑人撰寫楹聯。
陳伯陶撰希古堂聯:
服官記二十年前,把酒論文,舊夢勿忘燕地雪;
聚首在七千裡外,乘風破浪,壯懷應話虎門潮。
張其淦撰希古堂聯:
孤忠曾督薊遼師,問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軍,足顯山川聚靈秀;
偉烈猶思東莞伯,願後輩,風霜煉骨,茫茫新世界,好憑時勢造英雄。
尹慶舉撰東莞新館落成聯:
已費中人十家産;此為廣廈萬間心。
張伯桢撰東莞新館落成聯:
禺山莞水,鄰結兩家,花信問斜街,到此應思前世事
遼薊增城,烈傳千古,芳徽贻後代,可能還憶故鄉人。
1947年11月12日會館登記時,東莞新館有不動産宣外儲蓄營甲六号破平台5間,同鄉52人,負責人及董事為陳寶劍、倫繩叔,長班白文通。1948年,選舉倫明哲嗣繩叔為理事長,陳寶劍、鐘亮洲、吳如林、吳松林等四人為理事,負責管理館務。據北京市廣東會館管理委員會1953年12月調查,東莞新館有房90間,面積5.745畝。
上斜街東莞新館落成後,與爛缦胡同東莞會館同時并存,“各立門戶,分别居住”,分别管理。
會館，使得鄉人在陌生的城市裡有一片,哪怕是“一榻之屋”的私密空間和“一院之中”的鄉土人情。
主要參考文獻：《容庚北平日記》；羅志歡《倫明評傳》；易新農、夏和順《容庚傳》；白繼增、白傑《北京會館基礎資訊研究》
全媒體編輯/甯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