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家裡,充滿着真正的友誼氣氛,朋友們和同志們到這裡來,總是受到歡迎的。馬克思雖然自己手頭拮據,卻常常把經濟困難的朋友們或生病的戰友們留在家裡,照顧他們,同他們分享最後一塊面包。這些人往往一住就是幾個月,約翰·格奧爾格·埃卡留斯就是其中一例。琳蘅的姐姐瑪麗安也在他們家住了幾年。
這些年裡,馬克思家的常客是威廉·李蔔克内西。兩家的住處僅相隔幾條街。孩子們特别喜歡這位客人。他一點錢也沒有的時候,就在馬克思家吃飯,可是當馬克思的孩子們吃不上面包和牛奶時,他也支援他們。
在倫敦避難的共産主義者同盟的老戰友們,沒有一個是生活得寬裕的。不論是弗裡德裡希·列斯納、約翰·格奧爾格·埃卡留斯、卡爾·普芬德、格奧爾格·洛赫納,還是從1856年起重新同馬克思聯合的卡爾·沙佩爾,都在為自己的生活而艱苦奮鬥。但是他們都互相團結,并且都是馬克思家所歡迎的客人。在曼徹斯特以教課為生的威廉·沃爾弗,在利物浦經商的思斯特·德朗克,也同他們過去共事的《新茵報》總編輯保持着密切的友誼關系。
他們雖然都深深感到流亡的苦楚,卻并不垂頭喪氣,而是诙諧幽默,談笑風生。甚至他們有時候還興緻勃勃地開玩笑。威廉·李蔔克内西提到過五十年代末尾的這樣一次鬧劇。
他說:“一天傍晚,埃德加爾·鮑威爾(他在柏林時就和馬克思認識,後來雖然馬克思已經寫了《神聖家族》一書批評他,他還沒有同馬克思翻臉)從海格特的幽靜住地進城來,叫馬克思和我一起去進行一次喝酒旅行。不過,在牛津街與漢普斯泰特路之間,小酒店多得不得了。要遇到每個酒店都進去喝一點,哪怕隻是非常少的一點,也是很難辦到的。
然而我們大膽地出發了,而且順利地到達了托登漢姆科特路的盡頭。那裡的一個酒店裡傳出了響亮的歌聲。我們一打聽,知道這是慈善協會——遍布全英國的一種資助病人和免費辦理喪葬事宜的團體——的會員們正在舉行宴會。我們同幾個赴宴的人一起進門,這幾個人立即以英國人的殷勤好客态度,把我們這些外國人邀請到一間房子裡去。”
屋子裡很快就開始了大聲的熱烈争論,而且有人還伸出拳頭要打人,于是馬克思、李蔔克内西和鮑威爾不得不“随機應變地退卻,雖然有點尴尬”。
一到了街上,他們為了使怒氣稍稍平靜下來,就開始了長距離競走。可是又不行了。那時到底已是後半夜,他們的高聲叫嚷和花樣翻新的惡作劇。
“引起了一個警察的注意,他果斷迅速地發出一個信号給該地區的其他警察。他們的回号很快就響起來了。形勢非常危急。我們觀察了一下周圍地形,幸虧這地區是熟悉的。我們在前面沖,三四個警察在後面從遠處追來。馬克思動作靈活,這一點很出乎我的意料。這樣狂奔了幾分鐘以後,我們拐進了一條橫街,再穿過一個‘林蔭道’,警察看不到我們的影蹤了,我們就繞到了他們的後面,這時總算脫險了。他們沒有記下我們的相貌特征,無從找起,于是我們不再鬧下去,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當我于第二天早晨一不,那是中午一醒來時,我真高興,因為我在自己的房間裡,而不是跟‘神聖家族’的成員埃德加爾·鮑威爾,和未來的《資本論》作者馬克思一起蹲在倫敦的警察局裡。此後每逢想起那次夜間的曆險,我們總要笑起來。”
(格姆科夫《馬克思傳》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