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朱提銀·朱提文化，作為昭通人你知多少？

朱提山與朱提建置

朱提是昭通古時稱謂。朱提讀作“shú shí”(熟時)而非“zhū tí”(珠蹄)，是彜語地名音譯。近期有人提出讀作“tū shí”，也說是彜語音譯。但《康熙字典》、鄭孝胥主校《辭源》及曆次再版的《辭海》等均無注“tū shí”者。《康熙字典》“朱”字注音中有：“朱，……又《集韻》慵朱切，音殊。朱提，縣名，《前漢書·地理志》屬犍為郡。”民國4年(1915)初版《辭源》(鄭孝胥主校)有：“蘇林曰‘朱提，讀曰殊時’。(顔)師古注‘朱，音殊，提，上支反’。”《辭海》注音均為“shú shí”。蘇林為東漢末年學者，博學，通古今(東漢所稱“古”，當然時代更久遠)字詞;顔師古(581~645)為唐代人，其《漢書注》在曆史上具有權威性;《集韻》成書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康熙字典》引其注音，相當可信。因而上述3部辭書所引注音，應是具有權威性的。

“朱提”又是銀的代稱。“朱提銀”産于朱提山。朱提山包括今昭陽、魯甸、永善3縣區沿金沙江、牛欄江流向的山脈，主脈自大水井老垭口起，經老君山、水口坳、新營盤、緊風口、三道箐、大梁子、轎頂山、火幹梁子至永善五蓮峰。朱提縣設定之前，今昭通地域在夏、商朝時期屬“九州”(《禹貢》：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州)中的梁州境域;西周時期劃為“五服”(古代王畿外圍的地方，以500裡為率，視距離遠近分為五等，叫做“五服”，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中的“荒服”地，意即離京畿最遠的地方。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設朱提縣，縣名因境内朱提山而得名。轄境相當于今昭陽、魯甸、永善3縣區，治所在今昭陽區。同時設定的還有南廣(今鎮雄等地)、堂琅(亦作螳螂、堂狼，今巧家、會澤、東川)縣，均隸屬犍為郡。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設定朱提郡，統領朱提、堂琅、漢陽(今貴州威甯)、南昌(今貴州畢節)、南廣5縣，郡治所在朱提縣。南北朝南齊王朝(480~502)時期，分朱提郡為南、北、東3郡。初期，南朱提郡領朱提、堂琅、漢陽、南秦縣(《宋志》載，南秦本名南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北朱提郡領漢陽、義城縣(今彜良、大關、鹽津、水富、綏江一帶);延興三年(494)将南朱提郡分置出東朱提郡，統領漢陽、南秦縣。

隋代開皇四年(584)，朝廷在南中地區設州，将南廣郡改為協州，朱提郡改為恭州;大業三年(607)，又廢恭州，恢複朱提郡建制。大業五年(609)将朱提郡并入開邊縣(今宜賓、筠連一帶)。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複設恭州(今昭陽、魯甸、永善、會澤、東川等地)，屬益州總管府，并将原朱提縣改置為安上(今昭通)、唐興(今會澤、東川)2縣，州治所安上縣。6年後的武德七年，安上縣複名為朱提縣。武德八年(625)，恭州更名曲州。唐太宗貞觀四年(630)，以朱提、石門(今鹽津豆沙關)、開邊(今四川筠連、宜賓等地)3縣地設南通州，4年後的貞觀八年改名為賢州(年内又廢)，再次稱曲州。

朱提，從公元前135年設縣至公元630年改置南通州，其間雖有郡縣建制變化，但“朱提”之名未變，共存在760多年曆史。已知從蜀漢到唐朝貞觀年間(223~630)任朱提郡太守(犍為郡南部都尉)的有文齊、鄧方、李光、李豐、王化、雍約、李毅、李钊、董炳、楊術、費沉等人，其中文齊、李毅、李钊等為著名太守，文齊對滇東北乃至雲南水利建設、農業技術等貢獻卓著。

朱提銀的輝煌

漢代在朱提山開采銀礦，故稱“朱提銀”，成為漢代一種白銀的名稱，享有盛名，之後成為銀的代稱。1980年版《辭海》“朱提銀”條目稱：朱提銀“是漢代一種白銀名稱，産于雲南省昭通縣朱提山，後世稱銀為‘朱提’，即由此而來。朱提銀成色很好，作價比普通銀高”。當時一流(八兩)朱提銀值銅錢1580文，與其他産地銀相比，每流銀價高出580文。王莽新朝時期(9~24)發行的貨币中有“銀貨二品”，其一就是朱提銀，規定其價格為其他地區産銀的1.5倍。除用作貨币外，朱提銀還制作成銀器具用于實際生活中，如銀碗、銀筷子、銀酒杯之類，當然這要大戶人家才可能享用。明成化十九年(1483)，雲南課銀10.23萬餘兩，占全國銀課總數(18.3萬兩)的一半以上(55.9%)，魯甸樂馬廠(位于龍頭山，距縣城40千米)當時是全省最大的銀廠。清代乾隆七年(1742)産量居全省八大銀礦第二位;至嘉慶七年(1802)，産量居全國首位，年産銀150~200萬兩，屬采礦鼎盛時期。以老君山為中心的10平方千米範圍内，礦洞30多個，洞深幾百米至上千米，雲集10萬餘人開采。整個樂馬廠礦區大小礦洞滿山，冶煉大火爐48個，當地人将礦區概括為“九山兩岩兩塊地”，即大佛山、老君山、金鐘山、五台山、營盤山、黃礦山、照壁山、觀音山、青龍山，仙人岩、紅石岩，西瓜地、蘿蔔地。礦區爐火通紅，道路四通八達，縱橫數十裡。從礦區至縣城，一路檐燈高挂，晝夜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樂馬銀廠帶動了本地采銀業的發展，形成采銀盛況。方國瑜先生主編的《雲南地方史講義》提到昭通銀業時列舉了較多銀廠，如：魯甸樂馬銀廠(魯甸龍頭山為中心)，産量最高，品質最好;永善金沙銀廠，乾隆七年開采，年課銀5000餘兩;鎮雄銅廠坡銀廠，乾隆五十九年開采，年課銀1019兩;永善三道溝銀廠，乾隆四十三年開采。同時還提及了鎮雄長發洞、彜良小發路、大關半坡、巧家大水溝等銀廠，這些衆多銀廠，共同鑄就了朱提銀的輝煌。民國23~30年(1934~1941)，樂馬廠開采提煉銀礦19428千克，冶煉出銀鉛混合物1477千克，另提煉出純銀43.17千克。直到民國36年(1947)樂馬廠采礦方止。民國24年(1935)，朱提江(今稱灑漁河)畔皮匠地一于姓農人犁地時發現朱提銀塊一方，重2531克，上镌“建盉重五十斤”，“建盉”為東漢桓帝劉志年号“建和”，隻3年(147~149)，文字表明了銀塊熔鑄時代，價值重量。經分析，含銀量42%，其餘為錫等雜質，故稱為“銀錫白金”。此銀塊曾為張希魯收藏，後捐獻給昭通文物管理所。楊履乾、包鳴泉編輯的《昭通鄉土志略》載：“在昔昭城，商業繁盛，廠務發達，稱銀用秤，滇銅蜀鹽，車馬交并。”在注釋中稱：“昭在往時，商業繁盛，乾嘉年間，落(樂)馬廠、長發洞、金沙廠皆相繼大旺，出銀甚多。商于廠者，販一車米去，即以一車餅(未經精煉的銀餅)運回。”這是本地志乘對對朱提銀業的記載之一。也就是說，朱提銀的輝煌不僅隻是漢代，而是從漢代到民國上千年的曆史鑄就。

朱提文化及其傳承

“朱提”作為建置，在唐貞觀初年即已結束，而“朱提銀”之名，則一直沿襲。朱提銀的盛名在文學作品中亦常見吟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在《贈崔官立之》詩中有：“我有雙飲盞，其銀出朱提。”可見古時朱提銀在全國使用之廣。

朱提銀的輝煌也帶來朱提文化的昌盛。漢代和兩晉時期，人們把今烏蒙山、五蓮峰一帶的文化稱之為“朱提文化”，也有稱為“千頃池文化”的。其初期即是西漢時期，朱提文化的主要表現是農業生産技術有了較高水準，如果更追溯遠一點，則是杜宇由朱提到成都平原為蜀王，“教民務農”，說明朱提在遠古時期就有了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其标志性事件是犍為南部都尉(後稱朱提郡太守)文齊“穿龍池、溉稻田，造陂池，為民興利”，将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運用于朱提乃至整個南中地區，推動了南中(雲南)、朱提(昭通)經濟發展。為此，朝廷曾令在益州為其建祠紀念。1993年11月21日，昭通為紀念文齊鑿龍池1990周年，在大龍洞公園内用玻璃鋼仿銅塑3.3米高的文齊塑像(基座為水洗石鑲大理石)落成，各界人士200多人參加揭幕典禮(大龍洞承包經營後，塑像不知去向)。其次是工業技術的發展。最為突出的莫過于朱提銀、堂琅銅的開采、冶煉、制作。朱提銀成為當時全國通用貨币，銀器大量運用于日常生活;堂琅銅及銅器大量生産并銷往全國各地(各地出土文物可以證明)，以及銅器等展現出的文化品位(不僅實用而且具有觀賞價值、文化願景)，代表了朱提文化的鼎盛;同期，朱提地區人文較為發達，各少數民族雜居，“夷人大種曰昆(族)，小種曰叟(族)，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中)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朱提郡……其民好學，濱犍為，号多名士，為甯州冠冕。”(《華陽國志·南中志》)這說明在漢代朱提少數民族就具有較高文化;漢代湧現了孟琰、孟獲(二人官至将軍、禦史中丞)，魏晉有霍彪(一門四刺史)、孟孝琚碑(海内第一碑)以及大量的墓葬(梁堆)展現出的文化元素，表明朱提文化在漢代及西晉是形成及發展鼎盛期。隻是因為東晉末年的連年征戰、兼并豪奪，使“朱提腹地，蕩然兵荒”(《華陽國志·南中志》)，朱提文化開始衰退。

任何文化都可能衰退，但不可能中斷。朱提文化在隋唐時代，則由“烏蠻文化”所傳承，宋代以後，展現的是烏蒙文化，而到現在的昭通文學現象和昭通作家群，可以說都是對朱提文化的傳承，這是不可否認的曆史發展軌迹。

參考資料：

1.常璩《華陽國志》

2.方國瑜《雲南地方史講義》

3.《昭通地區志》

4.《魯甸縣志》

5.李正清《昭通回族文化史》

6.張希魯《西樓文選》

來源：昭通市地方志辦公室副調研員 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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