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朱提银·朱提文化，作为昭通人你知多少？

朱提山与朱提建置

朱提是昭通古时称谓。朱提读作“shú shí”(熟时)而非“zhū tí”(珠蹄)，是彝语地名音译。近期有人提出读作“tū shí”，也说是彝语音译。但《康熙字典》、郑孝胥主校《辞源》及历次再版的《辞海》等均无注“tū shí”者。《康熙字典》“朱”字注音中有：“朱，……又《集韵》慵朱切，音殊。朱提，县名，《前汉书·地理志》属犍为郡。”民国4年(1915)初版《辞源》(郑孝胥主校)有：“苏林曰‘朱提，读曰殊时’。(颜)师古注‘朱，音殊，提，上支反’。”《辞海》注音均为“shú shí”。苏林为东汉末年学者，博学，通古今(东汉所称“古”，当然时代更久远)字词;颜师古(581~645)为唐代人，其《汉书注》在历史上具有权威性;《集韵》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康熙字典》引其注音，相当可信。因而上述3部辞书所引注音，应是具有权威性的。

“朱提”又是银的代称。“朱提银”产于朱提山。朱提山包括今昭阳、鲁甸、永善3县区沿金沙江、牛栏江流向的山脉，主脉自大水井老垭口起，经老君山、水口坳、新营盘、紧风口、三道箐、大梁子、轿顶山、火干梁子至永善五莲峰。朱提县设置之前，今昭通地域在夏、商朝时期属“九州”(《禹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中的梁州境域;西周时期划为“五服”(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以500里为率，视距离远近分为五等，叫做“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中的“荒服”地，意即离京畿最远的地方。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设朱提县，县名因境内朱提山而得名。辖境相当于今昭阳、鲁甸、永善3县区，治所在今昭阳区。同时设置的还有南广(今镇雄等地)、堂琅(亦作螳螂、堂狼，今巧家、会泽、东川)县，均隶属犍为郡。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设置朱提郡，统领朱提、堂琅、汉阳(今贵州威宁)、南昌(今贵州毕节)、南广5县，郡治所在朱提县。南北朝南齐王朝(480~502)时期，分朱提郡为南、北、东3郡。初期，南朱提郡领朱提、堂琅、汉阳、南秦县(《宋志》载，南秦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北朱提郡领汉阳、义城县(今彝良、大关、盐津、水富、绥江一带);延兴三年(494)将南朱提郡分置出东朱提郡，统领汉阳、南秦县。

隋代开皇四年(584)，朝廷在南中地区设州，将南广郡改为协州，朱提郡改为恭州;大业三年(607)，又废恭州，恢复朱提郡建制。大业五年(609)将朱提郡并入开边县(今宜宾、筠连一带)。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复设恭州(今昭阳、鲁甸、永善、会泽、东川等地)，属益州总管府，并将原朱提县改置为安上(今昭通)、唐兴(今会泽、东川)2县，州治所安上县。6年后的武德七年，安上县复名为朱提县。武德八年(625)，恭州更名曲州。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以朱提、石门(今盐津豆沙关)、开边(今四川筠连、宜宾等地)3县地设南通州，4年后的贞观八年改名为贤州(年内又废)，再次称曲州。

朱提，从公元前135年设县至公元630年改置南通州，其间虽有郡县建制变化，但“朱提”之名未变，共存在760多年历史。已知从蜀汉到唐朝贞观年间(223~630)任朱提郡太守(犍为郡南部都尉)的有文齐、邓方、李光、李丰、王化、雍约、李毅、李钊、董炳、杨术、费沉等人，其中文齐、李毅、李钊等为著名太守，文齐对滇东北乃至云南水利建设、农业技术等贡献卓著。

朱提银的辉煌

汉代在朱提山开采银矿，故称“朱提银”，成为汉代一种白银的名称，享有盛名，之后成为银的代称。1980年版《辞海》“朱提银”条目称：朱提银“是汉代一种白银名称，产于云南省昭通县朱提山，后世称银为‘朱提’，即由此而来。朱提银成色很好，作价比普通银高”。当时一流(八两)朱提银值铜钱1580文，与其他产地银相比，每流银价高出580文。王莽新朝时期(9~24)发行的货币中有“银货二品”，其一就是朱提银，规定其价格为其他地区产银的1.5倍。除用作货币外，朱提银还制作成银器具用于实际生活中，如银碗、银筷子、银酒杯之类，当然这要大户人家才可能享用。明成化十九年(1483)，云南课银10.23万余两，占全国银课总数(18.3万两)的一半以上(55.9%)，鲁甸乐马厂(位于龙头山，距县城40千米)当时是全省最大的银厂。清代乾隆七年(1742)产量居全省八大银矿第二位;至嘉庆七年(1802)，产量居全国首位，年产银150~200万两，属采矿鼎盛时期。以老君山为中心的10平方千米范围内，矿洞30多个，洞深几百米至上千米，云集10万余人开采。整个乐马厂矿区大小矿洞满山，冶炼大火炉48个，当地人将矿区概括为“九山两岩两块地”，即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五台山、营盘山、黄矿山、照壁山、观音山、青龙山，仙人岩、红石岩，西瓜地、萝卜地。矿区炉火通红，道路四通八达，纵横数十里。从矿区至县城，一路檐灯高挂，昼夜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乐马银厂带动了本地采银业的发展，形成采银盛况。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地方史讲义》提到昭通银业时列举了较多银厂，如：鲁甸乐马银厂(鲁甸龙头山为中心)，产量最高，质量最好;永善金沙银厂，乾隆七年开采，年课银5000余两;镇雄铜厂坡银厂，乾隆五十九年开采，年课银1019两;永善三道沟银厂，乾隆四十三年开采。同时还提及了镇雄长发洞、彝良小发路、大关半坡、巧家大水沟等银厂，这些众多银厂，共同铸就了朱提银的辉煌。民国23~30年(1934~1941)，乐马厂开采提炼银矿19428千克，冶炼出银铅混合物1477千克，另提炼出纯银43.17千克。直到民国36年(1947)乐马厂采矿方止。民国24年(1935)，朱提江(今称洒渔河)畔皮匠地一于姓农人犁地时发现朱提银块一方，重2531克，上镌“建盉重五十斤”，“建盉”为东汉桓帝刘志年号“建和”，只3年(147~149)，文字表明了银块熔铸时代，价值重量。经分析，含银量42%，其余为锡等杂质，故称为“银锡白金”。此银块曾为张希鲁收藏，后捐献给昭通文物管理所。杨履乾、包鸣泉编辑的《昭通乡土志略》载：“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厂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并。”在注释中称：“昭在往时，商业繁盛，乾嘉年间，落(乐)马厂、长发洞、金沙厂皆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饼(未经精炼的银饼)运回。”这是本地志乘对对朱提银业的记载之一。也就是说，朱提银的辉煌不仅只是汉代，而是从汉代到民国上千年的历史铸就。

朱提文化及其传承

“朱提”作为建置，在唐贞观初年即已结束，而“朱提银”之名，则一直沿袭。朱提银的盛名在文学作品中亦常见吟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赠崔官立之》诗中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可见古时朱提银在全国使用之广。

朱提银的辉煌也带来朱提文化的昌盛。汉代和两晋时期，人们把今乌蒙山、五莲峰一带的文化称之为“朱提文化”，也有称为“千顷池文化”的。其初期即是西汉时期，朱提文化的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高水平，如果更追溯远一点，则是杜宇由朱提到成都平原为蜀王，“教民务农”，说明朱提在远古时期就有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其标志性事件是犍为南部都尉(后称朱提郡太守)文齐“穿龙池、溉稻田，造陂池，为民兴利”，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运用于朱提乃至整个南中地区，推动了南中(云南)、朱提(昭通)经济发展。为此，朝廷曾令在益州为其建祠纪念。1993年11月21日，昭通为纪念文齐凿龙池1990周年，在大龙洞公园内用玻璃钢仿铜塑3.3米高的文齐塑像(基座为水洗石镶大理石)落成，各界人士200多人参加揭幕典礼(大龙洞承包经营后，塑像不知去向)。其次是工业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朱提银、堂琅铜的开采、冶炼、制作。朱提银成为当时全国通用货币，银器大量运用于日常生活;堂琅铜及铜器大量生产并销往全国各地(各地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以及铜器等体现出的文化品位(不仅实用而且具有观赏价值、文化愿景)，代表了朱提文化的鼎盛;同期，朱提地区人文较为发达，各少数民族杂居，“夷人大种曰昆(族)，小种曰叟(族)，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中)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名士，为宁州冠冕。”(《华阳国志·南中志》)这说明在汉代朱提少数民族就具有较高文化;汉代涌现了孟琰、孟获(二人官至将军、御史中丞)，魏晋有霍彪(一门四刺史)、孟孝琚碑(海内第一碑)以及大量的墓葬(梁堆)体现出的文化元素，表明朱提文化在汉代及西晋是形成及发展鼎盛期。只是因为东晋末年的连年征战、兼并豪夺，使“朱提腹地，荡然兵荒”(《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文化开始衰退。

任何文化都可能衰退，但不可能中断。朱提文化在隋唐时代，则由“乌蛮文化”所传承，宋代以后，体现的是乌蒙文化，而到现在的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可以说都是对朱提文化的传承，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发展轨迹。

参考资料：

1.常璩《华阳国志》

2.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

3.《昭通地区志》

4.《鲁甸县志》

5.李正清《昭通回族文化史》

6.张希鲁《西楼文选》

来源：昭通市地方志办公室副调研员 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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