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榮（昌）隆（昌），自古山水相連，地域相近，人文互動。單說地域方面：在明隆慶年間，隆昌置縣時，就從榮昌析出四裡歸隆昌，今隆昌市于明朝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由富順、榮昌、泸州三州縣析地而置。
隆昌石牌坊
隆昌城
地域相近
據新編《隆昌縣志》記載：“明朝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設隆橋驿（今隆昌市古湖街道中心街區域），隸屬榮州（今重慶市榮昌區）。”“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川省巡撫譚倫以驿界泸州、榮昌、富順縣諸境地裡遼廣，山澗險阻，曆為盜賊潛匿蹤迹，奏請割三州縣交錯地在隆橋驿置隆昌縣，于夏曆十二月壬辰初獲準。明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析泸州2裡、榮昌4裡、富順14裡，共計20裡（100戶人口為1裡）置隆昌縣，縣治隆橋驿。”根據以上史料可以确定，今天的隆昌市隆橋驿古時應為榮昌析地。根據史料，從今隆昌市界市鎮潮水村至普潤鎮清灘村以東及至金鵝街道、古湖街道東面部分區域和周興、石碾、漁箭（當時為漁溪場）、李市等4個鎮全部區域及石燕橋鎮油房片區部分區域古時為榮昌4裡析地。在榮昌4裡析地中，還包括榮隆場屬隆昌市的一個鄉。民國時期至隆昌解放初期，榮隆場地跨兩縣界，屬隆昌部分為隆屬鄉，屬榮昌縣部分為榮屬鄉。1953年10月，榮昌縣将所轄天華鄉對換隆昌縣所轄隆屬鄉。據新編《隆昌縣志》記載：“界市鎮曆來為榮昌、隆昌共管，場上立有界石為記……民國十六年（1927年），成立界市鄉，由榮昌縣、隆昌縣分管。1951年10月，劃歸隆昌縣管轄，并成立界市鎮。”
榮昌萬靈古鎮
榮昌城
山水相連
據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隆昌縣鄉土志》東鄉鄉土志“古迹”中記載：“普潤寺場東北裡許有清灘鎮，明時隸榮昌，隆慶初分設隆邑，本系大鎮場，市縱橫十餘裡，官設二員。”由此可見，今普潤鎮清灘村及以東應為榮昌析地。據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編修的《隆昌縣鄉土志》東鄉鄉土志記載：“普潤寺場西有張富三，今更名張佛山，以張富三施宅為庵，故有是名。”據《隆昌縣文史資料》第22輯“普潤曆史文化考”記載，普潤鎮張佛寺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間。此寺為本地大戶張富三出巨資修建。張富三為界市小地名八石糧張氏家族入川一世叔祖。八石糧張氏先祖在元朝時居住于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元末，張富二、張富三居湖北麻城府孝感鄉張家河口，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張富三因智勇雙全，跟随湯和将軍入川征戰後留守重慶。張富二和妻子劉氏率子漢臣、漢興、漢武、漢昭随張富三入川，定居在榮昌千秋裡（即今隆昌界市鎮潮水村）農耕置業。之後，張富三辭官自重慶移居隆昌普潤，置田産，買山林，錢财豐厚。張富三樂于善事，濟困扶危、出巨資建廟，始稱“張富三廟”；其購買山林亦稱“張富山”，普潤最高點。後人簡稱其廟為“張佛寺”，其山林為“張佛山”，并成為地名，今張佛村名源于此。
産業相近
麻布和土陶是隆昌和榮昌人最愛的産業，可以說是同根同脈，一條根幹上分出的2條枝叉，各有千秋。
榮昌陶
隆昌陶
隆昌迎接
隆昌産大酒缸
再說“榮昌豬”，其品種的純正性也是二地共同培育出的一個品種而已。
民國廿六年（1937年）以前，亦稱“隆昌豬”。民國三年（1934年）《四川農業》川軍二十一軍司令部的《施政績編·建設類》記載“四川隆昌、榮昌兩縣豬種，向即蜚聲全川”。民國廿六年（1937年）四川家畜保育所建立“榮隆實驗區”負責指導榮昌、隆昌良種白豬的繁殖推廣，初步定名為“榮昌白豬”。民國廿八年（1939年）由趙廉芳，許振英，程紹迥，熊大仕，羅清生，張天翼，陳之長，李效民等畜牧學界知名人士參加的“四川省榮、隆、内、資、資、簡六縣家畜保育促進會”上，正式命名“榮昌豬”。從此以後，國内外專家、學者著文均稱榮昌豬，現在國内、國際統稱榮昌豬。但是，榮昌豬的原産地問題，在榮昌，隆昌兩縣縣志中，都無可靠的文字記載。民國以來，國内畜牧學界，衆說紛纭，實為曆史疑案。一是以本世紀三十年代榮、隆、内、資、資、簡六縣家畜保育促進會總幹事許振英教授為主的，認為榮昌豬原産于榮昌及隆昌東部（見于1984年東北農學院編印《許振英教授編著選集》中《養豬研究總報告》第10頁）。一是以同年代四川家畜保育所榮隆實驗區主任餘德仁先生為主的，認為榮、隆地區人口多屬湖南、湖北麻城、孝感一帶移民，“榮昌豬”是移民帶來（見于1939年《四川建設周訊》第七卷《榮隆白豬之探讨》）。“榮昌豬”由移民帶來說法，是餘氏按榮隆兩地人民祖籍由來而推理臆斷“榮隆兩地白豬之祖先，必系發源湖南白豬也”。據查清初移民，是清政府下令“招民”，時間是在公元1649年。清《世祖實錄》卷五記載，清順治六年（即1649年）“著戶部都察院傳谕各府按轉行道府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别籍，必廣加招來，編入保甲，安居樂業.....。經查閱榮昌由湖北、湖南遷移來川的肖、郭、謝等姓族譜;肖姓族譜記于康熙四年(1865年)來川，郭姓族譜載子康照卅六年(197年)遷來，謝姓族請數于能照十六年(1677年)遷榮。并訪縣中大族敖、喻、楊、彭羅、湯等姓族，都稱其祖輩來榮定居均無帶有畜牧和白豬的 記載。又查清代移民，都在康、雍、乾、嘉時期，以康熙朝最多，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創修《榮昌縣志》時間相距不遠，如帶有白豬來榮，志上定能記載較詳，正如志書上記載“麻粘谷來于雲南”。而不會在“白家”下文去引用 《後漢書，浮緻彭寵書》，“昔遼東有系，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退”。也決不會在以後雍、乾、嘉、道、鹹、同各代修纂《榮昌縣志》時，仍繼續引用朱浮書，僅在光緒十年(1884年)《榮昌縣志》在“白豕”朱浮書後，再提出“邑之白豕或河東豕類欤”的疑惑。且在康熙縣志中，僅“白豕”一類，并無其它毛色豬種，說明白豬已是全縣唯一品種，榮昌移民，始于康熙年間，距創修榮昌志書并不久遠，移民帶少量豬種，要在短短二十二年，更換原有豬種，普及新來品種，在當今社會尚不可能，何況是在清代社會。又據《中國豬種》介紹，我國南方白豬(包括兩湖，兩廣一帶白豬)，都不似榮、隆白豬全身白，頭、尾有小塊黑班。湖廣白豬，實為花豬，都是體軀有大塊黑花，或頭、尾全黑，或身軀不規則大塊黑班，榮、隆 白豬較各地白豬頸短，頭齊，前後體軀均稱，與湖廣一帶種豬，體形外貌，差別明顯，故榮、隆白豬由移民帶來之說，既無文字依據，又無口碑可證，應不能成立。
以上這些事實說明，榮昌和隆昌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傳統友誼和人文交流情誼。今天還要着重翻一翻榮昌和隆昌曆史上發生的一樁轟動兩地、驚動明朝廷、極其凄美的故事
烈女敖粵生的凄美故事
雲頂寨郭氏，蘆田鋪莊園對面筆架山上，原有一座高大壯巍的雙棺墳墓，連拜台墳邊，占|地約三米，人們過此，即會指點相告：“這是烈女墓”。
墓前石柱旗杆二，石獅對峙，長形石供桌前設，石凳石榻旁置；石碑二十餘塊，分布墳之兩側，如雁翅斜列，均當時之貴人名士，推崇褒揚烈女的詩、詞、文、賦、歌、序、論、贊等，揚揚灑灑、數千萬言。而挨墳左列首塊，為四川總督請旌表烈女的原疏；挨墳右列首塊，為禮部議旌贈烈女的院批奏折。
墳正中一塊，高于其它，重檐滴水，莊肅嚴威，龍翔鳳翥，四周雕繞，頂端圭形匾内刻聖旨二字，下為主碑，上首刻“賜旌表”，中刻雙行，一為“郭氏聘妻貞烈女敖氏诰贈宜人之墓。”
一為：“诰贈奉政大夫郭君祖之墓。”下首刻“大清光緒五年臘月吉旦立。”
這是一座用生命換來的墳墓，在當時也應是難能而讓人惋歎的。惜乎今墓已不存，僅留下一個非常凄美的故事。
敖烈女，名粵生，為郭族十九世祖的聘妻，通奉敖式甥長女。幼慧敏好文，通《内則》，喜讀《烈女傳》等書，性孝友，明大義，精明幹練，為父母深愛。
敖氏為榮昌世族，自明清以來，每科必有人中，是以宦味濃重。粵生父祖官于廣東，因其生于粵，故名粵生。
粵生與祖，自幼訂婚。光緒五年四月十五日，卒年十八，忽病死蘆田鋪家中。兇訃至榮昌，式甥夫婦知粵生素慕烈女節婦，恐出意外，匿書椟中，不使見。粵生偶啟椟得書，痛哭不食三日，父母與家人百勸不解。其告女伴說：“過日你看一件稀奇事。”因防嚴，不得死。于是佯裝歡笑，飲食如常。防稍弛，竟私竊鴉片和酒吞下，死時隻十六歲，離祖死隻隔三天。
封建時代，出一烈女節婦，會帶米生家、全族、至縣、全省光榮。地方官可自诩為他的教化所緻，上司查屬員，此亦為優等考評的一種，随之得到嘉獎與升遷。是以出了烈女，“宗族鄉黨言于官，事上大府，請旌如制。”（錄自郭氏家譜卷四之四，榮昌庶吉士敖冊賢撰文）于是督撫往吊，全省文武下祭。
烈女之名，舉國皆知；烈女之節，舉國皆贊。敖氏的光榮，不言而喻。郭姓得訃，驚喜悲歎，時祖尚未下葬，于是停柩等待，同穴安埋。即擇吉日，用迎親禮，備輿車往迎敖女。先請原媒，于前三日過禮納币，敖氏亦回盤，發妝奁，雙方依生人嫁娶辦理。
由于敖粵生系自盡殉夫，成了烈女，這種驚喜的氣氛，沖談了郭氏喪子的悲痛，轉而忙于新房的布置，靈柩的安排，親友的吊賀，茔墓的修整，牌坊位置的勘定，行禮的程式，接待官員的人選，弄得全家全族忙碌不堪，無暇哀痛。當時是郭氏極盛時代，出了這件“盛事”，自然鋪張盡緻，以迎如雲冠蓋，聊慰死者，而壯觀瞻。
妝奁送來，即安置在新房之内。次日，隆昌縣令陪大媒披紅，押彩轎迎親，笙蕭鼓樂前導，全輻執事及郭族曆代官階高腳牌後随，至敖家，住一宿。次日黎明，烈女神主辭宗祠，其父捧女神主安置采轎内之幾上，下轎簾，真如新婦坐其中，轎後紅氈覆棺，彩花上飾，二十四人衣青衣，斜挂紅绫帶，分班拾朱紅杉棺，由榮昌吳家鋪，逶迄至隆昌蘆田鋪。榮昌縣令陪粵生叔祖父、翰林院庶吉士敖冊賢親送。而榮昌縣令的全輻執事，旗、鑼、傘、蓋及敖氏曆代士大夫的官階高腳牌及樂隊殿後，列隊長達十餘裡。沿途路祭不絕，鞭炮之聲不斷，熱鬧空前，人所未見。靈轎至半路，有小童數人，沖轎哄看新人，競有孩子高喊：“新姑娘的腳好小哦！”于是争相傳述說：“烈女神靈真的吉期來成禮了。”而轎夫們則說：“雖隻是擡的一個木牌牌，恒确同人坐一般重。”這樣兩相印證，成了神乎其神的事實。其實靈轎是彩轎，小孩是想當然耳，而轎夫則是表功希賞，但傳入雙方父母耳中，也成了一種慰藉。
當時人們以“死節”重于泰山，對死節者不誠心尊敬，則“名教罪人”，故所經地方官吏必竭誠祭拜，以重倫常。
人也羨慕其死，認為“死得值”、“死得好”、“死得有志氣”、“死得光榮”。而死者本人也認為這是美好的死，可以流傳千古不粥。
當日彩轎到門，由郭祖的叔父，抱祖的靈位站于神堂桌下側之左，嬸母由轎内捧出粵生靈位立神桌下側右，司儀二，分立神桌兩旁，端靜肅穆，讓二靈位行夫婦交拜禮，繼行廟見禮，讀廟見文，讀告辭，向祖先禀告殉節及迎喪成禮的經過。
後将靈柩擡入置郭祖棺木之右，雙靈牌供于柩前靈桌上。弟妹子至輩依次行叩賀禮。禮成，退換喪服，匍匐靈前，讀哀章，緻悼詞，禮完退下。傭人重拾孝堂，格外輝煌闊綽，除長輩外，發普孝。開吊日，督、撫、州、縣親臨下祭，佐、卒、吏、胥指揮彈壓，防滋擾與喧嘩。鄉黨鄰裡，瞻仰羨歎，文人詞客，感悼成章。因為這種婚娶太特殊，直到今天，仍有老人娓娓而談。
因等待聖旨，修造茔穴，停喪于家半年，始就窀穸，完成數粵生“同穴”之願。敖氏痛女之死，将全部裝奁随靈送往蘆莊。出殡日，郭氏由新房全部搬出，依次擺設于墳台下空地的紙房内，無論箱籠椅細軟绫羅，加上祖夙用之物，與紙紮的人馬、轎夫、丫仆婦等，并紙錢、金、銀錠等，堆積如山，均一火同焚，您其享用于地下。據雲，曾連燒三日三夜，餘火尚未熄滅。
雖說“死節”光榮，但生離生别，人情不堪，雙方父母的悲痛，自不待言，而烈女的祖父是以得病。郭光灏感烈女之貞，複為三子祖槐求婚于敖氏，敖式甥亦因長女故，以次女許祖槐，并議決以祖槐長子為祖之嗣。後祖槐長子成嗣祖。曾有子士誠，女士芸、士荃。烈女墳諸石碑雕刻精美、文字暢麗，中有烈女叔祖敖冊賢撰《貞烈敖氏》文一篇，江維鬥《貞烈女敖氏》詩一首，易樊頌《貞烈女》詩，彭達訓頌《貞烈女》詩、王宗陸頌《貞烈女》詩、王宮午頌《貞烈女》詩，所有詩皆為推重褒揚而寫，但詩體無絕句與律詩，純系古風，由六句一首，至八十句一首，均反複翻理，用理與禮結合貞烈，定義為應死，死得光榮，死得其所，辭茂字新，斐然感人，成了美哉乎死！
烈女奉旨旌表立坊建碑，墳茔煌煌，位祖宅前。而坊則建于隆昌縣城北道光坪之外，不知何年已拆除無存。相信當時以烈女之節、郭氏之富、喪儀墳茔既闊極一時，牌坊自應精美絕倫的，但已無痕迹可考。
1987年4月，敖烈女墳被盜，盜墓物無人清理，也無從知時曉。不過當年敖氏在悲痛之餘，殉葬的物品必是珍貴而多的。
目前墳堆已被開挖成土，石碑不知去向，石旗杆一支殘損倒地，一支幾立，石桌石凳成亂石一堆，唯鄉人尚存記憶，常指歎道：“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烈女墓’。”（本文參照隆昌文史資料及隆昌才女張隐秋先生有關資料而寫特此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