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荣（昌）隆（昌），自古山水相连，地域相近，人文互动。单说地域方面：在明隆庆年间，隆昌置县时，就从荣昌析出四里归隆昌，今隆昌市于明朝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由富顺、荣昌、泸州三州县析地而置。
隆昌石牌坊
隆昌城
地域相近
据新编《隆昌县志》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设隆桥驿（今隆昌市古湖街道中心街区域），隶属荣州（今重庆市荣昌区）。”“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川省巡抚谭伦以驿界泸州、荣昌、富顺县诸境地里辽广，山涧险阻，历为盗贼潜匿踪迹，奏请割三州县交错地在隆桥驿置隆昌县，于夏历十二月壬辰初获准。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析泸州2里、荣昌4里、富顺14里，共计20里（100户人口为1里）置隆昌县，县治隆桥驿。”根据以上史料可以确定，今天的隆昌市隆桥驿古时应为荣昌析地。根据史料，从今隆昌市界市镇潮水村至普润镇清滩村以东及至金鹅街道、古湖街道东面部分区域和周兴、石碾、渔箭（当时为渔溪场）、李市等4个镇全部区域及石燕桥镇油房片区部分区域古时为荣昌4里析地。在荣昌4里析地中，还包括荣隆场属隆昌市的一个乡。民国时期至隆昌解放初期，荣隆场地跨两县界，属隆昌部分为隆属乡，属荣昌县部分为荣属乡。1953年10月，荣昌县将所辖天华乡对换隆昌县所辖隆属乡。据新编《隆昌县志》记载：“界市镇历来为荣昌、隆昌共管，场上立有界石为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立界市乡，由荣昌县、隆昌县分管。1951年10月，划归隆昌县管辖，并成立界市镇。”
荣昌万灵古镇
荣昌城
山水相连
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隆昌县乡土志》东乡乡土志“古迹”中记载：“普润寺场东北里许有清滩镇，明时隶荣昌，隆庆初分设隆邑，本系大镇场，市纵横十余里，官设二员。”由此可见，今普润镇清滩村及以东应为荣昌析地。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编修的《隆昌县乡土志》东乡乡土志记载：“普润寺场西有张富三，今更名张佛山，以张富三施宅为庵，故有是名。”据《隆昌县文史资料》第22辑“普润历史文化考”记载，普润镇张佛寺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此寺为本地大户张富三出巨资修建。张富三为界市小地名八石粮张氏家族入川一世叔祖。八石粮张氏先祖在元朝时居住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元末，张富二、张富三居湖北麻城府孝感乡张家河口，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张富三因智勇双全，跟随汤和将军入川征战后留守重庆。张富二和妻子刘氏率子汉臣、汉兴、汉武、汉昭随张富三入川，定居在荣昌千秋里（即今隆昌界市镇潮水村）农耕置业。之后，张富三辞官自重庆移居隆昌普润，置田产，买山林，钱财丰厚。张富三乐于善事，济困扶危、出巨资建庙，始称“张富三庙”；其购买山林亦称“张富山”，普润最高点。后人简称其庙为“张佛寺”，其山林为“张佛山”，并成为地名，今张佛村名源于此。
产业相近
麻布和土陶是隆昌和荣昌人最爱的产业，可以说是同根同脉，一条根干上分出的2条枝叉，各有千秋。
荣昌陶
隆昌陶
隆昌迎接
隆昌产大酒缸
再说“荣昌猪”，其品种的纯正性也是二地共同培育出的一个品种而已。
民国廿六年（1937年）以前，亦称“隆昌猪”。民国三年（1934年）《四川农业》川军二十一军司令部的《施政绩编·建设类》记载“四川隆昌、荣昌两县猪种，向即蜚声全川”。民国廿六年（1937年）四川家畜保育所建立“荣隆实验区”负责指导荣昌、隆昌良种白猪的繁殖推广，初步定名为“荣昌白猪”。民国廿八年（1939年）由赵廉芳，许振英，程绍迥，熊大仕，罗清生，张天翼，陈之长，李效民等畜牧学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四川省荣、隆、内、资、资、简六县家畜保育促进会”上，正式命名“荣昌猪”。从此以后，国内外专家、学者著文均称荣昌猪，现在国内、国际统称荣昌猪。但是，荣昌猪的原产地问题，在荣昌，隆昌两县县志中，都无可靠的文字记载。民国以来，国内畜牧学界，众说纷纭，实为历史疑案。一是以本世纪三十年代荣、隆、内、资、资、简六县家畜保育促进会总干事许振英教授为主的，认为荣昌猪原产于荣昌及隆昌东部（见于1984年东北农学院编印《许振英教授编著选集》中《养猪研究总报告》第10页）。一是以同年代四川家畜保育所荣隆实验区主任余德仁先生为主的，认为荣、隆地区人口多属湖南、湖北麻城、孝感一带移民，“荣昌猪”是移民带来（见于1939年《四川建设周讯》第七卷《荣隆白猪之探讨》）。“荣昌猪”由移民带来说法，是余氏按荣隆两地人民祖籍由来而推理臆断“荣隆两地白猪之祖先，必系发源湖南白猪也”。据查清初移民，是清政府下令“招民”，时间是在公元1649年。清《世祖实录》卷五记载，清顺治六年（即1649年）“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府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来，编入保甲，安居乐业.....。经查阅荣昌由湖北、湖南迁移来川的肖、郭、谢等姓族谱;肖姓族谱记于康熙四年(1865年)来川，郭姓族谱载子康照卅六年(197年)迁来，谢姓族请数于能照十六年(1677年)迁荣。并访县中大族敖、喻、杨、彭罗、汤等姓族，都称其祖辈来荣定居均无带有畜牧和白猪的 记载。又查清代移民，都在康、雍、乾、嘉时期，以康熙朝最多，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创修《荣昌县志》时间相距不远，如带有白猪来荣，志上定能记载较详，正如志书上记载“麻粘谷来于云南”。而不会在“白家”下文去引用 《后汉书，浮致彭宠书》，“昔辽东有系，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退”。也决不会在以后雍、乾、嘉、道、咸、同各代修纂《荣昌县志》时，仍继续引用朱浮书，仅在光绪十年(1884年)《荣昌县志》在“白豕”朱浮书后，再提出“邑之白豕或河东豕类欤”的疑惑。且在康熙县志中，仅“白豕”一类，并无其它毛色猪种，说明白猪已是全县唯一品种，荣昌移民，始于康熙年间，距创修荣昌志书并不久远，移民带少量猪种，要在短短二十二年，更换原有猪种，普及新来品种，在当今社会尚不可能，何况是在清代社会。又据《中国猪种》介绍，我国南方白猪(包括两湖，两广一带白猪)，都不似荣、隆白猪全身白，头、尾有小块黑班。湖广白猪，实为花猪，都是体躯有大块黑花，或头、尾全黑，或身躯不规则大块黑班，荣、隆 白猪较各地白猪颈短，头齐，前后体躯均称，与湖广一带种猪，体形外貌，区别明显，故荣、隆白猪由移民带来之说，既无文字依据，又无口碑可证，应不能成立。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荣昌和隆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友谊和人文交流情谊。今天还要着重翻一翻荣昌和隆昌历史上发生的一桩轰动两地、惊动明朝廷、极其凄美的故事
烈女敖粤生的凄美故事
云顶寨郭氏，芦田铺庄园对面笔架山上，原有一座高大壮巍的双棺坟墓，连拜台坟边，占|地约三米，人们过此，即会指点相告：“这是烈女墓”。
墓前石柱旗杆二，石狮对峙，长形石供桌前设，石凳石榻旁置；石碑二十余块，分布坟之两侧，如雁翅斜列，均当时之贵人名士，推崇褒扬烈女的诗、词、文、赋、歌、序、论、赞等，扬扬洒洒、数千万言。而挨坟左列首块，为四川总督请旌表烈女的原疏；挨坟右列首块，为礼部议旌赠烈女的院批奏折。
坟正中一块，高于其它，重檐滴水，庄肃严威，龙翔凤翥，四周雕绕，顶端圭形匾内刻圣旨二字，下为主碑，上首刻“赐旌表”，中刻双行，一为“郭氏聘妻贞烈女敖氏诰赠宜人之墓。”
一为：“诰赠奉政大夫郭君祖之墓。”下首刻“大清光绪五年腊月吉旦立。”
这是一座用生命换来的坟墓，在当时也应是难能而让人惋叹的。惜乎今墓已不存，仅留下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
敖烈女，名粤生，为郭族十九世祖的聘妻，通奉敖式甥长女。幼慧敏好文，通《内则》，喜读《烈女传》等书，性孝友，明大义，精明干练，为父母深爱。
敖氏为荣昌世族，自明清以来，每科必有人中，因此宦味浓重。粤生父祖官于广东，因其生于粤，故名粤生。
粤生与祖，自幼订婚。光绪五年四月十五日，卒年十八，忽病死芦田铺家中。凶讣至荣昌，式甥夫妇知粤生素慕烈女节妇，恐出意外，匿书椟中，不使见。粤生偶启椟得书，痛哭不食三日，父母与家人百劝不解。其告女伴说：“过日你看一件稀奇事。”因防严，不得死。于是佯装欢笑，饮食如常。防稍弛，竟私窃鸦片和酒吞下，死时只十六岁，离祖死只隔三天。
封建时代，出一烈女节妇，会带米生家、全族、至县、全省光荣。地方官可自诩为他的教化所致，上司查属员，此亦为优等考评的一种，随之得到嘉奖与升迁。因此出了烈女，“宗族乡党言于官，事上大府，请旌如制。”（录自郭氏家谱卷四之四，荣昌庶吉士敖册贤撰文）于是督抚往吊，全省文武下祭。
烈女之名，举国皆知；烈女之节，举国皆赞。敖氏的光荣，不言而喻。郭姓得讣，惊喜悲叹，时祖尚未下葬，于是停柩等待，同穴安埋。即择吉日，用迎亲礼，备舆车往迎敖女。先请原媒，于前三日过礼纳币，敖氏亦回盘，发妆奁，双方依生人嫁娶办理。
由于敖粤生系自尽殉夫，成了烈女，这种惊喜的气氛，冲谈了郭氏丧子的悲痛，转而忙于新房的布置，灵柩的安排，亲友的吊贺，茔墓的修整，牌坊位置的勘定，行礼的程序，接待官员的人选，弄得全家全族忙碌不堪，无暇哀痛。当时是郭氏极盛时代，出了这件“盛事”，自然铺张尽致，以迎如云冠盖，聊慰死者，而壮观瞻。
妆奁送来，即安置在新房之内。次日，隆昌县令陪大媒披红，押彩轿迎亲，笙萧鼓乐前导，全辐执事及郭族历代官阶高脚牌后随，至敖家，住一宿。次日黎明，烈女神主辞宗祠，其父捧女神主安置采轿内之几上，下轿帘，真如新妇坐其中，轿后红毡覆棺，彩花上饰，二十四人衣青衣，斜挂红绫带，分班拾朱红杉棺，由荣昌吴家铺，逶迄至隆昌芦田铺。荣昌县令陪粤生叔祖父、翰林院庶吉士敖册贤亲送。而荣昌县令的全辐执事，旗、锣、伞、盖及敖氏历代士大夫的官阶高脚牌及乐队殿后，列队长达十余里。沿途路祭不绝，鞭炮之声不断，热闹空前，人所未见。灵轿至半路，有小童数人，冲轿哄看新人，竞有孩子高喊：“新姑娘的脚好小哦！”于是争相传述说：“烈女神灵真的吉期来成礼了。”而轿夫们则说：“虽只是抬的一个木牌牌，恒确同人坐一般重。”这样两相印证，成了神乎其神的事实。其实灵轿是彩轿，小孩是想当然耳，而轿夫则是表功希赏，但传入双方父母耳中，也成了一种慰藉。
当时人们以“死节”重于泰山，对死节者不诚心尊敬，则“名教罪人”，故所经地方官吏必竭诚祭拜，以重伦常。
人也羡慕其死，认为“死得值”、“死得好”、“死得有志气”、“死得光荣”。而死者本人也认为这是美好的死，可以流传千古不粥。
当日彩轿到门，由郭祖的叔父，抱祖的灵位站于神堂桌下侧之左，婶母由轿内捧出粤生灵位立神桌下侧右，司仪二，分立神桌两旁，端静肃穆，让二灵位行夫妇交拜礼，继行庙见礼，读庙见文，读告辞，向祖先禀告殉节及迎丧成礼的经过。
后将灵柩抬入置郭祖棺木之右，双灵牌供于柩前灵桌上。弟妹子至辈依次行叩贺礼。礼成，退换丧服，匍匐灵前，读哀章，致悼词，礼完退下。佣人重拾孝堂，格外辉煌阔绰，除长辈外，发普孝。开吊日，督、抚、州、县亲临下祭，佐、卒、吏、胥指挥弹压，防滋扰与喧哗。乡党邻里，瞻仰羡叹，文人词客，感悼成章。因为这种婚娶太特殊，直到今天，仍有老人娓娓而谈。
因等待圣旨，修造茔穴，停丧于家半年，始就窀穸，完成数粤生“同穴”之愿。敖氏痛女之死，将全部装奁随灵送往芦庄。出殡日，郭氏由新房全部搬出，依次摆设于坟台下空地的纸房内，无论箱笼椅细软绫罗，加上祖夙用之物，与纸扎的人马、轿夫、丫仆妇等，并纸钱、金、银锭等，堆积如山，均一火同焚，您其享用于地下。据云，曾连烧三日三夜，余火尚未熄灭。
虽说“死节”光荣，但生离生别，人情不堪，双方父母的悲痛，自不待言，而烈女的祖父因此得病。郭光灏感烈女之贞，复为三子祖槐求婚于敖氏，敖式甥亦因长女故，以次女许祖槐，并议决以祖槐长子为祖之嗣。后祖槐长子成嗣祖。曾有子士诚，女士芸、士荃。烈女坟诸石碑雕刻精美、文字畅丽，中有烈女叔祖敖册贤撰《贞烈敖氏》文一篇，江维斗《贞烈女敖氏》诗一首，易樊颂《贞烈女》诗，彭达训颂《贞烈女》诗、王宗陆颂《贞烈女》诗、王宫午颂《贞烈女》诗，所有诗皆为推重褒扬而写，但诗体无绝句与律诗，纯系古风，由六句一首，至八十句一首，均反复翻理，用理与礼结合贞烈，定义为应死，死得光荣，死得其所，辞茂字新，斐然感人，成了美哉乎死！
烈女奉旨旌表立坊建碑，坟茔煌煌，位祖宅前。而坊则建于隆昌县城北道光坪之外，不知何年已拆除无存。相信当时以烈女之节、郭氏之富、丧仪坟茔既阔极一时，牌坊自应精美绝伦的，但已无痕迹可考。
1987年4月，敖烈女坟被盗，盗墓物无人清理，也无从知时晓。不过当年敖氏在悲痛之余，殉葬的物品必是珍贵而多的。
目前坟堆已被开挖成土，石碑不知去向，石旗杆一支残损倒地，一支几立，石桌石凳成乱石一堆，唯乡人尚存记忆，常指叹道：“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烈女墓’。”（本文参照隆昌文史资料及隆昌才女张隐秋先生有关资料而写特此致谢|）